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往事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四川、云南度过的，后来回到了故乡蓬莱。20岁时又从乡下来到我们这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一呆就是40年，如同那句有些温情的城市推介语，“爱在烟台，难以离开”！但是，这里所说的烟台，实际上是如今的“芝罘”，属于行政区划中烟台的中心地域。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中心”的边缘徘徊，却也因此有缘目睹了城乡结合部的沧桑，那些略显偏远的地方串起了我的浓浓的芝罘情怀。
一、珠玑与新桥
那一年，我来到烟台，那是1976年10月24日，“霜降”的第二天，天气已有凉意。我们四十多个人在蓬莱一个叫做“解宋营”的地方集结，然后被一辆叮铃咣当的班车拉到了“珠玑”与“新桥”之间的一个工厂。那个厂是生产20英寸小轮自行车的，如今已经倒闭，当时颇为红火。
工厂西边是“珠玑”村，东边是“新桥”村，我们实际上被一片田野包围着。其实，老烟台的城里人是不承认这一带的。民国时期，他们眼里的城区，东头到虹口，西边到西南河，南边是山，北面是海，就是中间一窄溜。后来城市发展了，老城居民的概念里，西边也就延伸到通伸塂，上了塂往西，你就是说破大天去，他们也认为是乡下，“珠玑”和“新桥”就这么在城乡结合部尴尬着。不过，当时“新桥”还叫“桥上”，不像后来那么好听。
虽然被城里人瞧不起，但工厂却雨后春笋般地不断蚕食着村庄，今天冒出一个，明天又建成一座。慢慢地，东边又有了钟表机械、二棉纺、制毯厂，西边也建起了二机床、拖配、拔丝厂……北面还窜出个肉联厂，如今大名鼎鼎的“喜旺”就在此地，只不过当时叫“烟台地区肉类联合加工厂”。
我们那拨人有知青、有接班顶替的，也有大队书记的儿子，各色人等。从蓬莱乡下来到烟台街，大家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没有一人分到不错的岗位。电工木工钳工自不必说，就连车磨刨铣也沾不上边，岗位都是酸洗、磷化、烤漆，冲压、磨光、电镀，还有就是焊车架子、烧锅炉……
上岗前，我们要学习一周，主要内容是批判“四人帮”，最后每人写一篇心得。我当时对“阶梯诗”迷得不得了，非常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买不到他的书，但买到了一本贺敬之1975年版的《放歌集》，时刻带着身边，不是假冒斯文，实是内心喜爱。写心得的时候，先在报纸上抄了一些批“四人帮”的内容，然后就在《放歌集》上找“金句”，搜肠刮肚搞出了一句“我的脸被电焊的弧光映得通红”。其实这样描写是不对的，电焊的弧光是蓝色的，而且电焊工都用面罩遮挡住了弧光，否则根本受不了。可当时大约受了“炉火”、“钢花”的影响，没有炼钢炉，就捅到了“电焊”上面。虽然不确，也有些花哨，没想到却得到了领导的认可，觉得文笔不错，于是从原来的方案中把我调出，安排当了电气焊维修工，说这个工种没有固定任务，松快些，可以帮助车间搞搞宣传。
很快半年就过去了，初夏的一个周末，师傅说，明天你去珠玑干点活。我愣了一下，觉得行吗？师傅1950年代初参加工作，是那种老派，在郑州焊过黄河大桥，对技术要求很严，一天到晚“呲”我。见我发愣，师傅说，你去吧！该出手了。我一听很高兴，师傅说的“出手”就是“出徒”，而我们满师需要三年。
早晨，阳光和煦，微风吹得小青杨的叶子哗哗作响，像小河流水。我心情不错，思绪有点起空，又觉得像大雨落在了树叶上。星期天，厂区很静，遐思中，旁边传来一句悦耳的女声，“张师傅，走吧！”原来是珠玑带路的女孩，她在厂里做临时工。但“张师傅”让我听得耳热，赶忙拿出一堆2.0和3.2的焊条，拖起电焊车，向西边走去。
珠玑新买了一台20马力的拖拉机，想做个棚遮风挡雨，请我师傅帮忙。而师傅那天要去钓“蛏子”，就打发我去了。角铁不难焊，但对照图纸把角铁摆成框却挺费事，忙活了一整天。中午吃了打卤面，晚上书记家炒了四个菜，备了酒，小炕桌上加我围了6个人，还专门打发人去城里买来了小笼包子。包子真好吃，酒我不会品，但居然喝醉了，躺在书记家的大炕上睡了一宿。醒来后第一句话竟是问包子在哪儿买的？书记告诉我在“海港路”。我是个饕餮之徒，不久就找到了这家包子铺，知道了一屉四两粮票、四毛八分钱，从此几乎一周一次牙祭。后来还顺藤摸瓜，发现了“东升街包子铺”，可惜现在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当时珠玑、桥上在厂里当临时工的挺多，工厂在人家的地盘上，自然要接纳村里的人。厂子北边是桥上的一片苞米地，围墙东北角有个小门，桥上的人都是经过苞米地边的田埂从这里上下班的。有位滕姓女临时工经常身上鼓鼓囊囊地进门，保卫科要检查，她理直气壮地说，“往里带东西还不行吗？”她对我师兄有好感，怀里揣的是从地里偷掰的嫩苞米。我们把苞米放在铁板上，然后用气焊把子烧烤，一股清香窜进了肺腑。小滕的哥哥在肉联厂当临时工，内部职工可以买到碎鸡蛋汤。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是非常好的食物。他的工友想让我们帮忙买自行车，但我们这些普通工人没那个本事。于是我们就用废铁管等自行车下脚料焊铁床、铁管椅子，以物易物，换回不少蛋汤。
我们就这样在珠玑、桥上之间晃悠着，不断磨损着自己的青春。村子里的人开始在我们之间踅摸女婿。老烟台家的人她们攀不上，因为那些人要找非农业户口的媳妇，而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城里人则成了香饽饽。其实，村子里有些姑娘真不错，我们一些工友根本配不上人家。但当时男的认为“屈尊”，后来女的却说“下嫁”，世事轮回，令人感叹！不过，毕竟成就了几对鸳鸯，也是善缘。我也曾被盯上，但那时已风传要恢复高考，我想读书。
厂里还有一批济南军区警卫营的退伍兵，家属在老家乡下。我们进厂时，他们很多都当上了头头脑脑，有点小权。那时候，珠玑和桥上的村办企业用的还是已经淘汰的皮带车床。谁有能力帮他们买台新机器，就可把全家的户口落到村里。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把老婆孩子迁到了珠玑或是桥上的。
我从烟台师专毕业后分到一所技校，后来调到办公室工作。1980年代中期，有一年春节，主任请我和几位同事到他珠玑的家中吃饭。他是文登人，也是通过买机器将家属迁到了村里。那一日，我又是酩酊大醉，因为陪客的就是当年的大队书记。虽然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还记得焊拖拉机棚的往事，他一个劲地灌我酒，而且告诉我他家那铺大炕还在。那一晚，我果然又在炕上睡了。
学校还有一位牟姓同事，是文革前南京航空学院的毕业生，曾经在沈阳某航空研究所工作，他青梅竹马的发妻在桥上当民办教师，无论如何也调不到沈阳，一年就靠那12天的探亲假，折磨得他够呛。1970年代末，他一狠心放弃了专业，调返山东，回到了妻子温馨的怀抱。但从此无缘航空，虽然心有不舍，却也优哉游哉。
后来，他家要盖几间瓦房，请村里的瓦匠帮忙。那时亲戚邻里间帮忙干活不要工钱，但须管饭。学校有这个条件，烹饪专业的老师不少。他请一位实习教师帮他做饭，没想到这位老兄一顿就把人家半袋子海米用光了，心疼得老牟龇牙咧嘴。我和老牟关系不错，晚上他找到了我，说这么个“作”法，那点东西很快就造光了，让我去桥上替换那位老师。我在业余组里是烹饪高手，可一转念觉得不对。我给他讲了在乡下时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家人盖房子，由于舍不得给瓦匠吃，于是砌山墙时瓦匠们一个劲地往夹层里灌稀泥巴，石头用得很少。结果房子盖好没多久，一场大雨山墙就塌了。老牟有点紧张，我劝他说，老社会时地主家开镰收麦子，长工、短工吃的都比东家好，什么道理？老牟说，那你看着办吧！只是尽可能省点。很久过去了，有一次我遇到老牟，还拿这事开玩笑涮他。老牟说，那时太穷了！
还是在1980年代中期，桥上在大道边上开了家饭馆，叫“第一家快餐厅”，里面大都是用劣质人造革包裹起来的“火车座”。我们去凑热闹，没想到遇见了小滕。大家一高兴，喝了不少烟台第二啤酒厂生产的“烟港啤酒”，那个厂就坐落在珠玑。那天，电视里不断地播放着“青岛啤酒，很德国，很德国”的广告。但小滕说，她嫁到了珠玑，就得喝珠玑的啤酒。
有一些年，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开车经过珠玑和新桥，但我一直没有进去看看。后来，高楼大厦不断拔起，村落已经不复存在，故人也都四面八方，关于珠玑与新桥，就这样定格在记忆里了。
二、白石村与凤凰台
我教书的那所技校在白石村，那是芝罘略偏西南的地方，而我住的地方则在凤凰台，那是更偏西南的地方。不过，最初我也在白石村住过。
白石村比较有名，那里有新石器时代白石文化的遗址。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些故事，后来才觉得学校真是有远见，选在了一个文化积淀很深的地方。不过，当时的白石村挺破烂的，和珠玑、新桥差不多，是城市的边缘。但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能够偏居一隅，已经很满足了。老烟台人的口中，我们都是“巴子头”，大概就是乡巴佬的意思。
学校南门正对着一条深沟，后来楼宇从三个方向包抄，深沟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深坑，虽然不断有车辆倾倒建筑垃圾，但似乎永远也填不满，于是就有了一些很八卦的说法。后来学校南门重建，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对称性，造型奇特，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背地里却有一些风水的解释，其实也是八卦。
学校单身教师宿舍就斜对着那个大坑，有时一汪水，有时一片雪。大坑旁边是个小卖部，专做学生和老师的生意，买卖好的不得了。我们闲暇时就斜倚着窗栏，像旧式小说里的人物，无聊地看着那里的街景。有位体育老师，常常戏谑地自称“两毛五”。他家住东边的白石九街，每天中午、傍晚下班时，他都要向西绕一头，到小卖部喝上一毛钱的地瓜干酒，“干拉”，没有肴，“吱溜”一声就下了肚，每天两次，风雨无误，当然还要花五分钱买上一包“锥子把”，凑够“两毛五”。
那个年头，光棍们改善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下班后煮碗挂面，这比食堂的窝头白菜多了些暖意。我和一位后来发展得不错的官员住在同一间宿舍，他家是打鱼的，条件得天独厚，所以我们的碗里除了面条，有时还会有点荤腥，这就很不一样了。
仲春的一个傍晚，天气还有寒意，我们俩下好面条，刚刚喝了一口热汤，“咚咚咚”的敲门声就响了，吓了我们一跳，以为保卫科的人来了，因为煮面条的火源是禁止的。然而进来的却是室友的弟弟，他手里拎着一个破烂的编织袋，带着一股海的咸腥，那大半袋子深青色的对虾令我大开眼界。室友的弟弟在捕捞船上，泊岸后胡乱装了些虾，就从红利市场方向的渔码头溜了出来。我正在发愣，室友一下把锅里的面条倒在了他的脸盆里，直接开始煮虾。那一次，我吃了六只对虾，第二天也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鼻口窜血，只是那锅面条有点可惜了。我们那时都只有一个盆，什么都洗。洗过脚的盆盛面条，我实在吃不下，但室友依然吃得津津有味。剩下的虾我们拿到小卖部想让老板帮忙卖掉，老板十分精明，转动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给了我们一些淀粉太多的肉肠。他明显地坑了我们，但当时只能瞪着眼睛吃亏。
1982年的秋天，我在白石村西南角分到了单元房，一套住3户人家。不久，上海《文汇月刊》的编辑肖关鸿来烟台，作家矫健说到我家去吃饭。我与矫健是同学，他的《农民老子》、《老霜的苦闷》就是《文汇月刊》发表的。1975年，肖关鸿两篇小说横空出世，《小将》扛《大梁》，饮誉文坛。而矫健同期也出版了中篇小说《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矫健知道我那点小心思，我虽然也在小刊物上发过散文，但肖关鸿这样的大编辑还是挺想巴结的。那时，《老霜的苦闷》刚刚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矫健志得意满。
午饭后，我抓紧时间到罗锅桥附近的自由市场买了一只鸡和一条鱼，回到学校后用“飞鹰”牌剃须刀片把鸡杀了，然后放进打扫卫生用的镀锌铁桶里，再到学校的水房用开水烫了烫，一会儿就秃噜干净了。回家的路上，我顺路到小卖部提溜了两瓶牟平白干。那一晚，我讲了对虾的故事，大家喝了个天昏地暗。返程时，公交车早已停了。我陪他俩在街上逛荡，路过小卖部时，肖关鸿借着酒力非要找老板看看对虾，而矫健则要下去看看旁边的大坑有多深。
我在白石村住了不到两年，搬到了凤凰台，房子盖在最南头，紧贴着山。我有了新居，师专中文系的几位老师跑来祝贺。教写作的陈老师很幽默，一说话就抖包袱。他望着山坡在门口徘徊，我请他进屋。他一本正经地说，“凤凰台这个名字倒是很有诗意，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晚上可能有狼！”
狼倒没有，但雪花成片。那个地方电视收视效果太差了，据说附近海军雷达团的信号有干扰。解决了温饱，大家都很渴望精神生活，许多家庭刚刚置办上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就眼巴巴地望着。看不了节目，有条件的人家跑了。
但我却没有心思看电视，我得挣钱。大约1983年，山东省出台了一个规定，1968年到1980年的初高中毕业生需要重新考试才能承认文凭。那时的人挺在意这些，各单位工会都在组织文化补课。凤凰台西边七八里地有一个水泥预制件厂，他们找到了我，一商量，我一个人把语文、政治、历史、地理都包了，每节课八毛钱，一晚上一块六。虽然不多，对我也很有吸引力。但那个厂偏僻，有段路没有路灯，黑灯瞎火，挺辛苦。不久教务处知道了我在外面讲课，非要我上交50%讲课费，有点欺负人。但我还是负责任地教完了那个班，而且通过率还挺高，最后厂长出面请我吃了顿饭，我也就此洗手不干了。
我住在凤凰台，却在白石村上班，所以还是更了解白石村。“白石九街”不久就改名为“白兰街”了，似乎要先从概念上美化城市，虽然增加了不少文气，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而住在那里的那位自称“两毛五”的体育老师身体却不行了，据说肝脏受损。但他过去每天喝酒的小卖部还在，只不过不卖散酒了。
白石村和凤凰台之间有座篓子山，机床附件厂在那里有个液化气站。有时下午没课时我会提前从学校溜出来，先骑车到液化气站的大门口，停好车后就开始爬山。在那里我认识了站里一哥们，喝了次酒就成了朋友。那时很多家庭都有罐，但却没有固定的气源，需要到处打食。他的权力不大，但县官不如现管，有时也能解决点问题。后来，我还在那里帮矫健的小姨子搞了一罐气。
从凤凰台到白石村上班距离不远，骑车不到20分钟。但当时却是沙土路，汽车一过，浑身灰土。为人师表，还得讲点形象。没有办法，天一刮风，我就向西通过经编厂那条南北小路转到跃进西路绕一圈。绕来绕去，渐渐绕走了青春，也绕得我再也没有去过凤凰台。
后来我离开了学校，一路向东，西南方向就很少去了。一些年过去后，学校南门外那个大坑终于填上了，上面盖了一座影剧院，后来又变成了“大世界”，花花绿绿。旁边有家“吉福”羊肉馆，是座板房，挺干净，老板总是笑呵呵的，像个弥勒佛，收养了不少孤苦的孩子。学校以前的同事让我去那儿喝羊汤，我记住了他的“虎酱羊肉”，分量很足。后来这位老板又开了家大餐馆，只是不卖羊肉了。
又一些年过去了，学校西迁，校园变成了住宅小区，叫“大成门”。看到这个名字，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了当初学校的南大门。
三、幸福河与毓璜顶
1985年秋天，我从凤凰台搬到了幸福河，那个地方听起来很美，其实却是一片荒凉。不少城市冠以“幸福”二字的地方，往往只是一种憧憬，一般都是新兴之地，远离主城区。似乎是一种规律，叫“幸福”的地方往往不那么“幸福”，就如同名字为“美丽”的女孩未必真正漂亮一样。但房子毕竟比原来大了十几平米，宽敞了许多。
幸福河过去的名字并不陌生，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沙旺。当年峻青的《秋色赋》，就曾生动地描绘过这里苹果丰收的景象，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不过，6000多年前，这里还是海洋，后来海水退缩，慢慢变成了茫茫沙滩。但是直到清末，西沙旺才有了人烟。有些想闯关东的人，辗转到此后由于缺少继续前行的盘缠，便搭起窝棚定居下来，并且慢慢地形成了村落。
对于西沙旺的人，芝罘的原住民有些不屑，轻蔑地称之为“西府来的”。其实，这些人有所不知，历史上恰恰“西府”优于“东夷”，只不过世事变迁，大海让人感到了宽阔。但是，“西府来的”用芝罘方言说出来，又多出了几分戏谑，还是有点意思。官方认知中，这些村落似乎叫“侨户村”。
1861年烟台开埠后，北美长老会的传教士在毓璜顶引种了美国苹果，长势不错，惹得人们眼热。一些人于是瞄上了荒凉的西沙旺，招商局轮船公司烟台分公司的经理李载芝，廉价购得一片沙土地，先后建起了“东芝圃园”和“西芝圃园”，栽种的“红香蕉”苹果一眼望不到边。
1959年，“侨户村”又演变为后来的幸福一村直至十六村。我们的住处就建在当初曾经繁茂、如今已经衰败的苹果园上。对于一个异乡之客，这种安排也算恰当，因为这里当初就是“侨户村”，我们本身就是“西府来的”。
我们楼宇的西边，“六五”期间全国十大重点项目之一的烟台合成革厂一期工程已经投产，东边则建成了26军干休所，夹杂其间的还有一个烟台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但幸福南路依然是一条沙土路，还是乡下的感觉。
住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生活有些不便，洗澡也成了奢望。城里面虽然有“大华”、“新华”和“向阳”三处浴池，但距离太远，而且拥挤排队。不过，合成革厂有职工澡堂可以借光，我们周日经常在熟人的带领下，混进那里洗个痛快。而26军干休所的门诊部对外营业，又为我们提供了就医的便利。虽然医术一般，但不至于“讹”我们，因为那时还没有后来的“老军医”的概念。
日子就在这么慢慢溜过去了，虽然我经常巴望着有一天能够住在广仁路、十字街这些令人向往的地方。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我一度以为这辈子就在幸福河扎根了。
又过了一些年月，我调到了毓璜顶一带的市直机关，这里足够繁华。毓璜顶公园、南山公园，红旗里、东风里，后来又有了环翠里、青翠里，听名字就觉得舒坦气派。南山公园内还有一汪碧水，瞄上一眼就让人心旷神怡。但我还是只能住在幸福河，就像在大户人家做仆役，白天富丽堂皇，收了工还是要回到自己逼仄的小屋。毓璜顶距幸福河太远，每日骑车往返，单程就接近一个小时，最难走的是亚细亚大酒店东边的那条陡坡，我铆足了劲，最多蹬到大半坡，剩下一截还得推车走。力气当时足够，但总感觉自行车链条要断了。
1980年代，真是让人怀念，大家干什么都风风火火，激情昂扬。那时候，我跟随一位领导同志当秘书，工作节奏十分紧张，撰写材料、组织会议、处理事务都是一个人忙活，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经常晚上10点以后才能回家，而且通讯工具、交通工具还跟不上。有一次写完会议纪要已是半夜，我返回幸福河，走到芝罘屯时骑着车竟然睡着了，一下子从车上摔了下来，胳膊腿儿都蹭破了，不过还算给我留了脸，没有破相。
后来，8路车开通了，终点站就在幸福河，离我家不远。有一天，全国一个体育方面的会议要在落成不久的烟台大酒店召开，我跟随的那位领导同志要代表地方致辞。但那天后半夜风雪冒烟，我怕误事，起了个大早，怀揣头一天加班写好的讲话稿，乘六点钟的第一班公交车往单位撵，结果接近八点才走到海员俱乐部。我一看来不及了，跳下车一路狂奔，终于在八点半前跑到了毓璜顶，裤腿湿了大半截，鞋里还灌满了雪。以后一遇到这种天气，我就干脆在会议室的沙发上蜷上一宿，以免尴尬。
那天雪实在太大，路又太滑，金沟寨立交桥还封闭施工，单位的小车只能绕行东炮台，结果却没能爬上月亮湾的大坡，附近扫雪的海军官兵也过来帮忙，但还是没能把车推上去，耽误了会期。
1980年代末，数字BP机还是稀罕之物，我的号码为126呼2370，是单位配备的，很多人都羡慕。却不知它把人绑得死死的，你就是钻进老鼠洞里它也能把你找出来。只要值班室一呼叫，我就得到处找电话，被它折腾得够呛。晚上回到家，BP机一响，我只能到幸福河8路车的终点站借人家的值班电话，他们看了我的工作证，还算挺通融。
1990年代初，办公室搞了几部对讲机，跟随领导的秘书每人配备1部，总台就设在值班室，与BP机配合使用，联系就方便多了。我那时当上了科长，就管值班室。
不久就到了春节。正月初四的晚上，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白石村过去的一位同事家喝酒。正在兴头上，BP机响了，一看是值班室，我急忙打开了对讲机。值班员说刘秘书长让我去一趟，我顿时头有点大。赶忙问什么事？值班员说不知道。我估计此时没有什么大事，于是借着酒意对他说，你告诉秘书长就说没找到我。结果对讲机里传来了秘书长威严的声音，你说什么？吓得我立马就往毓璜顶赶。
那时候，芝罘还没有出租车，公交车冬日又收得早，我顶着雪花在结冰的道路骑车前行，四站地摔了两跤，酒彻底醒了。当我推开秘书长的办公室问他有什么指示时，秘书长指了指桌上的对讲机说，我试试这个东西好不好使，你回去接着喝吧!弄得我哭笑不得。刘秘书长话语不多，不苟言笑，经常一张嘴就是冷笑话，他逗我的这个故事一时广为流传。
当然也有闲暇，这个时候我喜欢到毓璜顶公园溜一圈，这里不要门票，不像南山公园。关键是它属于盆景式公园，玲珑精致，转完一圈不用很多功夫。但更吸引我的是旁边的毓璜顶宾馆，那是当时烟台最高级的酒店之一，尤其是它的二楼开了一家华园餐厅，经营粤菜，让人感到新鲜。
我们比较喜欢它的鱼头豆腐汤，这是芝罘原来没有的做法。我十分惊异他们怎么能把汤熬成奶白色，老板张华神秘地说，他用的是“鲩鱼”。后来一了解，“鲩鱼”不过“草鱼”而已。我回家试着做了几次，但就是没有那种效果。反复琢磨，甚至怀疑他们往汤里加了牛奶，结果这样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以后和张华熟了，他笑着告诉我，你把花生油放到锅里烧热，然后加上水一激，一定就变成了奶白色。所以鱼需要先用油煎一下，不能直接熬汤，我恍然大悟，原来奥秘在此。
后来，作家周梅森到芝罘找烟台作协主席矫健约稿，他就是如今写《人民的名义》那一位，只不过当时名气不是很大，还在南京的《青春》当编辑。矫健请客，让我推荐一家馆子，我介绍了华园餐厅。吃饭时我卖弄鱼头豆腐汤的学问，周梅森打击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南京熬鲫鱼汤给产妇下奶，就是这种做法，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再后来，合成革厂变成了万华集团，幸福河也热闹起来，真的有点幸福了。不过，我却搬到了塔山……
就这样，我与芝罘结下了大半生的不解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