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七)外婆去世（1）
到了1963年春天，外婆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外婆有抽烟的习惯，但是她从来不抽纸烟，她用烟袋锅子抽烟叶。生病期间她仍然抽烟，只是痰比平时多了一些。外婆有随地吐痰的旧习惯，以前家里住平房，地是砖地，吐的痰很快就吸收了，不显痕迹。60年代初期我们搬进了楼房，地面换成了木质地板面，这样外婆的痰迹就比较明显了，擦起来十分费事（每次都是我给外婆擦）。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婆不把痰吐到痰盂里呢？而且痰盂就在外婆的床边，要知道痰迹在地板上擦掉是十分费劲而且不容易擦干净的。有一次，我怀着好奇的心情问了外婆这个问题。外婆说，在她老家，老人用这种方法判断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病是否能好，吐的越远越好。她说我要是能吐到门上，我的病就快好了。外婆说的是对的，她越吐越近，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最后想吐到地板上也不容易了，只能吐到她床边的痰盂里。
眼看外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都很着急。母亲决定把外婆送到医院去治疗，可是在办入院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表上有一栏必须填写就是入院人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表是拿回家填写的，母亲认为外婆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都应该是地主，不应该向组织上隐瞒。父亲则感到，如果这么填写会给托人给外婆办住院的朋友带来麻烦，医生也不会给一个地主婆好好看病的（当时阶级斗争抓的那么紧，有哪个医生愿意给地主婆看病呀）。外婆听说以后十分生气，她说，我是啥子地主，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早就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们是啥子，我就是啥子。母亲耐心的劝解道，虽然我们在一起，我和老洪参加的是革命工作的，怎么能和她一样呢？外婆说，我给周总理做过饭，是不是革命工作？一时大家语塞，谁也不敢接外婆的话说了。最后这一栏里填的是“破落地主”（这可能是父亲想出来的词），但是怎么破落也是地主。外婆在医院没有呆多长时间就回家了。父亲在医院的朋友也不好意思明说，只是说老太太在医院呆长了不是个事，回家养一养也好，老太太的药可以随时到医院拿。
就这样外婆离开了医院，这是外婆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治病但是也是最后一次。从某一种角度讲外婆是比同时代人幸运，毕竟享受了一次现代化医疗条件的治疗。我到医院看外婆时，发现外婆穿着医院病号服躺在病床上精神很好，特别是床头柜上摆满了诱人的时令水果。外婆拿起了一个大红苹果塞到我手里，我很不情愿的放了回去，因为母亲在来的路上曾嘱咐我，如果拿了外婆吃的，以后再也不带我到医院看外婆了。一会，护士给外婆端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香油、面片晚餐，病房顿时充满了香油、葱花的诱人味道。这要是在家里，外婆肯定会给我一半的。到了要走的时候，外婆往我手里塞了一个小橘子并悄悄对我说“记住路，下次自己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默记着去医院的路，有的地方还做了记号。但是没有等到我再次去看外婆，她就被迫离开医院。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身和成分将确定你的人权，这在当时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外婆从医院回家后病似乎一天比一天重了，她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昏睡。一天我放学回来，看见外婆喝了一碗稀饭，精神状态似乎比以前好多了。她拉住我的手说：“虎娃子，婆婆要走了。”“婆婆要去哪？”我不解的问。外婆望着窗外的蓝天喃喃的说：“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电影，一个负了伤的人说完这句话就死了，一种不详的预感陡然升起，我哽咽的说道；“婆婆是要死了吗？”外婆勉强的笑了笑说：“不许胡说，婆婆不会死的，也舍不得离开你的。”在我记事以来外婆从来没有哄骗过我，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晚上外婆开始收拾东西，真像要出门的样子，搞的大家都莫明其妙。外婆的私人财产别人是绝对不能碰的，这其中也包括我。外婆的私人财产主要是一个大针线笸箩，是用藤子编的。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大针小线，顶针，锥子，剪子，刀子，各种颜色的布头，这是老人家一辈子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干活工具，这比外婆的命都重要。还有一个柳条箱，里面有外婆珍惜的衣服和布料。她拿出了一块布料给了保姆，保姆知道外婆一直对她不好，心里害怕不敢接，最后看外婆真的生气了才半推半就的抱在怀里。在柳条包里还有外婆衣服、裤子、做鞋的纸样子，外婆所有的穿戴都是自己做的（外婆是小脚而且穿那种老式大襟衣服和勉裆裤），这里面也包括我的，别人外婆一律不伺候（姐姐小的时候外婆也管过）。外婆拿起了剪子把这些纸样子（外婆做鞋、服装都要先做纸样子并在纸样子上修改，确定后才能裁剪布料，最后将纸样子保存起来，下次再用）都绞了，她知道她到另一个世界去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外婆收拾完东西仍然不觉得累，她让保姆打了一盆热水，擦了擦身子，换上了很久没有穿的新衣服然后又开始收拾她的东西。外婆可能知道她的大限快要到了，她舍不得丢下跟随了她几十年的宝贝，她知道，她一旦离开这些宝贝而去，它们将不知置于何处，但是有一点外婆是清楚的，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看着外婆不知疲倦的折腾来折腾去，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以后，看见外婆还在沉睡就蹑手蹑脚背上书包上学去了。下午放学回家，看见家门口停了一辆伏尔加牌小轿车，这不是舅舅每次来坐的那辆车吗，因为我特别喜欢伏尔加牌小轿车车标，一个奔腾的小鹿，开车的解放军叔叔只容许我摸，其他小朋友连碰也不许碰。可是这么长时间了，舅舅从来都是星期日偶尔才来我们家的，平时一次也没有来过呀。这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摸一摸那可爱的小鹿，我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回了家。进了门，我看见舅舅，舅妈，母亲，父亲都在外婆的房间，他们面目表情十分沉重，相互不语。床上没有了外婆，“婆婆呐？”我怯生生的问道。大家谁都不理我，舅妈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小声说道：“婆婆去世了。”“去世了？”这个在书本上都很少出现的词突然来的我的现实生活中让我感到十分茫然。去世和死是不一样的吧？当时我不敢问舅妈这个问题，我怕舅妈说是一样的。我当时没有哭，我认为外婆是藏在哪或是像她以前曾经对我说的那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她早晚会回来看我的，因为外婆舍不得我。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到八宝山取回了外婆的骨灰，骨灰盛放在一个大理石骨灰盒里，外面镶嵌着外婆慈祥微笑的照片。我们把骨灰盒放在了里屋的窗台上，上面覆盖着织满各式各样花朵的方布。这时候我还幻想着外婆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认为外婆回来一定先回到骨灰盒里，然后再悄悄地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等呀等，一直等了很长时间外婆也没有回来过。尽管这样我并没有死心，我想我应该买吃的给外婆，她就应该回来看我了。可是我没有钱，怎么买呢？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每个月有2元钱月票费，我不买月票了，每天早晨花4分钱坐车到学校（去的时候必须坐车，否则迟到老师要请家长的），放学走回家。一个月下来尽管走的很累，但是我手里终于有了1元钱了，我又从家里粮本里偷了半斤粮票（害的保姆翻箱倒柜找了一下午，哭了一晚上。她没有想到是我做的案，现在想起了真对不起她），这样我买了1斤桃酥（这是外婆生前最爱吃的点心）。每天晚上当家人都入睡以后，我悄悄爬起来，把桃酥放在外婆的骨灰盒前并留了一张纸条（我忘了外婆不识字），我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婆婆，我想你了，你说好了你要回来看我的。我说过，我长大了挣钱都给你。现在我能挣钱了，我给你买了桃酥，如果你吃了我还给你买，不过每个月只能给你买一次。想念你的虎娃子。”到了早晨我就一早爬起来看看外婆是否吃了桃酥，可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连续好长时间外婆都爽约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外婆真的回不来了。
(七)外婆去世（2）
外婆是不同意火葬的。记得在50年代后期,中央曾经发文件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去世后都要进行火葬。母亲曾经动员外婆也要执行中央的决定,但是遭到了外婆激烈的反对。母亲一连几天的思想工作不但没有使外婆改变初衷,反而使谈话变成了争吵,最后外婆还动了粗口(讲是家乡话,我听不懂,但是可以看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母亲泪流满面),父亲劝走了母亲。几天后，母亲和颜悦色的答应了外婆的要求，外婆还要求把外公的坟（外公的坟葬在河南，是外婆葬的）也要迁回老家并详细的说明了外公墓葬地址，母亲毫不犹豫的全部应承下来了。对于母亲如此大的转变外婆还是有一些狐疑，她让母亲对神灵发誓。这“庄严”时刻，母亲把我从房间轰了出来，不过，母亲是一位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她根本不相信什么神灵的，无论发了什么誓言都是哄鬼的。事后，外婆还是不放心，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她死后一定不能火化，否则她的灵魂不能附体就再也见不到我了。我信誓旦旦的接受了外婆的嘱托，可是我没有完成外婆的遗愿（事实上，对于外婆的意愿我也无能为力）。外婆是因为我的“失职”不能回来看我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人真的有灵魂吗？我困惑不解，问了不同的人、看了不同的书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经过称重法，灵魂是有重量的（大概几十克）。既然有重量，灵魂就是某一种物质了，属于唯物主义世界观了。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怎么没有人研究呢？这种物质应该比空气轻，否则怎么升天呢。灵魂靠什么运动呢（因为灵魂升了天，还要回来附体，）？它的能量应该来源于风即随风飘动。那么风向要是不对岂不是回不来了？不对，应该是靠场力。当时我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着，精神似乎要崩溃了。我要证明人是没有灵魂的（我没有失职），这样才对得起外婆，但是我证明不了什么，后来发生一件事使我似乎从这种精神近似崩溃的状态有所转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了军，入伍以后我工作十分努力，第一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并评为五好战士，过了一段时间就填了预备党员申请表。很遗憾，我的预备党员申请遇到了麻烦，没有被批准。后来指导员找我谈话，告诉我没有批准的原因是我家庭的影响，因为当时我父母所在单位没有给他们下审查结论。因此我的家庭出身是一个“变数”，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用说预备党员了就是继续留在部队也是一个问题。听了指导员一席话，我当时如五雷轰顶，差点晕了过去。见我默默无语，指导员诚恳劝我不要背思想包袱，要从思想上入党，要更努力的工作用汗水洗刷家庭影响（听起来更像对反革命分子的思想改造）。
由于去年的旱情，转年的青黄不接使部队的生活开始艰难了（部队的粮食是充足供应的，超支可补，副食品则不然，吃菜基本上是靠连队自己的菜地）。长时间吃不到青菜，缺乏维生素B导致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下体溃烂不能行走。团卫生队的维生素B药片已经“告磐”，部队破天荒的取消了早操并要求我们外出打野菜。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步入了“灾民”大军（我们是解决菜的问题，老百姓是解决果腹问题），这里的一切绿色变得让人渴望、贪婪。小时候的课本讲红军过草地时才打野菜吗，怎么过了几十年部队又要打野菜了，真不可思议。中午时分，通讯员跑过来传达紧急集合的命令，鉴于灾情中央紧急调拨了几百万吨粮食已经运到沟帮子车站，军里要求我团以最快的时间将这批粮食从车站运到各个粮库（1怕灾民哄抢，2怕雨淋）。驻地离车站有100多公里的路程，作为全军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我们是军直属炮兵团），我团出动了所有的车辆（包括战备车辆）。清一色的嘎斯和少量的解放卡车组成了长长车队浩浩荡荡的开出了营房，场面煞是壮观。不久车队就像断了几节的长虫，车辆熄火的、撞树的、翻车的布满了沿途，让人不寒而栗。这真应了有些老兵的话“嘎斯六九（苏制卡车型号），出门不走。嘎斯六三，出门就翻”，是呀，在文革期间，这批从来不训练的士兵驾驶着抗美援朝的苏式老掉牙的卡车不出事反而不正常。军委领导还想指挥这样的机械化部队，还要和苏联开战，那的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气魄呀。
我们终于到了沟帮子车站，抢运工作已经拉开了序幕。为了接受组织上对我的考验，指导员把我分配到了突击组（相当于部队战时的敢死队），那里有困难我们顶到那里。这样夜以继日“战斗”下来，人像散了架子一样浑身疼痛。双手打了水泡，水泡变成血泡，皮再磨掉就开始渗血了。由于缺乏维生素引起的下体溃烂在汗水的侵袭下更让人疼痛难忍，几乎寸步难行。从生理上讲，神经的疼痛是可以用毅力战胜的，可是肌肉的疲劳用毅力是战胜不了的，到后来，我的双臂像灌了铅一样，几乎一锹粮食也装不上车了。炊事班把饭菜送到了车站的临时指挥部，一大锅白花花的大米饭（当时部队的大米是限量供应的，通常我们只能吃二米饭即高粱米和少量的大米的混合米饭），一大锅白菜粉条，上面竟然还漂着几片久违了的肥肉片子（部队一般是四大节日才吃肉即八一、十一、新年、春节）。在这种过度疲劳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似乎对饥饿失去了知觉，谁也不愿意多走这几步去享受这“美味佳肴”，他们都想利用这暂短的时间缓解一下疲惫的身躯，因为下一批待装车辆很快就要到了。部队疲劳至极，有的人竟然上厕所刚一蹲下就昏睡过去了。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三夜，我们装完了最后一车粮食终于踏上了归程。坐在松软的粮食上面，战友们很快就发出了鼾声。我久久不能入睡，来时翻车的景象不时的浮现在我的脑海。这三天三夜，我们只是在司机把车开走时才能歇一会，司机也是在我们装车时趴在方向盘上歇一会，我很担心这辆车能否安全的把我们送回营房。说实在的，当时我很怕死，我爬到卡车右前方的位置，心里想，不能睡，一但发生情况我就跳车。跳车就能保证不死吗？跳车摔死的案例也不少呀，就这样，我胡思乱想着还是渐渐进入了梦境。突然身子一歪，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我甩了出去，接着左臂剧烈疼痛，耳边伴随着轰隆响声。我当时想：车子一定是翻了，那样的话整车的粮食都要扣在我们身上，我必须双手在鼻腔部围成一点空间，否则会憋死的。这时，脑子在想，可是身上却越来越疼痛，无法忍受，头怎么似乎也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而且越来越重，我喘不上气来。正当我痛不欲生想喊叫时，突然一股凉气袭来，带走了我所有的痛苦。痛快极了，我似乎沿着一条黑色的隧道在飘行，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舒服......
咦？怎么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这是在那？是谁在拉我？（后来才知道，车子没有翻。司机一路开车一路打盹，最后把车开下了一个几十米的大沟，多亏大沟下一棵树把车子挡住了。我在车子下大沟的瞬间被甩了出去，车子的后轮压住了我的头。司机一边倒车战友们一边把我拉了出来。）把我从极乐飘道中拉了回来。这时魔鬼骤然附体了，浑身疼痛难忍。我喊了一声“我不想回来。”一缕阳光刺开了我的双眼，我躺在地上，看到战友围在我周围急切的呼唤着我的名字，我说了一句“你们都好吗？”就又晕了过去。最后他们把我送到部队医院。由于我在抢运工作的表现，特别是在生死关头首先想到同志们的安危（你们都好吗？），我被树立为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住院期间，指导员到医院看我并高兴的告诉我，我的预备党员申请已经通过了（我可能是用汗水甚至生命洗刷了家庭影响）。这件事情对于我印象是深刻的，我不是为了我能够入党而高兴，而是我对人的生死有些感悟。我想人在将死的一段时间内是十分痛苦的，百般无奈的忍受着肉体上的上天赋予你的各种痛苦。一旦熬到灵魂脱离了肉体，一切痛苦就消失了。从这个有意义上讲，我认为：人是不愿意灵魂附体的。人的灵魂离开人体之后可能进入一个多维空间（一般人只能正确认识一维空间、二维空间的事物，对于认识三维空间的事物则需要借助一些科学的手段，至于认识多维空间的事物那得靠天才的科学家推论了），灵魂进入的多维空间就是我们俗称的“另一个世界”。
外婆这一生是多苦多难的一生，先是随外公流离颠沛，然后历尽千险到了延安找到我母亲，又随部队转战南北，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解放以后，刚刚过几天好日子就赶上了3年自然灾害。为了让我能吃好，在那个时期外婆可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唉，“往事让人断肠，身在红尘，世事苍茫让人太迷茫”。 外婆走了，她肯定也是不愿意再回到我们这个二维空间来了，多维空间是否精彩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没有痛苦。每想于此我精神上就感到了莫大的抚慰。
记得外婆的骨灰盒并没有在家里放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父亲和母亲的日子都不好过了。一次我到母亲单位食堂打饭，看到食堂周边贴满了大字报，其中一张大字报看了以后让我触目惊心“假党员某某（母亲入党时只有一名入党介绍人）竟敢在家中为死去的地主婆——母亲私设灵堂其反党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害怕了，饭也没敢吃就跑回家了。几天以后，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求，家里开始自我革命，处理资产阶级物品（抄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你不处理他们也会替你处理的）。首先家里处理了一架“记录”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一辆德国“钻石”牌自行车，然后退回了公家为父亲配备的电话和家具（只留了睡觉的床）。自然外婆的骨灰盒也在处理的程序之中。后来居母亲讲，记不清是那一个晚上，母亲偷偷包着外婆的骨灰盒上了去香山的公共汽车，到了终点站,她根本辨別不出方向,朝沒有人的方向走了很长时间，最后迷迷瞪瞪的到了一个山脚下看到了一个坑，她把外婆的骨灰盒放了进去，然后填上了土，回来时几乎找不到来的时候的公共汽车站了。
多年以后，我和母亲试图想把外婆的骨灰盒找回来，可是时过境迁，根据母亲记忆的地方早已旧貌换新颜了，那里还有外婆的骨灰盒呢？现在外婆留给我的也只剩下这张发黄的旧照片。今生今世外婆留给我的只能是有限的回忆和无限的思念。（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