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拾旧物,偶尔翻出了几张20多年前的贺卡。虽然有些褪色,甚至有些寄卡的人已经故去,但透过那些不多的文字,记忆中的影像反倒历久弥新,也让人感到时光真的有如白驹过隙。

  有一张贺卡,寄卡人是当年的港姐利智,但她并不是寄给我的,而是寄给一位孙毓瑛先生的。孙先生当时是我们这座滨海小城的计委主任,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发改委主任。有意思是,利智其实与其并不十分熟悉,抬头上写的是“孙毓瑛女士”,大概是“瑛”字让其误以为此君为女士。1992年初,小平南巡谈话后,各地都刮起了招商引资的旋风。估计孙先生在香港招商的某个场合与利智小姐相逢,应景递了名片。而事后利智小姐翻检名片寄贺卡时又忘了此君的性别,于是望“字”生义。而贺卡恰又寄到了我当时工作的市政府办公室,我们转给孙主任后,他当面一拆,哈哈大笑了一阵,并随手递给我说,你留着吧!我恰又喜欢那卡图案的精美,不知怎么就保留了下来了。

  贺卡这种交流感情的方式简单便捷,东西方似乎都很流行。它究竟是舶来品还是国货,我说不很清楚。但想来在我国的历史不会久远,因为旧时交通有很大的制约。虽然秦时就有了驿站,隋唐时期邮驿体系已趋完善。然而最快捷的递送方式仍是骑马,尽管马匹可以70里一换,但还是一个缓慢而成本很高的过程。 

  唐人杜牧有诗:“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唐书·杨贵妃传》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须知荔枝盛产于岭南地区,虽说有人考证唐时四川也有。但即使如此,北距长安也是千里迢迢,安排专使骑着驿马为杨玉环奉送美味的荔枝,需要多大的成本?恐怕只有皇家有这等享受。所以,如果仅仅是为了几句祝福,人们是不会费时费力地通过邮驿传递贺卡的。

  清末民初,铁路交通的发展带动了邮政事业,这使贺卡开始兴盛。但从1950年代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又渐渐式微了,几乎只剩下了一些明信片。而国外和港澳台地区,人们逢年过节依然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沟通情感, 满足社交的需要。1980年代中期,随着国门的打开,这种久违的问候形式又随着到大陆投资的商人回来了。一开始我们似乎还不习惯,但很快就适应了,仿佛一夜之间就流行起来。

  虽然贺卡的内容大都是些客套话,但说明了大家都还在相互惦记,至少达到了社交的目的。利智当年寄贺卡的目的不能妄加揣测,但我想绝不仅仅是出于客气。因为不久她的千扬公司就在我们这座小城海边投资盖了几十幢别墅,如今那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海岸。可惜当时还比较荒凉,利智女士又没能坚持下去,最终成为了一片烂尾楼,后来捡拾起来的人却发了大财。

  贺卡由于纸面的限制,必须言简意赅,最初的人肯定是下了功夫,一般用语都很凝练,多为文言句式,讲究喜庆吉祥,传达了人们对生活的期冀与憧憬。但久而久之,你抄我抄互相抄,也就很难翻出新花样了,渐渐地落入了俗套,变成了程式化的东西。

  比如人们熟知的“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虽然表达了一种祝愿,但却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事情。太绝对了,反而假了,给人以虚幻的感觉,只能是聊以他慰和自慰。就像那些年我们喊过的一些口号,如今想起觉得真是荒唐可笑。所以我经常戏谑地对朋友说,“祝诸位基本顺利”,这个祈愿已经不低了,如果真能实现,那绝对是大吉大利!

  不过,也有一些祝愿比较接地气,如“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因为“健康”和“幸福”的认同大家趋于一致,但它又是相对的,理解上也比较宽泛。比如人总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活着的时候比较硬朗,不是成天躺在床上让人伺候,这就是健康。身体比较健康,家庭和和睦睦,经济相对宽裕,这就是幸福。和睦也不是没有拌嘴,没有吵架,有些人吵吵闹闹一辈子,其实也很乐呵。“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可以仰望,但难以做到。对于“孔方兄”,有些年我们耻于谈论,现在又都趋之若鹜了。于是有罐煲得不够火候的心灵鸡汤说,钱多了未必幸福,钱少了未必不幸福。这种安慰虽然想起到一种软化的作用,实际上却适得其反。钱多了当然好啊,用不了可以搞慈善嘛;钱不是太多也没关系,只要不为生计发愁,粗茶淡饭、青菜豆腐管饱,也可以自得其乐。但钱太少了真是不行,成天为柴米油盐算计,那就太累,就会失去生活的情趣,谈何幸福?

  有一个阶段,贺卡有些泛滥,春节寄送,生日寄送,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寄送,圣诞、元旦寄送,还有很多名目都在寄送。寄多了,人们也就不在意了。不像当初,偶尔收到一张,十分珍视。

  有一张接近20多年前的贺卡,让我非常感动。那一年,我给一位同学寄了张生日贺卡,她也给我回寄了一张,并在贺卡上写了长长的一段话:昨天打了半天电话你不在,今天又打,仍然。传呼你也不回,就忙成那样吗?收到你的贺卡,非常感谢,感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你还好吗?天又冷了起来。我们学校在半山坡上,特别冷,真是高处不胜寒。这冷与二十年前师专的冬天十分相似,师专似乎也算是在半山腰上。那都是些怎样的日子啊!昨天中午吃完饭回办公室,一帮年轻人就贺卡冲我起哄。他们真是年轻,怎能理解我内心涌起的感动。其实有许多话要对你讲的,但我知道我再也讲不好了。讲不好了,就不讲了。往事如烟,随风飘散……人生有多少憾事,但时光不容回头。走下去吧!活下去吧!在活着的日子里,衷心祝愿你好;在死去的日子里,同样祝愿。

  一张贺卡,表达了那么多的意思,仿佛是一辈子的话,让人永远珍藏在了心里。还有一张寄给我的明信片,上面就简短的几句:公牛们,努力吧!到西班牙去!

  那个足球赛季在西班牙,这位足球迷心中涌起巨大的冲动。但他忘了我既不懂足球,也缺乏爱好。但我还是莫名的兴奋,心中不仅回荡起《卡门》的旋律,脑海里也飘舞起了斗牛士那火红的披风。因为那几句话让人感到了真切!

  这样的贺卡,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

  这两年,贺卡似乎淡出了国人的视野;其实,它本来就不应该太热闹。前些年,许多享有公权力的单位,不计工本地大量印制贺卡,单位里一些不相干的人,自忖不寄白不寄,随意寄发着更不相干的贺卡,乱花了纳税人很多的钱!此风现在似乎刹住了。因为你想发贺卡,你得自己掏钱,大部分人立刻不发了。

  还有一种现象,有些人对收到的贺卡不屑一顾。这样的人,往往头顶很多光环,比如职务较高,比如地位较显赫,还有就是虽然职务不高但权力很大等等,他们知道寄发贺卡的人是为了示好。这些人要么地位不如自己,要么有求于己,因此甚至连信封都懒得拆,更不要说回寄贺卡了。当然这样做也不能都说是不厚道,因为这些人所处的位置会有太多的人给他寄贺卡。但反过来说,寄贺卡的人对他往往也不是真心的尊重,如果非要说尊重,尊重的也是他手中的权力,如果他被免职或调到权力较小的岗位,恐怕大多也不会再给他寄贺卡!

  当然,也有许多是出于感情、友谊寄发的贺卡,而且还是上级寄给下级的贺卡。那年,我初到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工作,心情挺不顺畅。元旦之后,收到了刘挺章同志寄来的贺卡,他是我的老领导,此时已调任市委秘书长。贺卡上只有签名,是那种很有特色的书法。我知道他的深意,因为他是不愿搞这种名堂的人,心中不免涌起感动。后来见到他说起此事,他说那年他就只给我寄过贺卡。如今,斯人已去,但我经常想起他。

  其实,贺卡的逐步隐去是一种必然。就如同柯达胶卷、富士胶卷,曾几何时,它们是那样辉煌,这种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再比如网络的兴起,纸媒顷刻间就被冲击得落花流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多事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短信的兴奋好像还在发酵,微信已经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而且用这种方式设计出来的贺卡仿佛更漂亮。

  不过,纸质贺卡的骤然消失,又好像突然少了些什么。当年在贺卡上给我留下长长一段话的同学,前几年用短信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这次你来看我,我挺感动。毕竟人已过中年,还开了那么远的车,而我都没时间正经请你吃顿饭。十多年了,还能一见如故,令人鼻子发酸。几小时内,你滔滔不绝,我喋喋不休。我知道了你所有的幸事,你了解了我全部的灾难,总算可以放下了。看到你现在的状态甚至比十年前好,由衷地惊讶高兴。其实我也还好,只是这些日子回国照顾我父亲,着实有些疲惫。休整过后,还得打点起精神前行。这才是我的命,每每遇上湍急的河流,我注定是站在冰冷河水中托举着家人的人。马上又要走了,百感交集。我自己也没料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我真的喜欢上了加拿大,无论是四季如春的温哥华,还是一年里冬天长达三个季度的阿尔伯塔。而这之前,几乎每天每天,我做梦都想回家。

  谢谢你曾经给过我的温暖,异国他乡艰难孤寂的日子里,有时会想起烟台世回尧的鸡蛋,想起莱西周格庄冬天里的电暖气,有时突然就泪流满面了。我真的非常怀念那逝去的美好时光。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单纯,你总像兄长般谦让、包容着我……如今我已一无所有。又是柳絮纷飞的季节——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好多天了,挥之不去。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行走在潍坊市区菜市场一侧的胡同里,去吃有名的张大板烧饼,有人喊道:哪里在弹棉花?抬头望去,不由叹息,漫天柳絮飞扬。吃完了张大板烧饼,我真的要告别这柳絮纷飞的季节了!

  ……

  你看,这么多的感慨,过去还不得写上好几张信纸啊!如今却用起了“短信”,而且瞬间就收到了,非常便捷。然而便捷之余,觉得还是略有缺憾,不知道如何留存。当然,有些东西可以永存心里。但我依然喜欢留有墨迹的纸张,纸香伴着墨香,是另外一种感觉。


  2015年暮春于烟台白银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