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的日子

　　作家路遥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太深。老家起初对我的印象是父母生我养我的村庄，母亲在世时我回家，父亲烧锅，母亲做饭，老家的茶饭是我求学时可口的盛宴、工作时解乏的佳肴、写作时净化灵魂的灵丹妙药。一九九五年母亲不在后的十三年，老家因为父亲的存在成了我人生牵挂的重要主题，一周不回去可以忍受，两周不回去就无法忍受内心的不安和烦躁，直到睡在父亲的炕头才能神魂俱安。

　　在一直读书写作的我人生体验里，老家更是我重要的致命的秘钥。我不否认表面淡泊的自己有文学野心，虽然随着年齿的徒增一日日变淡。有一次喝醉酒，身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某朋友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他的艺术作品被引进大学校园成立艺术学院，二是他的艺术成绩被收进新出版的《辞海》词条，出版过十部文学专著从未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我更自信的说，我一生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我坚持写以老家命名的“两寺渡”系列小说，市政府投资二十个亿建设“两寺渡公园”。现在想来，虽然是吹牛，但位居城中村的老家因为我的努力（更多的是机缘）在全市一千多个村子面临拆迁名称被房地产商”维也纳”、“世纪城”、“外滩一号”等千奇百怪土洋滑稽的楼盘消灭的背景下，我作为老家的孩子还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

　　我爱自己的老家，她是我人生的孕育之地，更是我文学的起航之地。在求学、工作的五十多年岁月，老家给了我巨神安泰一样的精神力量。我在出版三部长篇小说、正修改两部半成品长篇小说的一五年决定，停止长篇小说写作，调整创作节奏，写小说以“两寺渡笔记”为经纬，计划有生之年写五十个中短篇小说，然后再完成十部长篇小说剩余的五部。我的老家中国陕西两寺渡村，在我的笔下成了可以和莫言的高密、沈从文的湘西、福克纳的杰克逊小镇、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并驾齐驱的文学地理标志。我知道，这个宏大的目标随着我身体的每况愈下和文学环境的日日恶劣很难或者说不可能实现。一八年父亲去世后，我还是经常在自己挣扎拼搏疲惫时回老家，坐在自己的书房抚摸着蒙尘的小说手稿浮想联翩。直到今年三月初，我终于在工作三十三年后退居二线，尽管有关单位在咸阳市区和西安给我免费提供工作室，我还是把自己的所有东西搬回老家，每天没事就坐在老家的工作室忙自己的事。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近些年在读书写作之余我喜欢书画，写得最多的是东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我的书画本是自己瞎玩，不少朋友喜欢收藏，尤其是还意外得到收藏者吃的喝的用的摆的甚至不少的银子，在我看来自己更喜欢用毛笔书写的过程。说说话，挂靴归乡在我看来是一种生命的回归，与文化的干净和官场的污秽没有多大关系，陶渊明以及其他的文人在这个问题的有一点矫情，我觉得自己把工作室搬回老家是很自然的事，无需太多的浪费笔墨描述一番。昨日在陈忠实先生去世三周年忌日再次阅读《陈忠实传》，里面说陈先生在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获茅盾文学奖后因为单位的人事龌龊回他的老家西将村居住两年，先生的愿意应该是求个清净，并没有归隐的意思，不过是好事的评论家臆测而已。

　　老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渭河边老堡子搬过来的，我多次写过老堡子，但对老家基本没写过。记得当年过来时，有门楼，头门，二门，大房子，后门。前院靠西墙是低矮的灶房，灶房边是桑树，还不太大，从老堡子移栽过来的，后院是茅厕，西边女的用，东边男的用，茅厕外边是两颗柿子树，茅厕里边，西为槐树，东为榆树。

　　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春天，先是后院的榆树果实成熟，绿色的榆荚圆圆的密密簇簇可爱的挤成一团，榆树没有刺，随便折，捋下榆荚蒸疙瘩好吃极了，对我们这个春荒季节存粮告磬缺东西裹腹的家庭是上苍最好的救济，大人在饭桌上终于愁容渐解，不懂事的孩子就大快朵颐。如今，城市的食品富裕营养过剩，吃得太多太饱导致三高，最想念的是还是那时老家的榆荚蒸饭。

　　老天爷是慷慨的，没多少日子就到了谷雨前后阳历的五一前后，后院的槐花又一身白色婚纱的女子般成熟了，那个美啊，那个香啊，那个甜啊，槐花可蒸包子、包饺子、蒸麦饭，是可观可赏可食的庄户人的救星。问题是槐树有刺，折摘过程稍不小心就被槐树枝划伤，算是植物世界给人类的美食过程的一点曲折。秋天就更好了，前院的桑树结果了，我佩服自己当年的身手简捷，猴子一般爬上树，在高十米以上比我家大房房顶还高的树梢摇动树枝，刷刷刷，刷刷刷，母亲、弟弟还有闻讯来我家的左邻右舍的妇女孩子，仰着头看飞入云天的我大闹天宫，把满树紫红色的桑果《西游记》里蟠桃般的美味向我家扫干净的土院地面当然更应该往母亲事先铺好的蓝色床单上落洒。我一边摇动树枝，一边寻找更高的硕果更繁的树枝往上攀援，地面的母亲不停提醒我抓紧抓牢。我如今记不清自己当年具体岁数，年过天命后别说爬树，爬自己家六层的楼梯都费劲，但那时我是母亲弟弟心目中的英雄。

　　前不栽桑，后不植柳。这是中国风水堪舆家的名言，我的母亲不识字，粗通文字的父亲肯定也不可能懂得这些，事实证明我们家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不幸应该和植物布局有一些关系。但当年我还是孩子，由七八岁直到五十多岁都是鱼儿热恋池塘般爱着自己的老家。

　　我父亲一生刚强，听说在老堡子与我大伯分家时，在大路对面的新庄子盖房。我查阅了从秦都区档案馆获得的民国三十四年阳历一九四五年当年的咸阳县政府组织测绘踏勘的“两寺渡地基图”复印件，当时我家的庄基位于后墙紧挨两寺渡城墙的伯父家的斜对面，是地主冯某某的花园，我父母应该是一九四八年前后结婚，这个荒废的花园大约改成三至五户群众的庄基。父亲不愿意求人，加之孩子多日子紧，为了省钱，自己学会泥水匠、木匠、铁匠的手艺，在渭阳书院遗址的土壕黑明一个多月打胡基，当日上梁叫人帮忙，没有管饭，事后给人家帮忙光干活不吃饭还清人情账。盖房、瓦房等一等活计全是父亲、母亲和我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完成，一个人盖房的传说是父亲留给我们这个从周朝存在至今的大堡子妇孺皆知的传奇故事。我知道其中应该有耻笑父亲的不适应人情世故、倔强、固执、贫穷等因素，但更多的是佩服和赞赏，父亲的粗识文字是白天种庄稼晚上跟他的兄长我在渭阳书院值鞭的伯父所学。我在外求学每回老家，父亲总询问生疏的字，我专门给他老人家买过三个《新华字典》，均被他翻得又旧又烂，村人称父亲“四先生”（父亲在他们叔伯弟兄排行为四）应该是高度的肯定。

　　出家门往南，从西而下的胭脂河在村口拐了个漂亮的弯儿，清清幽幽的，蜿蜒向南面的渭河流去。胭脂河上有一个石头桥，桥面与路合二为一，是平的，桥洞在桥下面，桥侧面下边慢坡从路面直通河沿，河沿有几块石头，每天下午忙完农活，母亲、姐姐、婶婶们经常端着盛满干活人脏衣服的盆子下去浣洗，绿色脊梁的青蛙躲在河沿柳树枝丛林里的水草中蛙鸣四起，蟑螂、蝴蝶、各类飞虫在空中漫舞，太阳斜着身子把夕阳的颜料涂抹渲染在四周，棒槌砰砰的敲击衣服声和女人的笑声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中国西部乡村给我这个在城市生活三十多年，退休后重新回到老家的文人最强烈的记忆图景，一直挥之不去，专门还用自己笨拙的画笔进行了一番涂抹，还不尽兴，遂在平生第一次远行广东后写出这篇散淡的文字。

　　胭脂河上面，紧贴河床，是一条蜿蜒的土路，一边是河，上面长些酸枣树辣子草之类，距离河床大约十米，河床陡峭而立，深邃险峻，是我们这些在渭河平原出生没见过大山深沟的孩子们惧怕的，平日不敢看，要看时得蹲下来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的才行。小路向南蜿蜿蜒蜒通向学校，我们每日走出家门沿着这条小路去上学，大约七年时间留下自己的脚印。

　　小路一边是庄稼，村后面是自留地，平日种些早熟的庄稼，比如燕麦、荞麦。有一年听说父亲种过罂粟，这种曾经引起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毁誉颇多的植物同时也是很昂贵的中药，据说曾经为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围追堵截不断壮大做过重要贡献。我搬回来家工作后，听说自己工作的区委祖籍武功县的某领导祖父就是在关中贩运鸦片为陕北筹资购买医药器材枪支弹药做出了重大贡献。罂粟其花艳丽无比，其果实可药用，是人类的宝物亦是毁灭人类的利器。我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欲望罂粟》即是取名渊源于此。可惜自己当年没注意，印象不深。每到收割季节，这里就碾成了麦场，白天大人忙活，晚上麦垛之间就成了我们孩子的天堂，蓝天上硕大的月亮香喷喷烧饼似的在半空诱惑着我们，虽然饥饿却忙着玩耍的我们显然没有注意月亮小姐的物质和精神美妙。小路再往前，是大片的庄稼地，夏天种小麦，秋天种玉米。小麦还好，每到秋天伏热，两米高的青纱帐云遮雾绕，在秋风里刷刷直响，那时虽然没有狼，但是上下学路上一个人走，冷不丁从庄稼地里窜出一个黄鼠、兔子之类会把人吓个半死。最好的是浇水的大人在野地里唱乱弹或者大声说笑，还觉得差不多。小路再往前，西边通往山东人承包的窑场的河床上面有一座高高的水泥桥，东西走向。奇怪的是两边只剩下桥身，东西两个方向的渠梁不见踪影。

　　桥在半空，桥面到地面就留下很大一块地方，成了我们涂鸦的风水宝地。我们那时小，用粉笔或者砖头蛋儿、土块儿写某个与自己有矛盾的同学家长的名字、某个批评自己老师的名字发泄不满情绪。大人的名字在中国关中是至尊隐晦的，直呼则是大不敬，相当于骂人。

　　小路再往前，是修在孤魂寺遗址高台上的学校。学校的事我非三两句文字可交代清楚，另文叙述。

　　2019年4月30日，首次赴广州归来第三日，咸阳瓜棚画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