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卡
捡拾旧物，偶尔翻出了几张20多年前的贺卡。虽然有些褪色，甚至有些寄卡的人已经故去，但透过那些不多的文字，记忆中的影像反倒历久弥新，也让人感到时光真的有如白驹过隙。
有一张贺卡，寄卡人是当年的港姐利智，但她并不是寄给我的，而是寄给一位孙毓瑛先生的。孙先生当时是我们这座滨海小城的计委主任，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发改委主任。有意思是，利智其实与其并不十分熟悉，抬头上写的是“孙毓瑛女士”，大概是“瑛”字让其误以为此君为女士。1992年初，小平南巡谈话后，各地都刮起了招商引资的旋风。估计孙先生在香港招商的某个场合与利智小姐相逢，应景递了名片。而事后利智小姐翻检名片寄贺卡时又忘了此君的性别，于是望“字”生义。而贺卡恰又寄到了我当时工作的市政府办公室，我们转给孙主任后，他当面一拆，哈哈大笑了一阵，并随手递给我说，你留着吧！我恰又喜欢那卡图案的精美，不知怎么就保留了下来了。
贺卡这种交流感情的方式简单便捷，东西方似乎都很流行。它究竟是舶来品还是国货，我说不很清楚。但想来在我国的历史不会久远，因为旧时交通有很大的制约。虽然秦时就有了驿站，隋唐时期邮驿体系已趋完善。然而最快捷的递送方式仍是骑马，尽管马匹可以70里一换，但还是一个缓慢而成本很高的过程。
唐人杜牧有诗：“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唐书·杨贵妃传》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须知荔枝盛产于岭南地区，虽说有人考证唐时四川也有。但即使如此，北距长安也是千里迢迢，安排专使骑着驿马为杨玉环奉送美味的荔枝，需要多大的成本？恐怕只有皇家有这等享受。所以，如果仅仅是为了几句祝福，人们是不会费时费力地通过邮驿传递贺卡的。
清末民初，铁路交通的发展带动了邮政事业，这使贺卡开始兴盛。但从1950年代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又渐渐式微了，几乎只剩下了一些明信片。而国外和港澳台地区，人们逢年过节依然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沟通情感， 满足社交的需要。1980年代中期，随着国门的打开，这种久违的问候形式又随着到大陆投资的商人回来了。一开始我们似乎还不习惯，但很快就适应了，仿佛一夜之间就流行起来。
虽然贺卡的内容大都是些客套话，但说明了大家都还在相互惦记，至少达到了社交的目的。利智当年寄贺卡的目的不能妄加揣测，但我想绝不仅仅是出于客气。因为不久她的千扬公司就在我们这座小城海边投资盖了几十幢别墅，如今那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海岸。可惜当时还比较荒凉，利智女士又没能坚持下去，最终成为了一片烂尾楼，后来捡拾起来的人却发了大财。
贺卡由于纸面的限制，必须言简意赅，最初的人肯定是下了功夫，一般用语都很凝练，多为文言句式，讲究喜庆吉祥，传达了人们对生活的期冀与憧憬。但久而久之，你抄我抄互相抄，也就很难翻出新花样了，渐渐地落入了俗套，变成了程式化的东西。
比如人们熟知的“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虽然表达了一种祝愿，但却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事情。太绝对了，反而假了，给人以虚幻的感觉，只能是聊以他慰和自慰。就像那些年我们喊过的一些口号，如今想起觉得真是荒唐可笑。所以我经常戏谑地对朋友说，“祝诸位基本顺利”，这个祈愿已经不低了，如果真能实现，那绝对是大吉大利！
不过，也有一些祝愿比较接地气，如“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因为“健康”和“幸福”的认同大家趋于一致，但它又是相对的，理解上也比较宽泛。比如人总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活着的时候比较硬朗，不是成天躺在床上让人伺候，这就是健康。身体比较健康，家庭和和睦睦，经济相对宽裕，这就是幸福。和睦也不是没有拌嘴，没有吵架，有些人吵吵闹闹一辈子，其实也很乐呵。“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可以仰望，但难以做到。对于“孔方兄”，有些年我们耻于谈论，现在又都趋之若鹜了。于是有罐煲得不够火候的心灵鸡汤说，钱多了未必幸福，钱少了未必不幸福。这种安慰虽然想起到一种软化的作用，实际上却适得其反。钱多了当然好啊，用不了可以搞慈善嘛；钱不是太多也没关系，只要不为生计发愁，粗茶淡饭、青菜豆腐管饱，也可以自得其乐。但钱太少了真是不行，成天为柴米油盐算计，那就太累，就会失去生活的情趣，谈何幸福？
有一个阶段，贺卡有些泛滥，春节寄送，生日寄送，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寄送，圣诞、元旦寄送，还有很多名目都在寄送。寄多了，人们也就不在意了。不像当初，偶尔收到一张，十分珍视。
有一张接近20多年前的贺卡，让我非常感动。那一年，我给一位同学寄了张生日贺卡，她也给我回寄了一张，并在贺卡上写了长长的一段话：昨天打了半天电话你不在，今天又打，仍然。传呼你也不回，就忙成那样吗？收到你的贺卡，非常感谢，感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你还好吗？天又冷了起来。我们学校在半山坡上，特别冷，真是高处不胜寒。这冷与二十年前师专的冬天十分相似，师专似乎也算是在半山腰上。那都是些怎样的日子啊！昨天中午吃完饭回办公室，一帮年轻人就贺卡冲我起哄。他们真是年轻，怎能理解我内心涌起的感动。其实有许多话要对你讲的，但我知道我再也讲不好了。讲不好了，就不讲了。往事如烟，随风飘散……人生有多少憾事，但时光不容回头。走下去吧！活下去吧！在活着的日子里，衷心祝愿你好；在死去的日子里，同样祝愿。
一张贺卡，表达了那么多的意思，仿佛是一辈子的话，让人永远珍藏在了心里。还有一张寄给我的明信片，上面就简短的几句：公牛们，努力吧！到西班牙去！
那个足球赛季在西班牙，这位足球迷心中涌起巨大的冲动。但他忘了我既不懂足球，也缺乏爱好。但我还是莫名的兴奋，心中不仅回荡起《卡门》的旋律，脑海里也飘舞起了斗牛士那火红的披风。因为那几句话让人感到了真切！
这样的贺卡，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
这两年，贺卡似乎淡出了国人的视野；其实，它本来就不应该太热闹。前些年，许多享有公权力的单位，不计工本地大量印制贺卡，单位里一些不相干的人，自忖不寄白不寄，随意寄发着更不相干的贺卡，乱花了纳税人很多的钱！此风现在似乎刹住了。因为你想发贺卡，你得自己掏钱，大部分人立刻不发了。
还有一种现象，有些人对收到的贺卡不屑一顾。这样的人，往往头顶很多光环，比如职务较高，比如地位较显赫，还有就是虽然职务不高但权力很大等等，他们知道寄发贺卡的人是为了示好。这些人要么地位不如自己，要么有求于己，因此甚至连信封都懒得拆，更不要说回寄贺卡了。当然这样做也不能都说是不厚道，因为这些人所处的位置会有太多的人给他寄贺卡。但反过来说，寄贺卡的人对他往往也不是真心的尊重，如果非要说尊重，尊重的也是他手中的权力，如果他被免职或调到权力较小的岗位，恐怕大多也不会再给他寄贺卡！
当然，也有许多是出于感情、友谊寄发的贺卡，而且还是上级寄给下级的贺卡。那年，我初到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工作，心情挺不顺畅。元旦之后，收到了刘挺章同志寄来的贺卡，他是我的老领导，此时已调任市委秘书长。贺卡上只有签名，是那种很有特色的书法。我知道他的深意，因为他是不愿搞这种名堂的人，心中不免涌起感动。后来见到他说起此事，他说那年他就只给我寄过贺卡。如今，斯人已去，但我经常想起他。
其实，贺卡的逐步隐去是一种必然。就如同柯达胶卷、富士胶卷，曾几何时，它们是那样辉煌，这种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再比如网络的兴起，纸媒顷刻间就被冲击得落花流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多事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短信的兴奋好像还在发酵，微信已经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而且用这种方式设计出来的贺卡仿佛更漂亮。
不过，纸质贺卡的骤然消失，又好像突然少了些什么。当年在贺卡上给我留下长长一段话的同学，前几年用短信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这次你来看我，我挺感动。毕竟人已过中年，还开了那么远的车，而我都没时间正经请你吃顿饭。十多年了，还能一见如故，令人鼻子发酸。几小时内，你滔滔不绝，我喋喋不休。我知道了你所有的幸事，你了解了我全部的灾难，总算可以放下了。看到你现在的状态甚至比十年前好，由衷地惊讶高兴。其实我也还好，只是这些日子回国照顾我父亲，着实有些疲惫。休整过后，还得打点起精神前行。这才是我的命，每每遇上湍急的河流，我注定是站在冰冷河水中托举着家人的人。马上又要走了，百感交集。我自己也没料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我真的喜欢上了加拿大，无论是四季如春的温哥华，还是一年里冬天长达三个季度的阿尔伯塔。而这之前，几乎每天每天，我做梦都想回家。
谢谢你曾经给过我的温暖，异国他乡艰难孤寂的日子里，有时会想起烟台世回尧的鸡蛋，想起莱西周格庄冬天里的电暖气，有时突然就泪流满面了。我真的非常怀念那逝去的美好时光。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单纯，你总像兄长般谦让、包容着我……如今我已一无所有。又是柳絮纷飞的季节——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好多天了，挥之不去。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行走在潍坊市区菜市场一侧的胡同里，去吃有名的张大板烧饼，有人喊道：哪里在弹棉花？抬头望去，不由叹息，漫天柳絮飞扬。吃完了张大板烧饼，我真的要告别这柳絮纷飞的季节了！
……
你看，这么多的感慨，过去还不得写上好几张信纸啊！如今却用起了“短信”，而且瞬间就收到了，非常便捷。然而便捷之余，觉得还是略有缺憾，不知道如何留存。当然，有些东西可以永存心里。但我依然喜欢留有墨迹的纸张，纸香伴着墨香，是另外一种感觉。
2015年暮春于烟台白银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