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青春之歌》的艺术魅力
《青春之歌》以主人公林道静的跌宕命运为线索推动故事发展，是展现中国现代知识女性成长之路的经典之作。作品在选取素材、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观点传递上都有明显的创作特色:从作者自身经历取材使小说充满自叙传色彩、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的并置呈现了独特的结构魅力、外在描写和内心刻画相结合塑造立体的人物、明确的女性意识抒写了女性自我解放的三部曲。
小说《青春之歌》通过各具一定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活动构成的较为曲折的艺术情节，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语言和耐人寻味的种种艺术手段，将作者的创作立意完美地展示出来。其艺术特点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 观察的细密与表现生活的细致入微
《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作者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细腻，特别是在妇女形象的塑造上，对她们的言行举止、内心活动，刻画尤为细致、生动。在表现林道静初次接受散发秘密宣传品任务，接过盛放革命传单的手提包时，小说这样写道:“道静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半旧的古铜色的小提包;好像母亲接抱自己初生的婴儿。片刻间，她的心头充溢着一种幸福的、欢乐的感情，这感情是怎样激越和有力，竟使得她忘掉了刚才的紧张，紧紧把提包搂抱在怀里，眼睛燃烧似的瞅着卢嘉川……”
二、 通过多种途径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小说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作者通过多种途径，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展示作品人物的独特思想言行。途径与手段之一是通过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显示各个人物的不同心理特征。
三、 情节结构安排着眼于刻画主人公成长，《青春之歌》的情节结构的安排同样体现了作者精心的艺术构思。
由于《青春之歌》侧重表现以林道静为代表的三十年代知识青年在斗争中的成长，展示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培养，同时又描述自“九·一八”至“一二·九”时期以北京大学为主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这在艺术结构上便形成了在刻画女主人公思想言行的前提下，将两条情节线索交叉展开的总的布局。比如第一章至第六章，写了林道静逃婚离京的经历，而在这几章里，已经通过林道静与好友王晓燕的通信往来，通过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的堂弟余永泽和教员李芝庭的内弟卢嘉川的出场，插入到北大学生的个别活动;到了第七章，则插入了以卢嘉川为总指挥的北大学生代表南下示威团活动的集中描写;到了第八章，更由林道静的回到北京，将展示林道静的动向同记叙北大学生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在这以后的篇章中，虽有离开林道静的活动，专门写卢嘉川、江华以及王晓燕一家的个别篇幅，但从总体来看，并没有脱离围绕女主人公展示三十年代知识青年在这一时期历史动向的构思特点。假如仅从林道静的遭遇一线发展的要求来看作品，也许感到结构上有点凌乱、松散，然而仔细琢磨，作品的总体结构并非如此单一化。小说在艺术结构上的这一特点，有助于以青年爱国运动为情节主线，适当兼及工农战线的斗争概貌，展现社会各阶层对于学生运动的种种反响，有助于在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的结合上，展示作品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其广阔的时代背景。
表面看来，作者一会儿写到北戴河畔沉睡的杨庄，一会儿又移向了南京的沸腾的游行示威行列;一会儿描叙北京沙滩公寓里的喧哗生活，一会儿在作者笔下出现的却是朴实的农村画面;一会儿表现的是卢嘉川在狱中的坚强斗争，一会儿又描述了王晓燕的家庭宴会;一会儿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北大学生的竞选活动，一会儿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俞淑秀、崔秀玉的跨上社会征途……尽管作者不停地在变换她选取生活的角度，然而，却始终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林道静等三十年代知识青年的成长”为主线。因而在整个小说里虽然出现了好多似乎可以自行独立的故事，却并没有给人松散的感觉。
情节是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作品主题的重要艺术要素，也是构成作品内容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成功的文艺创作虽然不可能是先‘设置’了一定的故事情节，然后再去找寻或虚构一些与既定情节相适应的人物形象，而总是作者从生活出发，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事件出发，根据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在构思酝酿作品人物思想性格的同时，构思酝酿相应的作品情节。”我认为，假若离开这些生活矛盾，离开这些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而只是一味的追求离奇的情节，就必须丧失使人信服的艺术力量，而作品情节如果干涩无味，缺乏展示作品主题和人物的表现力，也会使创作失败。
因此，从生活出发精心提炼生动曲折的情节，是《青春之歌》成功的重要因素。据作者口述，“通过《青春之歌》的创作，她深深体会到，编造一些故事并不太难，难的是通过这些故事刻画出人物来。”假如仅仅是为了编故事，人物的内心活动、人物的思想感情不能表达出来，这样的文艺作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倘若从展示人物的性格出发，首先集中精力酝酿笔下的人物，这些人物活起来，在表现人物的种种遭遇时，在展示人物的喜怒哀乐时，就特别有感情色彩，情节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很能打动人。比如林道静同余永泽的从结合到决裂，同王晓燕的从亲密到误会，同胡梦安的机智斗争，同郑德富的从隔阂到融洽相处，以及同一系列作品人物的交往、纠葛等，便展现得较为自然、可信，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四、 大型的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的场面描写
小说《青春之歌》是以反映学生爱国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因此，学生运动，诸如罢课、集会、示威游行必须是小说要描写的主要内容。在小说中，作者先后记叙描写了南下请愿示威、北大红楼“三·一八”纪念大会、五一节游行示威、“一二·九”北平学生示威游行、“一二·一六”全北平学生及各界群众反对华北自治大游行等几次。作者在处理这几次宏大的政治运动的场面描写时，是颇具匠心，各有特色的。其描写的角度“或全景俯瞰式，或参与者独特的视角的审视，或点与面的结合、突出重点，或通过参与者的叙述，感受独特……”。例如:林道静第一次参加集会活动——北大红楼前“三·一八”纪念大会，就是以参与者独特的角度来展示集会场面的，其中既写到演讲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也刻画了林道静初次参加集会的内心独特的感受，而且着重描写了后者，在于表现人物思想成长的过程。又如“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抗议华北自治大游行，两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与游行，场面宏大，气势磅礴。但由于两次游行时间相近，如果都用全景式的正面记叙与描写，就显得重复，因而，作者将“一二·九”运动的场面，用间接形式来表现，即通过参与者王晓燕的亲口所述来描绘，这样既简略又有切身感受，作者这样处理，是为了把笔力和篇幅用来描绘声势更为浩大的“一二·一六”北平各界的大游行，这是一次全景性的场面描写。作者通过觉醒的王鸿冰教授的亲身经历，来反映爱国民众的觉醒，同时也点面结合的方式，描写了李槐英与军警搏斗的场面，再用特写镜头，充分突出了这次游行的领导者与指挥者江华的英雄形象，这样的描写，不仅真实地表现了历史上“一二·一六”的群众斗争场面，同时也将小说的故事情节推向高潮，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大型的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的场面描写，是小说《青春之歌》艺术特色的又一个方面。
此外，小说的文笔流畅简练，有作者自己的语言风格，无论是叙述还是描写，都带有作者饱满的热情，同时又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尤其是对卢嘉川的描写和林红在狱中的斗争的叙述，既慷慨悲壮，又充满高昂激越的深情;写林道静对卢嘉川的崇敬与缅怀，情真意切，真挚委婉，读之感人肺腑，留下极深印象。
五、取材:作者经历与人物塑造结合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带有自叙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是作者经历与人物经历的结合。从作者杨沫的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她与小说主人公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这是她创作《青春之歌》的基本素材，而作者本人也是主人公林道静的原型。
《青春之歌》的自叙传色彩不仅是作者经历与人物经历的结合，更是作者情感与人物情感的结合。作者杨沫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和心血，将自身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和最隐秘的情感经历、心灵感受放到小说中去展现。这种将自身的情感、心理融合到作品抒写中去的做法，使作品的刻画细腻而真实。女作家从自身经历取材，把个人记忆融入到人物塑造中，是《青春之歌》的创作特色，显示出了女性写作的意义。在以往的小说创作中，男性作家能够相当自如地将“个体记忆”融入到“集体记忆”中去，这使女作家想要在作品中自由创作更加艰辛。杨沫从自身经历中大胆取材，将作为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女性置于主体地位，是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从此以后，从自身出发的取材方式，成为了女性写作最具代表性的选择。
六、叙事: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并置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中少有的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说。在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思想改造”的环境中，杨沫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大胆的构思描写了女知识分子在革命和爱情的道路上的苦苦探索。尽管在十七年文学之前，“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模式已有先例，但是《青春之歌》的叙事能够将革命叙事和爱情叙事并置，使两条线索紧密而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还是引起了学界很大的关注。
七、人物:外在描写与内心刻画交织
《青春之歌》在人物塑造上有相当明显的创作特色，即女性作家对周边生活和人物心理特有的细腻观察，这种对生活和心理的敏感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生动细致的外在描写和贴切的内心刻画。许多关于林道静的外在描写都十分细致、生动。
八、观念:女性意识逐步解放三部曲
《青春之歌》是带着强烈的女性意识来创作的，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作品从婚姻解放、理想解放、人格解放三个层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意识的第一重解放是婚姻解放。林道静是因为反抗家庭安排的婚姻，从家里出逃而亮相在读者面前的，她一出现就是一个带有强烈叛逆色彩的形象，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抗婚出逃是她婚姻解放意识的第一次呐喊。很多人质疑在林道静与于永泽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爱情，但无可否认的是，林道静与于永泽两个人摒弃社会背景、不顾及世俗伦理判断而结合，本身就是对婚姻解放的实践。最后林道静与于永泽“离婚”，更是打破了传统观念中的妻子从属于丈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认识，也打破了狭隘的“婚姻自由”观念，将婚姻解放推向一个具有明显主动意识的境地。
女性意识的第二重解放是理想解放。传统观念中的女性是没有真正个人意义上的理想的，正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大多数的女学生一样，训练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男性附属品就是她们的人生追求和终身使命。小说中的林道静突破了这种父权制文化的压制，开始有了自由意识、人权意识。最初林道静的自由意识遭受压制时，她没有更好的解放途径，于是选择了跳海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不自由的生命。在被于永泽救起后，她说“我也渴望自由，拥有理想”，尽管此时她对理想的渴望仅仅存在于浅层次的个人自由意识，但正是这样的理想解放萌芽，奠定了她确立共产主义理想的基础。在与卢嘉川的接触中，她渐渐渴望与于永泽能够保持相互独立的生活，专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与到革命活动中去。此时的她已经逐步有了明确的共产主义理想。从与于永泽决裂后，到林道静自己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她为自己的革命理想付诸了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些行动表明，林道静已经挣脱了所有外在因素的束缚，将共产主义理想的事业内化为自身的一种内心冲动。她的理想也从追求个人的自由上升到追求全国人民的自由。
女性意识的第三重解放是人格解放。身为知识女性的林道静具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她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缠绵爱情的眷恋、对温情主义的依赖，对生活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狂热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林道静的这些特性都决定了她在进行向革命党人的蜕变时，是艰难而痛苦的。她必须与自己进行顽强的斗争，完成一个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改造的过程。
小说展示了这个过程:从最开始面对于永泽的个人温情主义，她只是“内心微微一颤”，到彻底离开于永泽，坚定地走上革命之路，林道静逐步实现了一个旧的自我到新的自我的跨越，她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完成了自己的人格解放。
在建国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杨沫的《青春之歌》无疑算得上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经典性"文本.从诞生之日起,到世纪末的今天它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跨越这可称得上漫长的时间隧道,我们的时代已形成了不同于建国初的适合于时代自身的文学品位与美学品格.站在20世纪的终点线上,让 我们回眸凝望,从《青春之歌》独特的艺术特质出发,再对其经典地位进行一番探讨.
避开闪耀其上的政治光环,就会发现《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到如今还不乏阅读者,喜爱者和研究者,除了因为它的政治"教育意义"之外,它还具备很多的艺术特质,这些艺术特质有的在当时强烈的政治光环笼罩下被遮蔽, 被忽视或被淡化,有的受时代限制未能被发现,而到了世纪末的今天,原有的政治光环已逐渐消失殆尽,这些艺术特质已经浮出水面,走到显要位置,而处在艺术本真状态的《青春之歌》摆到了 读者面前.
总之，小说《青春之歌》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它的艺术成就是不可轻估的，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它是一本生动形象艺术的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