父亲节的思念（一）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的长辈、我的亲人离我而去已经几十年了，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魂牵梦绕在我的脑海。在众人看来他们的人生是及其平凡的凡人，在我看来他们的人生的平凡多少都带有一丝不平凡的苦涩、无奈和曲折。这就是所谓的人生，不过时代不同，其苦涩、无奈和曲折也有所不同。古代星相学家曾经说过，地上每一个人对应天上每一颗星。帝王将相是天上的重要星宿，占据上天的主要位置，星大如斗。将星陨落，光芒四射，掷地有声甚至引起山崩地裂。老百姓则凡星也，其陨落在银河系只是微光一闪，转眼即逝，但也为璀璨的夜空贡献了他美丽的一刻。物质不灭，灵魂永存。当他们燃尽最后的能量，放出最后的辉煌时，他们将以另一种形态在浩瀚的宇宙中与我们同在。天文学家正在关注着并惊叹他们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暗物质”吗？
父亲节又要到了，尽管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的父亲不是什么高官显贵，就是一个普通的，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技术干部。
以前我对于父亲是了解不多，这主要是我父亲解放以后工作异常繁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无暇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更没有时间和我们后辈交流。1971年，父亲在江西卫生部干校心脏病复发被送回北京阜外医院治疗，我向我所在的部队领导请了3天假去到医院探望我的父亲。
时隔3年再次见到父亲发现他面目憔悴，刚过60的人已经有了不少老年斑。严重的心脏病使他已经离不开输氧管了，但是父亲见到我还是很高兴。知道我只有3天假时露出了一丝沮丧的神情，但是很快就消失了。他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这是我们父子见面的最后时刻，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好不了的，即使他的病情有缓，他还会押回干校的，不可能再有机会到北京治疗的（这次犯病正好赶上卫生部欧阳副部长检查干校工作，他是父亲的老相识并点名让父亲回京治疗的）。
大夫不让父亲过多的说话，规定每天说话不容许超过2小时（上午、下午各一小时），父亲开始和我讲述他的过去和他的经历的一些事情，他是想让我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是想让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对于我有所借鉴或许是想证明什么，这我至今没有搞明白。时隔40年了，他所讲述时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不过再过若干年我会不会老年痴呆再也不记得这些事了呢？那就天知道了。还是趁着现在写一写吧。
一、父亲的童年
我父亲是1911年生于河北省沧县一个农民的家庭。沧县位于河北省东部靠近渤海，由于海水的影响，此地大片土地都是盐碱地，芦苇茂盛，不适于农作物生长，属于穷乡僻壤不毛之地，过去历朝历代朝廷的重犯往往发配于此。
据爷爷讲，我们的祖上是发配还是逃难于此不得而知，但是到了他的爷爷这一代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家有薄田上百亩，靠收租度日。但是祖上一些不肖子孙学会了抽大烟，转眼间家产败光了，若大的一个家族四分五裂。
到了我爷爷这一代必须重新创业了，否则无法生存。从小娇生惯养的爷爷再让他务农，这是难以想象的，爷爷找到了给当地教堂做饭的工作，毕竟是在大户人家出来的，穿过、见过、吃过，做厨师无师自通（难怪我的厨艺也不错，只要是在饭馆吃过的菜，回来就能学个八九不离十）。
父亲4岁失去了母亲，爷爷续弦后的继母对前房遗留下来的子女非常不好，父亲和他的姐姐相依为命。不管怎么说父亲毕竟是家中长子，爷爷也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在家境不宽裕的情况下还是把我父亲送到小学、中学去学习。
一九二八年，我父亲到县城一家诊所做助手工作，父亲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有了医学知识就可以为穷苦人家解决病痛。这是一家西医诊所（爷爷在教堂做饭，托洋人牟取的差事）。在这里父亲开始学习了西方医学知识和英文。
由于父亲勤奋好学，短短的3年时间在诊所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他求知欲望了，1931年父亲到上海雷式德医学院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一家英国教会在华开办的医学研究机构，该医学研究机构包括营养、生化、药理及毒理、工业卫生细菌及病毒、疫苗及血清、组织病理、医学昆虫、内科、外科、X光室、化验室等。此外，该学院还设有图书馆、动物试验室。教职员工近100人。
在该学院先后从事科研工作的有国内外著名的生理学家伊伯恩（B。E。READ）、蔡翘、沈霁春，营养学家候祥川，病毒学家汤非凡，细菌与免疫学家、寄生虫病学家李元白、吴光，病理学家高祥麟，外科专家汤普生（GORDON THOMPSON）等。父亲在该医学研究机构主要是勤工俭学，继续学习有关西医的知识，课余时间协助研究人员做实验。据父亲讲，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成以后回到家乡开一个西医诊所。
二、参加革命
1937年上海爆发了淞沪抗日战争，父亲毅然终止自己的学业，离开了雷式德医学院并积极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父亲是来自上海雷式德医学院的青年学生，一开始就编到到国民党第4预备师3团任上尉军医。国民党第4预备师属于新编的抗日部队，军费不足，加上部队主官贪污成风，上边调拨的医疗物品几乎倒卖一空，士兵的伤病也无药可用。父亲认为国民党的部队不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在抗日战争中也不会打胜仗。2个月后，父亲离开了国民党的部队，投奔了新四军。
接待他的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同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解放后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沈其震同志对于父亲的到来非常高兴，安排父亲在军医处工作并代表军部负责新四军3支队的医疗卫生工作。
父亲在军医处履行了简单的手续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到了三支队，父亲来到3支队见到张云逸司令员，正好张司令下部队检查工作，父亲正好与他同行。三支队主要在安徽省歙县一带进行抗日活动，部队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可是部队的医疗卫生用品和国民党部队比起来是缺医少药的。
当时困扰部队主要医疗卫生问题是腹泻、疟疾和伤口感染问题，这些问题在西医看来都是药到病除的问题，可是在缺医少药的新四军将变成了一个大量非战斗减员的大问题。当时解决这些问题唯一办法就是服用中草药和使用民间的偏方，可是父亲一点中医也不懂，看着战士们一个个在病痛、死亡中挣扎，他心如刀绞。
11月底回到了军部，他马上向沈其震同志汇报了工作并提出鉴于三支队缺少药品的实际情况，想要改变伤病员医疗状况实在无能为力。如果医药问题不能解决，自己不如到一线部队参加抗战工作。沈其震同志没有马上答复，但是答应考虑考虑（可能他也有同感）。几天以后，沈其震同志对父亲讲，问题已经报告新四军上级主管领导，基本上同意了父亲的请求，考虑到父亲缺乏革命斗争经历，建议他先到延安抗大学习，然后返回新四军再分配工作。一听说到延安学习，父亲自然万分高兴。早在上海时他就听说革命圣地延安了，那是一个神奇、让人向往的地方。父亲欣然领命，马不停蹄地奔向延安。
三、延安抗大
1937年底，父亲到了延安，参加抗大4期学习并编入到3大队6队。在这里父亲第一次学习到马列主义、哲学等党内其他学习材料。过去在上海只是在进步书店偷偷摸摸的看过一些党的宣传资料，这次可以光明正大的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这些学习文件并可以和教员、同学一起讨论学习，这令他兴奋不已。
以此同时，他的思想觉悟、对党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一个月后，抗大成立卫生站，有关领导让父亲一边学习，一边临时负责卫生站的组建工作。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即将结束。一天，大队领导找父亲谈话，一开始询问了他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感受，然后又问到了抗大学习结束后的工作想法。
当时父亲认为这只是大队领导在学习完成后找学员的例行谈话并没有多想，也不想谈的太具体，随口答道：如果情况没有变的化，按照事先约定，想回新四军后听从组织安排。见此状况，大队领导笑了笑便说，情况有点变化，你需要留下在延安工作，新四军那边不要回去了。
一席话让父亲顿时感到意外，他没有思想准备留在陕北。多年以后父亲曾说过，当时他不愿意留在陕北主要是新四军的各方面条件比八路军强多了（新四军在叶挺的周旋下多少还能从国民党那搞点东西），就拿医疗卫生来说，新四军是缺医少药，八路军是缺医无药。
一时慌乱使得父亲有点语无伦次，竟然提出自己是否和新四军那边汇报一下。大队领导十分不悦，脸一沉便说，“陈毅同志现在就在延安开会，你是不是向他汇报一下？”此言一出，父亲知道回新四军是万难了，于是认真考虑了一下便说，留延安自己希望到一线部队参加战斗，如果组织上需要他留在后方他希望去延安鲁艺工作、学习，因为他懂五线谱，会乐器……大队领导见父亲如此不开窍也无兴趣在征求他的意见了，直接宣布组织决定，让父亲留校同时组建抗大医院并任院长……
父亲当时很不理解，既然组织已经决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征求个人意见呢？事已至此，父亲只好交出了新四军组织介绍信。大队领导见组织上给了父亲如此信任却没有看到他受宠若惊的表情已经有点不高兴了，看到介绍信似乎更加震怒了，于是严肃地质问道，你是党员为什么现在才交出组织关系，这是革命意志动摇的表现。
父亲说他原想把组织关系交给所在大队的学员队长，可是不久又到卫生站负责组建工作，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将组织关系交给卫生站协理员还是学员队……这种解释并没有说服大队领导，大队领导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脱党行为。鉴于父亲的情况，让父亲到抗大医院报道后由医院政委处理。
父亲当时很想不通，自己从新四军到延安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学习，从来没有脱离过组织，怎么有脱党行为呢？不过，看来事情是闹大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的接受组织审查。几个月后组织审查结束，从现在的观点看处理还是很严厉的，从新四军到延安学习这一段历史组织上虽然没有说脱党，但是是按脱党处理的，党龄从38年2月算起。（多年后，才知道37年和38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分段标志，当然了发的奖章、待遇都是有所区别的）。
四、抗大医院
父亲到抗大医院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医院的各个部门，这个工作先期到达工作岗位的政委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即招收了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有理想、有抱负、参加抗战的知识青年（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母亲）。
对这些参差不齐的知识青年进行医疗知识的培训，况且又是在缺少老师、教材的情况下进行，这令父亲十分忧虑。更让他不安的是这个新组建的医院缺医少药，他曾经多次找到后勤部门反映情况，后勤部门首长表示，目前医院的缺医少药状况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由于国民党的控制，日军的封锁，我们外购的物资根本运不进来，药品属于战争期间绝对控制物资，这些除了在战场缴获敌人的以外，没有其它来源。
后勤部门首长要求医院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父亲暗暗搓火，这将意味着抗大医院缺医少药的状况得自己解决。虽然父亲从后勤部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归，但是思想上是有了不少收获。回去和政委一商量，带了一个排的保卫部队开始到周边根据地巡回医疗。这样一方面救助伤员，一方面试图从前线搞一点缴获的药品。
到了前线父亲才知道，部队打了胜仗，在清理战场时确实发现不少敌人遗留的医疗用品，由于战士们看不懂外文，又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加上人手不够，这些医疗用品基本上都遗弃了。医院在八路军各个根据地巡回，驻军领导对抗大医院褒贬不一，战地医院解决了战斗伤员的救助问题，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负担。
敌后根据地的敌情瞬息万变，一但发生了敌情，部队要保护战地医院的撤退，如果再提出其它额外要求，就会使部队对战地医院欢迎度荡然无存。父亲和政委商量后开始以“服务换物资”即部队团以上的领导负伤一律由我父亲主刀（无论多忙），术后有专人护理（无论医护人员多少），痊愈后由父亲送别并向这些领导讲述医院困境要求他们打了胜仗后，将非战斗物资派人送到医院（因为战士分不清那些是医药物资）。父亲用这样的方法筹集到一部分医药物资，使抗大医院有了较大发展并受到校领导颁发的奖章和接见。
有一次陈赓同志负伤送到了抗大医院，父亲在上海时一家进步书店见过他一两次，并不熟悉。父亲一边查看他的伤口一边用上海话和他寒暄，然后告诉陈赓同志，伤势不重，子弹需要取出来，但是目前医院缺医少药（象陈赓这一级的高级将领做手术都没有麻药，做手术就是生剐活人肉，极其痛苦。）让他要忍住疼痛。
陈赓调侃道，拿刀子生割朋友肉，你也下得了手，怎么也得采取点措施。由于是他乡遇故知，父亲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动用了半支“特供中央领导”的麻药。术后父亲也没有忘记叮嘱要陈赓同志“要还那半支麻药呦”，陈赓同志在北方指挥作战一打胜仗，无论多远，交通不便，他都要派人把缴获的非战斗物资送到抗大医院。这些非战斗物资除了医药物资以外还包括缴获的柯达照相机（这可能是柯达最老的照相机了。见照片）、放大器、胶卷等等。此外陈赓同志还送给了父亲一把镀银的勃朗宁手枪，父亲一次也没有用过，50年代初，收缴武器，父亲恋恋不舍地交了上去。
1961年，陈赓在去上海的前夕到家里看望父亲，我看到一个身着便装矮胖的老头后面跟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拿着一筐东西从一辆吉姆轿车下来直奔我家。好奇心使我不顾一切地跑回了家中，我主要对筐里的东西感兴趣，那时正是“困难时期”。
透过客厅的门缝，我看到父母亲和客人正在谈笑风生，筐里装着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热带水果（荔枝、洋桃、菠萝）。不长时间，客人起身告辞。到门口时，我听到客人朗朗笑声并说道“老洪，你那半支麻药可值钱了，让我还了一辈子的帐。”
过了一段时间，报纸刊登了陈赓同志逝世的消息。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对母亲说，上次陈赓来我就发现他身体不好，有心肌梗死的前兆。特别是他对自己身体盲目乐观、满不在乎的态度，我几次要提醒他，你总是拦着不让说。母亲也很悲痛地说，陈赓已经不是在你医院治伤的那个旅长了，人家是军委的大首长了，人家有自己的保健医生，你这样口无遮拦的说三道四是不适宜的。父亲不以为然，保健医生敢说他吗？我敢。话说到这儿，双方都沉默了。父母都明白，故人已去，再讨论这个话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