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挫折与信仰
杨沫先生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1月3日开始在《北京日报》上连载，书籍首次出版时间是在1958年。作为共和国的十大献礼片，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青春之歌》于1959年上映，好评如潮。今年是电影《青春之歌》上映的60周年，回顾往昔，重读经典，思绪飞扬。
《青春之歌》是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过程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饱受挫折与磨难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故事，构筑了革命历史的经典叙事，也揭示出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小说相当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共产出走、党员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光辉形象，他们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忠心耿耿、艰苦斗争、视死如归、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人生的伟大理想。小说《青春之歌》今天仍然是有着启迪和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
生存与死亡
小说的第一部第四章，如电影中的蒙太奇般的镜头，乌云黑压压地在夜空中翻滚，海浪惊涛拍岸冲击着岸边的礁石，小说的女主人公林道静绝望地站在海边的礁石上，她思如潮涌，母亲秀妮本是佃户的女儿，被作为地主的父亲霸占作了姨太太，生下她以后就被赶出了家门，被逼成疯回到老家跳河自尽了。后母又把她当成摇钱树，硬要把她嫁给国民党党部委员胡梦安，走投无路之际她逃到北戴河海边的小渔村来找教书的表哥无着，任教的小学校长余敬唐又对她居心叵测，林道静被逼跳海。
生存的危机，重重的挫折，哪里是天尽头啊！林道静的心里想着唯有一死，以得心安。
生活的无奈与那一刻最终的选择，映射出了当时有志青年对自我人生命运的无法掌控，同时也折射出了旧时代现实制度的黑暗和腐朽。
爱情与出走
就在林道静在漆黑的夜晚跳海的那一瞬间，后面礁石上的青年余永泽也跳下大海，这“传奇故事中的勇士侠客一般”地出现，把她救了上来，原来作为北大中文系学子的余永泽一直在关注着来到渔村的林道静，海边英雄救美遂成生死之交，患难与共中从此林道静和余永泽经常一起在海边漫步，但是在余永泽的眼里“凝视着面前林道静这张苍白而美丽的面孔。在这柔美虚弱的外形里，却隐藏着一个多么刚强、多么执拗的灵魂呀！她为什么这样任性、这样执拗地执迷于某种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呢？他想说服她，可是一看她那倔强的、不易说服的眼睛，他不做声了。两个人相对沉默起来。”原著里有关于林道静心理的一段描写是“当他俩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话着。林道静的心里渐渐充满了一种青春的喜悦，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幸”。余永泽关心她，为她朗诵浪漫的诗篇，他们相恋后不久余永泽回到北平上学，有了爱情的林道静在当地的小渔村的小学校里继续教书，“我常想起高尔基的一句话：‘最光荣伟大的职务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为了保持人的尊严，我不愿马马虎虎地活在世上……”这时的林道静对余永泽这“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除了有着感恩、知己的激情，还加上了志同道合的钦佩。她们的爱情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
在杨庄小学，林道静给余永泽的回信中述说着自己仿佛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心情，“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我真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背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在无穷尽的苦难的沙漠中。何时才能看见绿洲？何时又才能看见那渴望的甘泉呢？”林道静的苦闷与彷徨在渔村小学越来越深。
有一天，一些东北军涌进学校和群众发生了争执，年轻的大学生卢嘉川站起来揭露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林道静的兴趣，受卢嘉川的影响，也是卢嘉川使她从懵懂中明白，不愿受压迫的人儿，就算手无寸铁，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宣传爱国，唤起人心。于是林道静在课堂向学生们宣传抗日，这可惹恼了校长余敬唐，她愤然离去回到了北平。在北平火车站林道静正赶上学生南下示威，学生英勇的斗争鼓舞着、激励着她。在皇城河沿，余永泽急不可耐地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愿，而林道静要自立，找工作时不论家庭教师，还是报馆的职员，抑或去工厂做女工……一次次的挫折与碰壁使她很痛苦，在生活的重压下，同时那时也有着一定的感情基础，林道静终于答应了余永泽的求婚，她们同居了。
快过阴历年的时候，余永泽为下一步工作求学考虑，正忙着准备丰盛的家宴迎接胡适友人的儿子罗大方，左等右等不来之际突然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欣喜的余永泽打开门，不料却是家中的老佃户魏老三因走投无路跑来借钱，余永泽用一元钱把老佃户支走，道静实在于心不忍，朴素的阶级感情占了上风，她追出门去给了老佃户十元钱，老人家的眼泪刷地就流下来“哪儿都有好人，好人……谢谢您，一家子全给您磕头啦!”悲惨的情景，林道静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下来，那一刻，她一定想起了自己惨死的外祖父和母亲秀妮。
“拿着我的钱装好人，这是什么意思？”于永泽第一次对林道静发起火来了。
“你这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对待穷人原来是这样！我，我会还你！……”于是林、余夫妻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这年的除夕夜，林道静来到同学白莉萍的公寓，一群青年学生痛感民族危亡，悲愤地唱起了《松花江上》，是卢嘉川的到来告诉同学们红军已经粉碎围剿北上抗日了，一席话使大家深受鼓舞。卢嘉川热情地鼓励林道静，让她走出小家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同时又借给她许多革命书籍，林道静像从梦中醒来一样。而余永泽认为道静应该“你是我的。”在旧的社会制度、旧的道德观念下，客观上催生了余永泽把妻子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本质。而这也势必与林道静向往、追求自由平等的新时期女性的先进理念与余永泽的市侩哲学的矛盾愈演愈烈。因此，林道静不顾余永泽的坚决反对，毅然决然地参加了3·18纪念大会。
用小说里的话说“迷人的爱情幻成了绚丽的虹彩，随着时间渐渐退去了它完美的颜色。林道静和余永泽两个年轻人都慢慢被现实的鞭子从幻觉中抽醒来了”。林道静觉得余永泽不像她以前所想的那么美好，原来是如此地自私、平庸、只注重琐碎的生活的人，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经荡然无存了。命运又把林道静推到怎样一个绝路上了呵！
3·18纪念大会大会受到军警的镇压，卢嘉川甩掉尾巴来到林道静家，把一个小提包存放在于此，同时请林道静出去给他的同志送信。但是，当余永泽归来见到卢嘉川在自己家时，声言卢嘉川破坏他们的家庭，阴阳怪气地把卢嘉川逼走了，林道静回来同他大吵了一架。而卢嘉川离开林道静家的这一夜就遭被捕，后来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林道静把卢嘉川寄存的小提包打开发现是一些宣传品，乔装打扮后趁夜里把这些标语贴遍了北京城，但是回家时余永泽暴跳如雷，唯恐伤及自身，他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林道静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经过痛心的自我批判，林道静终于走出了那间给了她幸福又使她无限痛苦的公寓房间。
美好的爱情因为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在大革命的轰轰烈烈的形势下，一对曾经的爱人在挫折面前分道扬镳。
理想与牺牲
由于叛徒戴瑜的出卖，林道静被捕了，陷入了胡梦安的魔掌。没有暴露身份的林道静后来出狱后逃到了河北定县，继续教书。共产党员江华的来访使她又恢复了和党的联系，农民的苦难使她迅速觉醒，林道静和江华在一起是做了许多革命的具体工作的，发动、组织、领导了农民搞麦收斗争。在斗争中，姑母、许满屯、郑德福，这些朴素的劳动人民，帮助林道静一次次地脱险，也认清了自己的阶级本质，由衷地问郑德福大叔的一句“大叔，我一辈子忘不了您……您还恨我么？”大叔的回答使得林道静放下了自己的包袱，彻底地投入到广大的革命斗争中。后来由于暴露，林道静又回到了北平，不幸再一次遭到被捕。在狱中共产党员郑瑾（林红）给她讲老布尔什维克李伟的故事，讲监狱中的斗争经验，尤其是郑瑾大姐在牺牲的前夜，教着林道静唱着1930年以后流行在上海、杭州和苏州监狱的歌的最后一段，林红那大理石雕塑般绝美的面庞如梦幻似的意像浮在林道静的脑际
囚徒，时代的囚徒！
失败是成功之母，
胜利终归我们所有。
努力呵锻炼！
勇敢呵奋斗！
总有一天，红旗将随着太阳照遍全球！
追求与信仰
林红大姐对林道静的帮助和狱中共产党人的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深深感动、教育和震撼了林道静，使林道静的思想迅速觉醒，“我永远忘不了今夜，永远忘不了你的鼓励。我一定向你学习，学习做一个共产党员，斗争到最后一口气。我永远用我宝贵的生命去追求这个光荣的日子，如果我死了我也要求党——追认我……”林道静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坚持绝食斗争，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后来她被王晓燕的父亲王教授保释，识破了戴瑜的叛徒面目，林道静政治上成熟了，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中，林道静和江华等一道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领着学生队伍，冲破军警的封锁，雄健的步伐在红旗下不停地前进……
卡尔马克思说过：“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卢梭也说过：“磨难，对于弱者是走向死亡的坟墓，而对于强者则是生发壮志的泥土。”而信仰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及其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
小说《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林道静说过“生活的海洋，只要你浮动、你挣扎，你肯咬紧牙关，那么，总不会把你沉没。”她从最初的生活的弱者，经历了重重磨难，挫折与信仰在生存、爱情、生活、理想与追求的挫折中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愈加猛烈，但愈挫愈勇，在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尤其是看到共产党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壮烈牺牲，她在不断的追求中一步步地走来，信念不断如钢铁淬火般愈加坚强，共产主义信仰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脚步愈发地坚实，意志磨炼地益发坚强，终于在一二九大革命的洪流中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政治家、中国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说过：“《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小说《青春之歌》，有着强烈的时代感，正值中国社会变革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在前期作为社会进步的一份子，必然肩负着冲在时代最前列的责任和义务。追求自由、平等、解放是必然，而余永泽代表的旧的腐朽制度、体现了旧观念，他们两者之间是时代的矛盾冲突的必然，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化解这种氛围，小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在矛盾冲突中，作品的魂有了厚重、厚度和丰富的质感，作品中的人物有着丰富的可塑性，不论是主人公林道静，英勇、睿智、不畏牺牲的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林红，是沉静、善良、向往革命的同学王晓燕，嫉恶如仇的老长工郑德福，还是黄脸叛徒戴愉，险恶的国民党党部委员胡梦安，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尤其是在波澜状况的时代背景下，小说《青春之歌》深深地抓住了作者，这也是这部作品享誉世界、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可贵之处。
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先生说过“青春之歌，为什么能够那样的感动人，而且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就因为他不是那种单纯的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品。而是杨沫自己的，或是那一代人的一种有血有肉的走向革命和在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目的意义，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文学本身。也是文学，也是历史，也是真实的人生，当我们重读青春之歌的时候，我们和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的心，求得了一座相通的桥梁，能够有了今天的共鸣，而且这个共鸣还要继续延续下去。”
青春之歌，青春永远。
2019年4月15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