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远益清
“冬雪寒霜十一载，慈母伴我未离开；
菊馥芬芳沁心脾，香远益清花不败。”
2019年1月8日
2007年的1月8日22点48分——那个冰天雪地的冬夜，我的母亲宋菊馥走过84个年头的人生之旅，离开了她无限眷恋的亲人和世界，永远闭上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
母亲离开我们十二年了。可是我觉得，她仿佛从未离开。她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响在我的耳边，仿佛永远陪伴着她的女儿一般。
动笔回忆母亲，是我由来已久的念头。可是每每提起笔，千头万绪涌上心头，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总是因为稿纸被泪水打湿，模糊了字迹，只得暂时停下来。我安慰自已，也许再过几年冷静下来，我就能写下去了。
在母亲离开我们十二年的祭日那天，我含泪写下上面的小诗。哽咽中，我忽然意识到：岁月不待人，我已年过花甲，如果再不动笔，怕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没有机会了。如果没留下回忆母亲的文字，那该是我亏欠母亲的又一憾事。
坐在电脑桌前，母亲步履蹒跚而坚定执着的身影，清晰地再现在我的脑海里；她一生艰难跋涉、努力奋进的经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宋代诗人陆游诗云：“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桀桀兹夕露，奕奕傲晨霜”。这诗句不正是母亲的人生写照吗？她用一生的爱和心血浇灌美丽的信念之花；她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她的儿女，奉献给她热爱的人民和事业。
于是便有了下面我对母亲的回忆与追思。
一、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1958年春末夏初，一辆马车奔走在辽北农村的蜿蜒崎岖的土路上，白马蹄子扬起一溜尘灰。
马车停下来，车上8岁的女孩跳下车来，爬上路边的小山坡，摘一支山花，送到妈妈怀里3岁的小妹手里。5岁的男孩，依偎在妈妈的身旁，专心玩着蚂蚱。爸爸与车夫交谈着。
这一场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就这样，一辆马车拉着我们一家5口人和仅有的简单家什，在辽宁抚顺市的会元村落脚了。这里坐落着一所新建学校——抚顺市二十三中学。妈妈、爸爸要去这所学校工作。从此，我的一家开始了近20年“惊心动魄”的农村生活。
我曾多次百思不解地问妈妈，我们家为什么要从城里搬到农村去？妈妈和爸爸为什么从抚顺市七中到二十三中？妈妈总是温和耐心地告诉我：“农村新建的学校需要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城市要支援农村”。8岁的我似乎懂了其中的原因：农村需要我家，我家是响应号召来这里的。
听妈妈说过，她于1922年9月19日出生在铁岭山头堡村。应该是菊花盛开时节的灵感触动吧，我的外祖父为她取名为“菊馥”，有意无意之中为她的未来人生埋下了伏笔。外祖父做过村长，土改时划为“小地主”成份。外祖母过世得早。家里三个孩子，妈妈排行老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自幼他们非常友爱，尽管姐姐是讨要来的。妈妈在伪满时读过“国高”。做过铁岭市龙首山小学校长，早期接受了进步思想熏陶。
“小家碧玉”的妈妈年轻时，美丽端庄、温文尔雅。经媒人介绍认识了在长春大学读书的我的父亲。
兵荒马乱的年代，爸爸跑到关内做事。妈妈一等就是几年，已经是“老姑娘”了。直到1949年东北解放了，他俩从辽北学院毕业，妈妈26岁才结了婚。1951年10月我出生在铁岭一中的校园。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妈妈参加了学校开展的抗美援朝支援前线运动。便为我取乳名为“小鸽子”。鸽子，象征着和平，我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来到世上。后来，妈妈跟着爸爸一起到抚顺市七中任教。弟弟妹妹相继出生，组成了五口之家 。
会元村坐落在抚顺市北部的山区，距抚顺市内30里地。四面环山，一条土路穿村而过，链接抚顺与铁岭两座城市。来到这里，我家的生活发生了一连串变化：我家租了当地农民的房子住，先后和闫家住过对面屋，和夏家住过对面炕；我们去过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大食堂吃玉米粥、红薯饭；到露天大粪坑的旱厕“解手”。去厕所是最令人害怕的事。走进用席子围起来的旱厕，我两脚战战兢兢踩在木桩上，向下看着深深的茅坑，吓得哇哇大哭。妈妈劝我不要怕，一遍遍地为我做示范动作，我才学会了上旱厕所。
我还记得，妈妈在城里身穿着淡青色泡纱连衣裙，脚上是淡青色高跟凉皮鞋，漂亮得像年轻的姑娘。到了乡下，妈妈入乡随俗，朴素得像农家妇女了。她带我们到山上砍柴，去自留地栽地瓜，种菜。面对生活的艰难，她从没说过一个“不”字，还兴冲冲的走在前面。
妈妈的行动影响着我们三个孩子。在妈妈的鼓励下，我们姐弟妹很小就能上山打柴割草。大雪覆盖山野，我们踏雪去山上砍松树枝；夏天割柴草，我们躲过马蜂追撵蛰咬。锻炼得朴素，勤劳，坚强和勇敢。
妈妈在这所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和教研组长。教学上，她一马当先，上公开课，开研讨会，搞作文展览。学校里的语文教学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诗朗诵大会上，她朗诵的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最受欢迎了。她组织了《忆幸福》作文竞赛，学生的稿件贴满教室和走廊。
会元村的二十三中，隶属抚顺市教育局。教师进修、教学研究都要到市里去。开会回来晚了就没有郊区客车了，只能步行。妈妈兴致勃勃地参加市里组织的教研或业务进修活动，不肯早退。活动结束后，她几乎每次都要摸黑赶30多里山路回到家。
1959年一个初冬的晚上，妈妈到市里开会。天黑下来，我还没见到妈妈回家。我惦记她，原本爱哭的我，望着漆黑的窗外，胡思乱想着：妈妈怎么还不回来？会不会被狼吃掉了？ 边想边哭。看护的阿姨批评我：“小的都不哭，你当大姐的怎么还哭呢？”此时，妈妈刚刚开完会，连夜从城里往回赶。她站在北大岭上向下面山村望去，临近的村庄已是灯火点点。前面还有25里山路呢。山路弯曲坎坷，两旁树林阴森，她边走边划火柴照明，为自己壮胆。走了两个小时，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影。一直到进了村，后面一个男人赶上来说：“你在前面走，火光一闪一闪的，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真的见到“鬼”了！”妈妈回到家里，搂着因挂念她而流泪的大女儿，边笑边讲诉了上面的故事。
1960年，可怕的自然灾害降临了。妈妈上课、开会、批改作文、搞代食品忙得不亦乐乎。在昏黄的油灯下，妈妈把从学校抱回来的大落子作文本，一本本的批改起来。学生的本子上留下了红杠杠，红圈圈，和密密麻麻的红色字迹。我们几个非常好奇，也喜欢在灯下翻看几本。弟弟妹妹跟着“搅合”叫道“我们身上痒痒的，妈妈给我们抓虱子”。（虱子是寄生虫，躲在棉衣里，靠吃人血生存，现在早已绝迹。）我没翻看几本，就趴在桌边，睡着了。妈妈经常这样工作到深夜。我在第二天早上，只听到爸爸说：“你作文批改太辛苦了，把孩子送给保姆带吧。”于是，五岁的妹妹只好不情愿的跟着李奶奶到她家过夜了。
天天晚上点灯熬油，她熬不住了，开始吸烟提神了。每人每天1斤粮，每人每月3两油。家里吃的不够，妈妈总是吃一点就放下碗筷。我开始去山上、田里摘野菜，挖菜根。我根本不敢吃饭，生怕爸妈弟妹吃不饱。勒着裤带过日子。全家都到自留地栽地瓜，就连9岁的妹妹也跟去。这样才勉强维持全家的口粮。妈妈过度劳累，营养不良，腿上脸上出现了浮肿。即使这样，妈妈还是把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借给叫“韩大个子”的校工。妈妈说，他家孩子多，挣得少，更困难。后来，韩师傅来我家还钱，妈妈对他说：“那钱不用还了，送给你家吧。”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妈妈的学校全体教职员工齐心协力渡难关。课余时间里，师生上山，下田，挖菜根，掠树叶，带回来制作“代食品”。妈妈和学校的老师们把山上田里的野菜、树叶磨成面，做成各种面食。食品的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看上去就有食欲。这样维系着学校食堂的伙食。在饥荒年代里，学生照常上学，教师照常上课。全校没有因为挨饿而失学的学生。
当时的二十三中学，覆盖着会元地区和前甸乡的部分村庄。十里八村的农民孩子都要翻山越岭来学校读书。我记忆里的冬天北风呼啸，大雪过膝。一到这个季节，妈妈都把回不去家的女生留在自己家住下。栗秀英，刘桂荣，王晓丽的模样还留在我的记忆中。
连续3年，学校教学成绩显著。1961年这所新建农村中学——抚顺市二十三中学，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书记陈凤奎，校长孙荣印还代表全校教工到首都北京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二、
没料到的比自然灾害更可怕的事发生了。我一直是“三好学生”，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兼中队长。三年级下学期期末评选三好学生，由于家庭成份，我没被学校批准。我跑回家里哭着问妈妈，我家是什么成份？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如实告诉我，是富农。我简直接受不了，哭得更厉害了。我成长的路上遇到了天大的事，妈妈心头压了沉甸甸的石头。
第二天，妈妈去市教育局开会了，很晚才回来。后来我知道妈妈那天到抚顺市朝中参加了“雷锋”的报告会，亲耳听到雷锋的报告。第二天早上班前，她递给我一张报纸说，你好好读读吧。我接过来，一道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那是1960年12月11日的 《抚顺日报》。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雷锋，一个旧社会的苦孩子，在党的哺育下成长成为一名好战士。他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合上报纸，雷锋叔叔列车上服务，大雨中送母子回家，为战友汇款解困，带病参加工地劳动……这些感人的故事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里回放着。我猛然领悟了妈妈的良苦用心。照雷锋的榜样去做，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其他乱七八糟烦心的想法，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抬起头问妈妈，雷锋叔叔在哪里？我要给他写信。妈妈想了想，摸摸我的头说，好，你写吧。我们可以请报社转交。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连夜提笔给雷锋叔叔写了一封信。那字迹应该是歪歪扭扭又工工整整吧。大意应该是：亲爱的雷锋叔叔，你好！我在《抚顺日报》上看到你的事迹，知道你小时受到的痛苦和现在的幸福，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为人民服务的优秀战士。又知道你是那样的艰苦朴素，刻苦好学。我要学习你那种爱学习、爱劳动、肯帮助别人的崇高品质。
信发出去了，我就像雷锋叔叔接到了信一样高兴。我每天兴高采烈地忙这忙那，和同学们一起慰问军烈属，清晨为生产队拾粪，晚上到贫下中农家访贫问苦；每到星期日就去慰问军烈属，还组织故事演讲团。妈妈看在眼里，喜在眉稍。女儿走上正确的道路，她放心了。从那时起，妈妈已经为女儿竖起了人生理想的丰碑，使女儿享用终生。
1962年元月，我的班主任高永兰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高玉林老师一起找到我说：“雷锋叔叔给你回信了，我们带你到报社去看”。跟着两位老师，踏着隆冬的积雪，我高兴得一蹦三高跟着他们去了，脚上还穿着带补丁的棉鞋呢。到了抚顺市内南台的抚顺日报社，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封厚厚的信，还有随信寄来用红领巾包着的雷锋全身照片、日记本、钢笔三件礼物呢。我高兴得哭了。回到家，我和母亲仔细看了雷锋叔叔送给我的礼物。日记本第一页写着：希望张玄同学努力学习、好好劳动、练好身体，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照片后写着：张玄同学，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进步！落款：雷锋 1962年1月27日。雷锋叔叔的照片和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深深地感动着我幼小的心灵。当晚，我捧着礼物，久久不想睡去。后来，我和雷锋叔叔的通信刊登在1962年4月13日《抚顺日报》的《读者来信》专栏。
不久，雷锋去铁岭执行任务路过抚顺县会元小学，特地下车看我。高永兰老师把我叫到到校长室。邬占斌校长指着一位解放军叔叔说，这就是雷锋叔叔。我急忙举手向雷锋叔叔致以少先队员的崇高敬礼。雷锋叔叔立刻还了我一个军礼。接下来，我们交谈起来。我只记得他讲话声音高，说话快。尽管我努力地听，也没听清。由于我听不懂雷锋的湖南方言，邬校长对我“翻译”道：“雷锋叔叔执行任务路过我们学校，下车来看你，看看咱们会元小学。”
回到家里，我刚想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没等我开口，妈妈说她和爸爸今天在他们学校也见到雷锋了。真巧！在同一天里，我家有三个人都见到雷锋了！原来，当天雷锋从会元小学出来，开车沿着马路向北行驶，路过二十三中，特地下车看望了我的父母。妈妈说:“雷锋可热情了。跟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大个子战士，还要在学校与师生打篮球友谊赛呢，只是因为学生在上课，没成。”
妈妈在回忆与雷锋珍贵的会面时说：分别时，雷锋边向后退步边挥手和我们再见。他笑容可掬，平易近人。雷锋待人谦和有礼，热情真诚，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后噩耗传来。1962年8月的报上登载了雷锋因公牺牲的不幸消息。妈妈强忍悲痛，一直都没敢告诉我。我还是从年轻的四年级班主任张立文老师的口里得知的。那天放学后，我和张老师关教室的窗户。张老师问我：“雷锋叔叔牺牲了，你知道么？”这真如晴天霹雳！我一听，趴在书桌上痛哭起来。见这情形，刚师范毕业接任班主任的年轻的张老师不知怎样才好。一再劝慰，一直把我送回家中才离开。（后来，张立文老师的文章《师生互砥砺，共同学雷锋》刊登在2003年的《辽宁老年报》上。）尽管老师和妈妈耐心开导，劝慰，可我还是病了几个月，才逐渐恢复心智上学。妈妈和我及家人，我的老师及同学们共同在清明节纪念雷锋的大会上宣誓：化悲愤为力量，高举学习雷锋的旗帜，在学习，劳动，工作上，努力做得更好。
雷锋——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一家人有幸得到他的关心，与他见面相识，交谈交往。这是我们全家莫大的荣幸。从此，雷锋的名字刻在我们家人的心中，雷锋是我家人的榜样，是我们家人的人生坐标。
1963年3月5日，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发表题词。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我的全家又融入了浩浩荡荡的洪流之中。
妈妈在抚顺县十中（文革期间原市二十三中改编）20多年教育教学生涯中，她视教学如生命，爱学生如己出。她多次带头参加教改，上公开课；救助困难学生，帮助教职员工；深入乡村访贫问苦，足迹踏遍方圆几十里。
在会元村的一段时期，我家只租用农家的一铺炕，维持着全家简单的生活。农村的火炕取暖做饭，是烧柴禾的。我抱了柴，擦着火柴却点不着火，缺乏耐心的我急得要哭。妈妈走过来，蹲下身子，用烧火棍挑起灶坑里的柴，火苗一下子燃烧起来。妈妈趁势对我说，“人心要实，火心要空”。“人心要实”，“雷锋就是实在人，实心实意对待工作，对待战友，对待身边所有的人。我们要学习他！”她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她一生就是这样实心实意地对待家人、同事、学生、邻居，善待她接触、交往的所有人。
母亲以她的坚韧、顽强、宽容、淳朴和友爱，以她春天般的温暖感动了当地的贫下中农。
我家住在会元大队的一小队，母亲为当地农民义务理发十余年。妈妈怎么想起理发？又怎样学会理发的？我无从知道。但是我想，她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找机会为大家做点事吧。开始的时候，是在小队的队部里。屋里摆着一条条长凳子，是开会时大家坐的。会开完了，头发长的农民就继续坐在凳子上，等着妈妈给他们理发。至今，母亲穿着白大褂，面带微笑，一手拿理发推子一手拿梳子的形象，仍旧清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理完了发，都笑着道谢“谢谢宋老师”。然后，摸着自己的头，高兴地离开了。后来妈妈因身体不适，不去队部了，干脆在家里开展理发工作，还分配我们姐妹负责打扫满地的头发。
三、
渐渐地，妈妈和我们适应了乡村生活，爱上了简单的农村、淳朴的农民，全家过着平静、恬淡的日子。可是，忽然，像狂风掠过水面一样袭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我就读于父母工作的这所学校。初中的课程深深地吸引着我，啃着课本甜甜蜜蜜。再说，我不能给当老师的父母丢脸啊。
但是，运动还是发动起来了。学生开始停课了。开会，串联，写大字报。先是批“三家村”，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接着要揪出校内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大字报像雪片一样多铺天盖地。学校里，从校长到教师人人自危，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校长停职检查，几个教师隔离审查。
我悄悄地观察妈妈的脸色，察看她神情有什么变化。我每天惴惴不安，生怕哪一天我的父母被贴大字报，被揪出来。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66年冬，我在大字报的“海洋”中穿梭。突然，一张题为“忆幸福，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映入我的眼帘，副标题是“质问宋菊馥”。我的心猛地一抖，灾难到底还是落到了妈妈的头上。
我知道，妈妈因为给学生出了一篇作文题目“忆幸福”而被人揪住不放。妈妈是冤枉的。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怕被人看见，我拔腿就往家里跑。打这之后，妈妈的大字报多起来了，什么说法都有了，“地主阶级才有幸福回忆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在全校批判妈妈的大会上，红卫兵振臂高呼“打倒”——“横扫”。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的头头居然勒令妈妈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
各种批判会接二连三，戴高帽、游大街不断。人们的眼神里充满恐惧和猜疑，常常窃窃私语或公开宣称：某某厕所里有反动标语了；某某画册上有反动口号了等等。有人竟然莫名其妙的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居心何在？”大意是：我的父母为我取的名字是反动的。“玄””（我的曾用名），是“黑色”的意思，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妈妈面对子虚乌有的污蔑，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给我更名为“弦”了，这就是我更改名字的原因和这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任数学教研组长的爸爸，因为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一直蹲在“牛棚”。不到十岁的妹妹给他送饭。放他回家的那天，我仔细端详着父亲，他脸色苍白，身子瘦瘦的。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几乎不敢正视母亲。偷偷一瞥中，妈妈的眼睛红红的，有些浮肿：有时微微一笑，那笑容转瞬即逝。她在承受着怎样的折磨和煎熬。她接受着批判，依然照常上班，回家做家务，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这样的压力，她能吃得消么？
可是，妈妈象“菊”一样，“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顶着压力和打击，在校委会和红联会的支持下，组织了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图片展览的方式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宣传队的“展览馆”在会元公社各大队轮流展出。每到一个村庄，借用学校的几间教室，挂上自绘的图片，由学生宣讲员讲解毛主席的人生各阶段的事迹。参观的人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场场爆满。
正在读初一的我参加了活动，担当“毛泽东少年时代”这部分的解说员。至今我还依稀记得讲述“毛四阿婆感谢毛伢子帮助她家晒谷子”的故事的情形。尽管招蚊子的我在乡下被蚊虫叮扰，浑身布满脓包，在妈妈的鼓励下我还是坚持到底了。
看了图片展览的人们，悄悄地嘀咕道，这人多好啊。她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可是，在那“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姐弟三人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没有机会加入红小兵、红卫兵，没有去串联，没有升入上级学校，甚至被勒令不能进水房饮水。儿女的这些遭遇，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以宽容之心，默默地忍耐了，接受了。这对母亲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母亲一面承受着打击，一面想办法爱护子女。她告诉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雷锋，不能忘了雷锋对我们的帮助。妈妈把雷锋送给我们的照片——全身着军装的，放大为一尺规格，挂在墙上，鼓励我们全家人。
学校停课了，我很郁闷。妈妈翻出雷锋叔叔的礼物，日记本、照片、钢笔送到我的面前。我抚摸着，默念着雷锋叔叔亲切的话语，从中汲取力量，雷锋叔叔帮助我渡过那段难捱的时光。妈妈还从学校丢弃的“废书”里，找出了一些送给我们姐弟妹看。我清楚的记得有：《郭沫若戏剧选》（孔雀胆，屈原的故事）、《钢铁子弟兵》、《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毛主席诗词选》《革命烈士诗抄》等等。我在农村生产队劳动的日子里，一到阴天下雨或冬天没有农活，我就趴在火炕上，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读书。我被书中人物感动着，常常是涕泪横流……。雷锋精神和这些红书是妈妈在那个年代给我的极其珍贵的粮食、空气和水。像春雨润物无声的滋润我干涸的心田，滋养我的文学素养。
“秋菊能耐寒，风霜重重恶”。1976年5月13日，这个黎明前黑色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唯一的风华正茂的弟弟、妈妈唯一的儿子，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年过半百的母亲、父亲，离开了亲人和亲密的小伙伴们。
5月8日，弟弟突发感冒去了会元医院，当夜呕吐。由于公社医疗设备极差，未能全面检查、诊断和治疗。当班大夫“周某某”给弟弟注射四环素“消炎”。第二天接班的“姜某某”继续用这种药。他们的做法导致弟弟病情加重。中午转入抚顺市四院（现抚顺市中心医院），弟弟已进入昏迷状态。母亲闻讯后，急三火四地赶了三十多里山路，看望她的儿子。弟弟睁眼看了妈妈最后一眼，说了一句“我想吃桃罐头，桃养人……”我急急地买了罐头，弟弟再次陷入昏迷。妈妈满脸热泪，泣不成声，对我和妹妹说：“恐怕我的儿子不行了！”啊！？不行了？我的弟弟，妈妈的贴心儿子！才24岁呀！不能没有他，快抢救他！我打开医生办公室门，苦苦哀求。医生们说，患者肝中毒，急性肝坏死。没办法。
我妹妹日夜守着病危的哥哥。“肝中毒”是药物中毒？还是食物中毒？无知的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翻山越岭，千方百计试图找到“解毒”良方。当然没能如愿。我只能请来远隔几千里的舅舅、叔叔、婶婶前来安慰悲痛万分，重病在身的母亲。
母亲一直在琢磨着弟弟的死因是误诊。我瞒着她，写信给抚顺县卫生局追究事故的责任。结果信被退回来，公社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不要追究了。母亲得知后，从此一病不起，患了严重的冠心病。
我的弟弟，出生于1954年，正值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毛主席在大会发言：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妈妈用其“达”字，为她的心爱的儿子取名。张达一米七五的个子，品貌端正。是年轻力壮，勤奋向上，热心助人的青年！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没结婚，他甚至连一件毛衣还没穿过呀！从感冒发生住进医院到离开人世，总共不足五天的时间啊！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从火葬场回到家，走进院子里，我的心更加沉重。这一年，我家刚刚搬入新居。五月的春天，满院子的果树鲜花盛开，新粉刷的墙壁上还留着弟弟的手印呢。弟弟却猝然逝去，妈妈躺在炕上，已经无力说话。这叫妈妈怎么能活下去呀？妈妈老来失子，她怎能不心痛欲绝，怎能不身患重病？她将怎样熬过余生呢？她的心已被儿子带去了，带到那荒山野岭去了，带到会元村二道沟那孤零零的一抔新土里去了……
母亲知书达理，深明大义。面对打击，在亲友、同志、乡邻的劝慰下，坚强的她，又支撑着身子上课去了。
1976年，这个不平凡的一年。就在弟弟离世的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都相继辞世了！“四人帮”集团被粉碎了！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件。妈妈和家人与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巨大悲痛与惊喜的心灵震撼。
四、
1977年春天到来了。这个春天来的多么不易啊！冰雪覆盖的神州，被和煦的春风唤醒了，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万物复苏。学校恢复上课，妈妈又走进了教室，课堂上重新响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朗朗书声。
大约在10月，我和妹妹听到了令人不敢相信的喜讯：公社知青办下发通知，国家恢复高考，适龄青年可以报名，择优录取。
“参加国家统一考试，按成绩录取升入大学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家、村子大队部里、公社大门口，人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父母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以往念大学，要贫下中农推荐，大队、公社层层审批。只有出身好“根红苗壮”的才能上大学，根本没有我们的份。凭真才实学读大学，这真是天大好事。
我的妹妹正在读高中，理所当然报了名，准备复习考试。
我的心痒痒的。25岁是底线，我已经26岁了。怎么办？愁死我了，急死我了。难道只差一岁，就把我拒绝在大学的大门之外了？我这一生就与大学擦肩而过了？
看得出来，母亲比我更着急，可是她不动声色。报名期限的最后一天，母亲从外边回来都上灯了。她没开口就笑了，给你报上名了。原来，她一直在公社知青办门外等候，人少了再进去，跟招生办的同志谈了我的情况。得到招办允许报了名。不过，批不批可不知道了啊？妈妈说。妈妈多么爱她的女儿啊，紧要关头，伺机而动，而且旗开得胜，显示出超人的果敢、智慧。这一次妈妈为我“报名”，彻底转变了女儿一生的前途和命运。
报了名，母亲振作精神，为我们姐俩做饭，填表选志愿，心情好起来了。父亲搬来数学书，为我讲一元一次方程。仅仅2个月的复习，1977年12月1日，我们姐妹一同走进考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高考的考场。我握紧时代赋予的来之不易的笔，庄严的书写弥足珍贵的卷子。尽管腊月里的会元小学考场寒冷得冻脚，可我全然不顾，我脑海里闪现17年前雷锋在这所学校留下的身影。我一定交出满意的答卷！我选的文题是：《在沸腾的日子里》。
我们姐俩的体检通知下来了。母亲掩饰内心的隐痛，喜在眉梢，为我们姐妹上学忙着，张罗着。
大队长老王头捏着烟袋，摇摇头，你家一块走俩人，不行！先让姐姐去还可以吧。要不，就去一个接你妈妈的班吧。
母亲不同意，坚定地说:”让考，就去考了。能读，就一定去读。”大队长那种不可思议的想法，随着我俩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成为笑谈。妹妹被辽宁省煤炭学校录取，我接到了抚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人逢喜事经神爽”妈妈高兴起来了，为我们姐俩整理行装。
曾经阴霾笼罩的上空，云开雾散了。年近60岁的母亲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阳光洒满她的银发，照耀着铺开在她面前的并不很长的路程。妈妈和爸爸也调到市区的第六职高工作。
我读了师范，选学了中文。真的“接了母亲的班”。母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我的血管里融进了语文教师的血液。在我们几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们背唐诗、烈士诗抄、儿歌了。记得我十岁那年学会了李白的《行路难》，弟弟会背《天下的洋楼什么人造》，妹妹学会“两个黄鹂鸣翠柳”的绝句。我们逐一给妈妈表演，妈妈一个个指导着我们。这种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使我语文教学有一种“渊源”。以后我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一旦入了门，就很容易上手了。
毕业实习课上，我准备了《三峡》一课。母亲非要听一遍不可。 她提了意见，做了指导，才放下心来。
毕业后我先后在抚顺市几所中学执教，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稳扎稳打，一帆风顺、一路领先、高歌猛进。母亲替我高兴，家庭琐事从不找我，怕给我添麻烦。记得我第一次在市里公开课，下班回家只见母亲和父亲一起来我家，一个擀皮子，一个剁陷子，为我包了一顿饺子，以奖励我教学取得的成绩。
女儿大了，都要谈婚论嫁。母亲从不过多干预，也不提要求和意见。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是怕影响我们的选择，怕女儿婚姻不幸福。但是，她还是单独和我的爱人谈了她的意见。她关心我们婚后的住房、性格脾气等等。母亲考虑得多么周到而细致啊。
我结婚了。到了回门的日子，进屋一看，母亲已经犯病躺在床上两天了。我心知肚明，妈妈是想念嫁出去的女儿才病倒的。我躲在灶前，暗自掉下泪来，生怕让母亲看到。
我的孩子快要出生了。母亲不放心，提早住进我家等着，看着。可是，外孙子就是不出生。母亲回家了，这外孙子就呱呱落地了。妈妈又带着妹妹转身回来了，看到我们母子平安她才能放下心来。
不久，妹妹的孩子降生了，也是男孩。母亲用她那灵巧的手给外孙缝制小衣服、小裤子，还绣上小鸟展翅的小图案，特别精致。教他们画画、读书、写字，历尽沧桑的母亲终于品尝到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外孙们长大了。母亲走出家门，走进了抚顺老干部大学。母亲性情温和，学识广博，禀赋聪慧，很快融入到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的天地之中。她兴致勃勃，聚精会神，创作灵感一发不可收。
市老干部局组织旅游，畅游长江。母亲一路乘船，一本素描，倾注了对祖国山河的深情。母亲八十岁诞辰，我们姐俩全家携母亲游园。母亲即兴赋诗：“诞辰无需酒作酬，山光水色尽风流。”
母亲20多首诗作选入老干部大学编辑的《枫林诗集》，题材内容广泛，涉及政治、文化、艺术多个领域。母亲擅长绘画，景物、人物、动物俱佳。她的国画牡丹、雄鸡飞马多次参加省、市级画。
母亲懂得健身，且乐于助人。她参加了市里举办了的“健身气功学会”，还自费到北京去学习。她对我们说，练气功健身，还能治病。在她的带领下，小区居民成群结队地来找她学习。每天早上，母亲带领着一伙老人在庭院里做《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等气功健身操。这群人里练了气功的患癌症的，居然没有恶化。后来她们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纷纷前来追悼，泣不成声。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日建交通航了。母亲十分想念她在东京的姐姐宋榴馥。1984年，在我爱人护送下，母亲由上海乘上了赴日航班，从上海起飞，直奔日本东京。姐妹阔别五十年，终于在有生之年喜极而泣，高兴地见面了。
母亲有幸，晚年喜逢盛世。改革开放惠及了每个公民，母亲有幸分享了成果。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家庭和睦，衣食无忧。这段生活是母亲最开心的日子。
在抚顺浑河的岸边，春风拂面，杨柳依依。我和妹妹陪着母亲一家人饭后漫步河堤，一向不喜欢唱歌的母亲居然唱起了郭兰英的老红歌《绣金匾》、《可爱的祖国》。接下来的日子，她还唱过传统歌曲《送别长亭外》、《四季歌》、《小燕子》。其实，母亲不是很会唱歌，但是，在她的女儿心里却是最动听的歌声。她唱出半个世纪岁月的沧桑、不懈的追求；现实生活心中的快乐与感伤、憧憬和展望。
可是你若稍稍留心，就会发现她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的两幅画。一张是飞奔的骏马，我弟弟是属马的。一张是雷锋头戴风雪帽的画像。两张画都是母亲的素描作品，压在桌上的玻璃板下，含蓄地表露着母亲对雷锋的崇敬纪念和对儿子深深的思念。我懂得，母亲“痛定思痛”的情感，她那颗受伤的心依然在暗暗流血。只是在我们面前闭口不提罢了。多么刚强仁慈的母亲啊！
五、
母亲年过80岁后，身体每况愈下，接二连三地住院。她81岁那年春节期间，由我和妹妹陪护，先住进心血管科又转入肾内科，紧接着又转入了胸外科。连续住院一个多月，辗转三个病房。母亲除了早些年的冠心病外，又患高血压、脑梗（头部的额叶，枕叶血管堵塞）、肾功能不全（肌酐、尿酸、尿素氮高于正常值），还有早年的肺内感染相继发作。疾病的折磨使母亲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是，她的坚强，她的渴望，支撑着她顽强的活下去。母亲重病在身，还坚持清晨锻炼。春天她在浑河岸边，沿着河堤走“行步功” ；夏天，她在绿树成荫的小公园打“太极拳”；秋天到了，她喜欢登高望远，爬上小山岗眺望煤城全景；即使在白雪覆盖的冬天，她也不“猫冬”，经常出屋走动。带上厚厚的帽子手套，扫开一片雪地做气功活动。
在此期间，我的舅舅——母亲唯一的同胞哥哥患了膀胱癌。他们的兄妹感情一直都非同寻常，母亲常常牵肠挂肚地惦念他。
我的舅舅宋宝祥，原是沈阳林业办事处的林业技术员，响应号召开发祖国的森林建设，在1958年举家全迁，由沈阳市搬家到了祖国最北部的边疆新兴林业城市。舅舅在黑龙江省的林都——伊春市林业管理局工作。兄妹俩相隔几千里，通讯运输都不方便了。
1992年，我的妹妹陪着母亲，远涉两千里探望舅舅、舅妈。兄妹团聚，其乐融融。舅舅在伊春已发展到一大家子人，扎根在祖国的了。兄妹团聚，好个热闹，好个亲切。可她又惦记着我儿子的中考，提前返程。
舅舅献身于祖国的林业事业，一干就是四十多年。由技术员升为伊春林业局工程师。半个世纪过去了，舅舅积劳成疾患了重病。同样的数九隆冬，舅舅还是离开了亲人。我和妹妹瞒着母亲千里迢迢赶到伊春，哭送舅舅。我们姐俩不敢把噩耗泄露一点点，唯恐她得知。只能眼睁睁看着不知情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给舅舅打电话。最后，她还是从我爸爸的口里知道了实情。妈妈向我询问舅舅的情形，我不敢正眼看她一眼——白发苍苍，双眼红肿的母亲。
后来，我清理母亲的遗物，看到母亲写给舅舅的那篇《悼词》：“呜呼！吾兄！兄居塞北，我居南，千里迢迢难会面，何奈西行这般急？胞妹念兄泪不干！”（我记住的这几句）又见母亲的亲笔字迹，浸润血泪亲情，我心痛如刀绞一般，热泪纷纷滚落。舅舅那慈善温和的面容再次浮现眼前，他献身祖国的林业，几乎倾其所有，几多感慨赋予笔端：“慈眉善目亲娘舅，情深意浓伴左右，举家北迁数十载，林海雪峰傲骨留”。
母亲的为人如此真诚友善，坦荡磊落，掏心掏肺。她对雷锋同样怀着深厚的感情。向雷锋学习！母亲一直都是这样说的，一生都是这样做，她言行一致，表里如一。2003年3月5日，是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40周年纪念日，我和儿子去雷锋纪念馆参加纪念活动，没敢告诉她。可是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拖着重病的身体，在我妹妹、外甥的陪同下，还是风尘仆仆赶到雷锋纪念馆。
在雷锋墓前，她深深地向雷锋塑像鞠躬，白发在微风中漂浮；在纪念馆前，她同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及其妻子留下合影，瘦弱的身子勉强支撑站立。她走进雷锋纪念馆，非常仔细参观。边看边给外孙们讲诉雷锋的事迹和她们曾经的会面经过。她告诉外孙们：是雷锋教育引导你的妈妈，雷锋精神鼓舞了你的妈妈，她才能成为市劳动模范、省特级教师，优秀教师，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
时隔两年，母亲便辞世了。她在重病卧床的日子里，头脑已经不清醒了，但是她没有忘记嘱咐我把雷锋当年送我的礼物交给雷锋纪念馆展出，让更多的人了解雷锋、纪念雷锋、学习雷锋。我再三安慰她，并告诉她：我已经把保存的雷锋的礼物捐献给雷锋纪念馆了。她才放下心来心。妈妈去世两个月后，《抚顺日报》记者王丽敏来到我家采访了我，我流着泪讲诉了雷锋与抚顺日报与我们母女的故事。在2007年3月5日的抚顺日报上刊登通讯题目是：《抚顺日报》让张弦母女与雷锋结缘》。
我常想：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然而她与雷锋的感情却如此深厚、真挚、执着。这不正说明了雷锋精神的伟大、雷锋事迹感人至深吗？正说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正是的民心所向吗？雷锋真诚、热情、谦虚、礼貌；刻苦钻研、艰苦朴素、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永远激励我们家的两代人。雷锋成为我们一家人为人的标准。即使生活道路上有曲折，有坎坷，雷锋精神依然光芒闪耀，照亮前方的路。
2006年，我退休之后，应聘去大连一所国际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学特色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看到了教育教学的另一片天空。母亲支持我去应聘，帮我打点行装。我带着牵挂和不舍离开了家。 一年后，母亲也赶来大连，住进学校公寓，和我一起度过了她卧床前的一段滨海生活。瘦骨嶙峋的母亲，每日早起，迎着东方的一道霞光，踩着细软的沙滩，独自一人悄悄地去海边散步。她观赏潮起潮落的波澜壮阔，展望大海深邃宽广的胸怀，捡拾岸边的贝壳石子，品嗅着大海的味道。直到睡醒的我发现了，再用车子接她回到宿舍里。整个暑假，她还是蛮高兴的。
但是，好景不长，我可怜的母亲还是病倒了。我连夜送她去医院抢救。母亲苏醒了，却不认识她的女儿了。她指着我问，你是谁呀？我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把她送到神经内科检查，确诊患了脑血栓。母亲跟着我到大连遭罪了。是女儿对不起母亲啊！无奈，我只好把妈妈送回抚顺妹妹的家里。由妹妹妹夫精心照料。
妈妈又一次病重时，我们母女相守了最后一个月的时光。生命最后阶段，只要清醒一些，妈妈就唱起她心爱的歌《小燕子》，母亲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鼓舞自己吧。“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小燕子能够秋去春来，年年可见。可是我的母亲却能支撑多久呢。
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从医院回家，她忽然头脑清醒了，对我说:“我要吃面”。我急急忙忙端上面，她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此刻，看着母亲吃面，我的眼前掠过一幕幕场景：为了工作，妈妈来到乡下，渡过艰苦的岁月，失去唯一的儿子，得了冠心病；母亲含辛茹苦培养教育她的子女，倾尽了全部心血。我流着泪说:妈妈:“你大口吃吧，我是你的女儿”。她眼睛一亮，格外有神，看着我说道：“是你啊！”然后开心地笑了。她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美丽！我的心一阵惊喜：妈妈好了！妈妈清醒了！我真的以为母亲这下子可算康复了。可是，短暂几秒钟后，母亲就昏迷了过去。而且，深度昏迷的母亲再也没有醒来。她永远离开了两个女儿，离开了父亲，离开了她无限眷恋的家和这个她热爱的世界。
在妈妈重病的一年里，一到寒暑假、节假日我就急匆匆地奔回家，寸步不离地守护母亲。其余时间我都在工作着。直到母亲又一次住进医院，我陪伴守护了母亲一个多月。这期间重病的母亲是何等思念她的女儿？在外工作的女儿又是怎样牵挂她年迈病重的母亲？母女之间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牵挂，这种焦虑和忧愁，只有苍天知晓其中莫大的煎熬和苦痛了。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时，年过半百的我回味这首诗，才真正体会到慈母那颗炽烈的爱子之心，那说不尽，道不完的爱子之情。可惜我却无以回报，可悲我没能守护。可叹，一切都晚了。如果人生再有一次选择，我决不能选择工作。纵然有一万个理由，我都会选择与母亲相厮守，选择和可亲可爱可敬的母亲相守到老，相守到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无可挽回的憾事。
母亲走了，永远离开我了，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想她，思念她，离不开她呀！母亲走时很安详。我想，此刻也许她很想去见她的儿子，她的哥哥吧。送丧的人们默默地迎着凛冽的寒风缓缓前行，赶来告别。追悼人群里有几千里赶来哭倒在母亲灵前的侄女、侄子。侄子宋慧有诗寄语“月皓星稀思万千，音容笑貌梦中见，柔声细语常叮咛，犹如昨日绕耳边 ”。母亲二十年前教过的学生们和妈妈生前单位顺城六职高的领导、教师，我和妹妹单位的领导，亲友前来送行。我为母亲写了悼词，以表哀思。
“能将天上千年艳，翻作人间九月黄”。菊花，在秋风中开得飘逸，灿烂；留给世间阵阵怡人清香，她无意争奇斗艳，却甘愿做萧瑟的点缀。香气飘得越远越发清香！母亲一生勤奋工作，倾情奉献；教书育人，两袖清风；历尽坎坷，初心未改。身为离休干部，她没有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但是，母亲留给她的女儿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人生奋斗目标，生命的坐标——像雷锋那样活着，做像雷锋那样的好人，必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泽被后世，香远益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