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是作家杨沫所写的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林道静进入革命的历程,同时围绕着林道静周围的人物展开叙述。小说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展现了那个年代不同人物对待革命的看法以及中国所走的道路。不同的人物性格丰富了小说的内容,更是揭示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前进,迷茫和坚定。

  林道静,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她从拯救自己到寻求突破最后再到了坚持为中华民族而奋斗。她反抗压迫,反抗家人,反抗伪朋友压在她身上的迫害;她鼓起勇气,追求爱情,追求奋进,追求知识,永不满足;她坚持不懈,敢于拼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们从她的身上可以映射出青年知识份子,知识份子的力量虽然微薄,但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她就如同桃花一般,接受严寒的考验,经受风雪的洗礼。她的一生五彩缤纷,如繁花般绚烂。

  余永泽: “ 骑士兼诗人”。性格自私自利,迂腐懦弱。对于林道静而言,他是一个“骑士英雄”。对于初涉社会的林道静来说,他救了她的生命,又在兴趣爱好上如此投契,很自然地就投身他的怀抱。他给林道静提供凡俗的爱情,知识,优雅和温情。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内心很虚伪的人,如“他是一个小心谨慎、处世稳健的人,他知道过早的表露是一种危险;只是根据林道静的情形适可而止地谈着使她中意的话语;他犹疑着,怕说得不好反而坏了事”,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余永泽在最初博得林道静的好感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了迎合林道静的手段。在他们日后的相处中,他的虚伪的一面被渐渐揭开,两个人渐行渐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是30年代的涓生。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但更多地积淀着传统的因素。他从一个受新思潮感染的年轻人逐步向“迂腐文人”胡适靠拢,最终完全成为胡适的虔诚弟子,成为一个“沉沦在故纸堆里”的人。他的生活状态更接近于“独善其身”的“小资”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受到批判的对象,因此,余永泽与林道静爱情的失败是注定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嘉川,我想他是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富于革命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青春之歌》是以林道静这个核心女性人物展开的“三角恋爱”故事,在这里主要说说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故事吧。

  林道静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对于卢嘉川,她一开始与之见面就表现出一种“崇拜感”,她初遇卢嘉川,是在北戴河的那个小山村——杨庄,卢嘉川身上似乎有一种魅力,他的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深深地吸引了道静,道静仿佛见到了一个老朋友,开始与他交谈起来。卢嘉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个中国共产党员,他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他用富有鼓动性的语言换起了道静的爱国激情,她在以后的教学中,义愤填膺地教导学生要抵抗侵略,保卫国家。

  江华,他是大学生同时也是工人。比起卢嘉川来,他更稳重,更有城府。不过,他是那种很容易被淹没在人群里的人,不会特别出彩,但日久相处下来会发现他踏实、有魄力、坚毅果决,会有很强的依靠感。江华是林静道成长经历的第三个阶段,如果林道静早些与江华相遇,她就会知道,当时领导学生运动,像卢嘉川这样的人物并不罕见。而江华此时出现在农村教学的林道静面前,也再合适不过。她需要更成熟的人来指引、相伴。林道静和江华在一起是做了许多革命的具体工作的。后来小说着重描写了在江华的带领下,林静道的成长。但我认为这是英雄救美的爱情,或是革命加爱情。在作者看来,二人的爱情动机不纯。“ 革命加爱情”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浮出历史地表的一道路径,但在男权话语之下却带上了不少戏谑和轻蔑的意味。不管是在《青春之歌》抑或是其他文本中,“革命” 的主体或重点永远都是男性,女性作为爱情的载体更多地为展现男性英雄而存在,即使叙述视点更多地置于女性身上,往往也无法超脱被拯救被引导的客体迷思。换句话来说,“革命加爱情” 的叙述模式之下,有另一层隐性的本质,即男权话语下的情欲与政治。

  郑瑾在小说中并算不上是主要人物,但是她心向革命的精神值得为之歌颂。早年,郑瑾就被作为政治犯而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呆过三年。出狱后从上海调到北平工作,不幸叛徒告密,刚工作不久又被捕入狱。在狱中,郑瑾对因受重刑而生病的林道静关怀备至,又如亲姐姐一般鼓励被无辜抓进监狱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俞淑秀。共同的理想、事业、遭遇使她们很快成为亲姐妹似的朋友。在为难之中,她没有放弃,她作为革命的精灵,看得到胜利的曙光,她教育林道静,被捕不是生命的终点,真正的革命者要有长久斗争的意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同时希望林道静将斗争进行到底,做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郑瑾最后英勇就义。她是一个纯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作为信念她鼓励身边的人为之努力,她自己光荣牺牲,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革命者,有坚定的决心,同时还充满温情、勇敢的大姐姐形象 。

  戴愉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上海复旦大学肄业,18岁就参加了革命,被捕前是北平东城区委书记,被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很快屈服,从而重新混进党内进行着破坏党的工作。叛徒是可恨的,叛变后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混进党内从事破坏活动是更加可恨的。叛徒对党组织的破坏比国民党特务更大,很多时候特务只能小范围地逮捕共产党员,而正是通过逮捕的叛变的共产党员才能对党组织造成巨大的破坏。

  王晓燕是一个和主人公林道静同岁的高三学生,也是林道静的小学同学兼现在的好朋友。王晓燕和林道静不同,她从小生长在和平、温暖的小家庭中,她的父亲王鸿宾是北大历史系教授,母亲是个温顺的家庭知识妇女,所以她的性格不像林道静那样奔放、大胆,而是沉静、善良、庄重、温厚、温文尔雅,只知道努力用功读书,希望将来也像她父亲一样做个学者。

  王晓燕是一个乐观向上、热心、关心朋友的人。当林道静还在北戴河时,给王晓燕的信中表达了充满悲天悯人和郁郁寡欢的情绪的时候,她总是写信劝她不要这样消沉,劝她快活起来,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当林道静从北戴河回到北平,来投奔王晓燕时,她热情的接待了林道静,并且让林道静住在自己家里,并且帮林道静找工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热心的人;王晓燕也劝她别乱跑,留神碰见坏人。当林道静想要跟余永泽同居的时候,也进行了一番劝告,后来的林道静为了革命冒着危险发传单时,她担心林道静的安危,真心劝诫林道静,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关心朋友的人。

  王晓燕的思想没有林道静高尚,当林道静积极参加革命的时候,她对革命一点也不关心,“我吗?无所谓。随他们怎么办全好。”这就是她刚开始对革命的态度。后来,因为林道静讲了两个生活中的实例:黑妮和她母亲的悲惨经历。晓燕以前听的都是一些理论,大道理,但这次她真的是被感触到了。原来不是每个人过的都是像自己一样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她认同了林道静,和她走上了同一条路。她是善良的,也是有一颗爱国的心的年轻知识分子。

  当然王晓燕也是一个非常珍惜友谊的人,每次她和林道静吵架,都是她先让步;就算林道静让她做发传单这种危险的事,她最后也只是无奈的答应了;甚至林道静揭发她的姑母后,回来找她,她也只是开始生气:每次林道静和她讲起革命时,她也只是借故拦住她,不愿让她讲,并没有发大脾气,林道静的大道理对于她已经变成了怪不舒服的厌烦的刑罚,但她却一直在忍受着,她曾劝过林道静放弃革命,但被林道静的一句“像你这样成天钻书本子有什么前途呢?”说哑掉,从此以后她就尊重她的想法,因为她珍惜这份友谊。

       王晓燕对待爱情,她是勇敢的。她碰上了戴愉,并爱上了他。友情和爱情,她选择了后者。

  与林道静一心只想着革命相比较,王晓燕是一个有血有肉女性形象。   

  戴愉是极左的。从“三一八”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会议上与卢嘉川的争执中可以看出。九一八后,中国人民的爱国抗日情绪高涨,青年学生更是如此。此时,共产党应以抗日爱国、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积极争取青年,使广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觉投入共产主义事业。

  三一八结束后,卢嘉川已察觉戴愉讲话的不恰当。在会议上,戴愉急忙地批评了卢嘉川争取林道静的做法,再一次表现出左倾激进的状态。会议上,地主阶级出身的戴愉说:“冯森(卢)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我们不去准备大规模的行动......反而只会去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讲理论、乱谈思想......”。在戴愉看来,向上进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是空讲理论、鼓励青年进行自我改造是乱谈思想,而在共产党力量相对弱小、人民觉悟水平较低的形势下发动大规模行动才是革命的,除此之外,其他行动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极左的人最容易批评别人不革命,如果不是了解自己的坚定革命者,一般都会被这幅伪装成最革命的嘴脸吓到。卢是个坚定勇敢理性的革命者,自然不会被吓到,而像我们的主人公林道静这样追求进步、正在努力改造自己的青年就很有可能被迷惑了。

  白莉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她热情似火,是书中最早一批参加革命事业的学生。书中对白莉萍的描述不算多,她最后堕落了,沉沦了,这变化的过程书中也没有详细描写。一切都是和林道静的相遇之后两人分别而描写的,所以到底是什么使白莉萍背叛了同学,为什么在所有人坚定不移的往前走的时候,白莉萍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革命也不得而知了。白莉萍在那个时代是进步青年,是优秀的大学生,是“国难当头我应当先”的进步人士,她本可以和许宁这样的革命友人开始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但是她受到物质的诱惑,沦为官僚的姨太太,整日夜夜笙歌,享受着资本主义的荣华富贵,她自己选择了人格的毁灭,是她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人生,也注定她不会幸福,注定会被官僚阶级抛弃,最后难以实现自我救赎,走向毁灭。

  这些只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许许多多的人物促成了这部小说,为小说增添了不一样的魅力,同时为小说的长久不衰和经典魅力奠定了基础,成为我们大学生位位传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