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乐东

      2019年寒假来临。正在读二年级的小孙女欢呼雀跃地拉起我的手：“爷爷，暑假咱们去了内蒙古大草原，寒假能不能带我去看江南三大名楼啊？”孙女回国两年多了，在学校老师和爷爷奶奶的教育引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这个欧洲出生的小女孩心中扎下了根。她的这一要求显然不能拒绝，我立即表态全力支持。在当过兵的爷爷心中，只有没下定的决心，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孙女眼珠一转，小手指向中国地图最南端的一个地方说：“我还要去那个地方喝新鲜椰汁，吃竹筒饭！”

　　孙女所指的地方，一下子拨动了我的心弦，那正是我梦牵魂绕的海南岛啊！

　　1971年秋，下乡插队生活两年的我，作为肖南大队的农业生产技术员，因培育旅北七号玉米新品种获得成功，被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推荐参加辽中县南繁育种队。可是，报到那天，却因年纪太轻，差点被拒绝同行。选拔的条件有三个：一是搞过种子田；二是结过婚；三是35岁以上。对后两条要求，我莫名其妙。带队领导得知我才18岁，立即生气地说：“肖寨门公社派个孩子来，能干什么，这不是胡闹嘛！”有个叫刘书记的向王队长建议：既然来了，明天就要出发，现换也来不及了，问问小张到底搞没搞过种子田？王队长问了一些有关种子田的技术情况，我都对答如流。他们一看并不是假冒伪劣的，只好默许了。

　　当时的海南岛归广东省管辖，属于边疆海岛，处于封闭状态，外人涉足较少。海口市只有一条骑楼老街，三亚还是个小渔村，没有高速，没有高铁，没有机场，除了“天涯海角”再也没有什么旅游景点。黎族聚居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他们对大陆情况了解很少，只知有北京，有毛主席。他们所住的房子与壮族和傣族的干栏式建筑有所不同，也用竹子材料，但不高架起来，距离地面一尺多高，竹墙草顶，没有房门，没有玻璃窗，四下透风。屋内没有像样家具和成套餐具，就一张竹床，还有三块石头支着的铁锅。客人来了，请你喝一碗米酒，抽一口水烟袋，那是最好招待和最高礼遇。家中不便待客时，便在房门口上挂起不同的树枝，表示有病人、有产妇等特殊情况。

　　黎族的男性大多着圆领衫和短裤，赤脚穿人字拖鞋，外出时身上挂一个小竹篓，手提一把砍柴刀。老年女性的脸上有刺青，路遇生人时立在路边不动，把脸上别过去，等你走过她再走。我们南繁育种队的人看到这般情况，都为如何开展种植工作感到畏难，有的还哭了起来。刚刚到达，就是一场暴烈的台风！大风大雨中，有个姓滕的队友忧心忡忡地说：“这种地方可咋呆呀，咱们还能活着回家不？”

　　48年了，一直心心念念想着重返一次乐东，找回失联已久的黎族朋友，重温那段与黎族村民团结共处、互帮互学、克服困难、喜获丰收的海南生活。然而，当时的“南繁日记本”和所写的20多封家信都丢失了，同期参加南繁育种队的人在我长达35年的军旅生涯中都失去了联系，一直找不到共同回忆的对象。至今虽经努力回想，队友有哪些人、到过哪个村子、黎族朋友叫什么名字，都想不起来了。“草色遥看近却无”，越想心里越痒痒，越想越感到非实地跑一趟不可。孙女的提议正合我意，当即拍板：开车，直奔海南岛！

　　老伴儿提醒我，海南岛现在可是省级行政单位了，是著名的国际旅游岛，再也不是你过去的老印象了。我希望如此，也更迫切地想亲眼看一看。沈阳市距离三亚市3600多公里，横跨23个纬度，从冰天雪地的北国一直跑进百花盛开的海岛，那是个让人多么惊喜异常的旅程啊！两个66岁的老人，带着8岁的小孙女，驾驶13岁的“老狮子”（东风标致307），说走就走，向南、向南！“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瞻武汉的黄鹤楼，登巴陵的岳阳楼，赏桂林的芦笛岩，游北海的涠洲岛，一路上跑得痛快，玩得尽兴，只用10天时间就按计划到达海口市，入住商务酒店锦江都城。环顾高档而漂亮的星级酒店，让我心生感慨。想当年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招待所，房间陈旧，设备简陋，鼾声如雷，热不可耐，放在窗台上的方形塑料肥皂盒，竟被晒成了椭圆形。

　　孙女拍着手说：“终于到海南岛了，咱们可以喝上椰汁，吃上竹筒饭啦！”小孩子嘛，始终没忘了吃这档子事儿，但她不说她自己想吃，而说咱们一起吃。从手机上查找到福地美食街，但距离酒店较远。奶奶一挥手：“打车去。”一路上，只见马路宽阔，街景现代，七拐八拐地跑了半个多小时才到。有洒水车在冲洗街道，后面还有人在进一步清扫，垃圾不存，一尘不染。灯火辉煌的美食街，香气诱人，吃喝繁多，人头攒动。饱享口福后的孙女，手捧青青的椰子美滋滋地说：“我记住你了，海口！”

　　一位在岛上当“候鸟”的沈阳朋友知道我们要来，一路上盯着我们的行程，多次微信一定要到他所在的琼海做客。那里有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有三江汇流入海处，一个被国际政要所注目的地方。那就去吧！手机导航带我们顺利地驶上环岛高速。没想到海南岛的高速公路竟全年免费通行，随便上下，还有服务区。这真是国际旅游岛的大手笔、大气魄、大胸怀！当年从海口乘长途汽车到乐东，350多公里的路程，颠簸了一整天。这次从海口到琼海的百把公里，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跑到了。见到了多年老友，他乡聚会，把酒言欢，甚是开心。

　　海南岛的环岛高速把南湾猴岛、蜈支洲岛和天涯海角等著名景点和沿海城市都串连了起来，还把沿岸的海滩和阳光慷慨地分享给国内外的游客和北方的候鸟。在天涯海角景区内，头顶上每隔5分钟就有一架钢铁巨鸟落入凤凰机场。如此大的变化，如此现代的交通设施，使我更急于想看大山里的乐东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过朋友，玩过景点，就去乐东。按照记忆，应去三平公社，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行政单位，改称为乡了。从百度地图上查到的三平两个字，但是个交通枢纽的名称。三平附近有个叫养老的地名，似乎是那里又叫不准，那就先去了再说。

　　头一天，从三亚的大东海跑到乐东县城住下。好大的县城，好美的酒店，现在的乐东是全国的良种培育基地，正在建设花园式城市，可不是当年那个小县城了。第二天吃罢早饭，立即向三平交通枢纽出发。原来难走的沙石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一直怕路不好走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记得有一次，我和手扶拖拉机手小王从山里去往乐东县城拉化肥，走到中途会车时因路窄差点翻到山沟里。可现在完全不认得了，不仅道路变了，房子变了，人也变了。三平公社已经撤消，原来的行政范围改称抱由镇。

　　我把车开进一个小山村里停下，向一个青年问路。我问：“三平公社在哪里？”他用手往回指，说走过了。上车前，我顺嘴问了一句：“这个村叫什么名字？”他答：“头塘。”头塘！这村名使我怔住了，心里忽然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就是当年我住过的地方呀！我急忙又问：“村里是不是有个挑水用的水井？”他答：“有哇！已经废弃了，现在用的是自来水。”我追问：“你是不是黎族？”他答：“没错，就是黎族。”我再问：“这个村是不是姓邢的多？”他答：“是啊，我就姓邢！”找到了，就是这儿。我让他快告诉我水井的遗址在哪里，他往前指了指。

　　站在头塘村，我立马想起了许多往事。我们队部就住在水井附近，旁边还有一块我们开辟的菜地。这也太巧了，似乎冥冥之中有所指引，让我没费任何周折便来到故地。但，村中已经不是我住过时的模样，到处是砖房，还有小楼矗立其中，路面是水泥硬化的。只有高大挺拔的椰子树和垂丝累累的大榕树，还能与我的记忆相互印证。

　　我急切地向水井的方向跑去，那是我惟一清晰的记忆。每天早晨，村民们都挑着两个黑罐子去村边的水井挑水，顺便洗洗脸、梳梳头。在初升太阳照耀下，椰子林中闪动着青春美丽的人影，榕树下支起了闪闪发光的水烟袋。人们相互用黎族话打着招呼：“拉它？”回答：“拉！”就是问吃饭没有？回答吃了。那是村中最美丽、最温馨的时刻。

　　路遇一个坐在家门口的中年男子，向他问水井的具体位置，他主动起身给我带路。问他知不知道有北方人来村里种小麦？他笑着说：“不记得了，那时我才两岁，后来有听老人讲过。”他把我带到山下的一个泉水处，说这水可好了，乐东县城的人都来取水。然而，我却很失望，显然不是这里，距离村子太远了。这时，一位老人拄着棍子走过来，那位中年介绍说他原来是村中的支书，姓罗，已经80多岁了。我赶忙上前问罗书记，还记得北方人来繁育小麦的事情？罗书记看了看我，依然清澈的眼睛中闪现出激动的神采，连声说：“记得，记得，辽宁省辽中县的，队长姓王！”罗书记的回答让我兴奋异常，如见亲人。

　　走到村边的一户人家，门口有三个人在打量着我们。罗书记说这是她女儿家，上去坐一坐。几个人热情地让座、拿水。其中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人问我找水井干啥，我说明了原因。他一下子站起来说：他就是当年生产一队的联络员，叫邢伟民，与育种队一起工作了半年呢！我看他个头与我差不多，很像我当年的联络员，便上前与他握手：“还认识我不？”他摇头不敢相认。是啊，当年都是18、9岁的小伙子，48年的风霜雨雪深刻在脸上后，谁都不敢相认了。邢伟民感慨地说：“我比你大两三岁，你还没忘了我们，谢谢你这么老远地跑来看我们。”我问：“有人来过吗？”他答：“从来没人来过。”

　　当时的村民只会讲黎族话，就连电台广播里说的都是海南话。为了方便我们开展工作，挑选了读过中学的人给我们当联络员，其实就是翻译。联络员的普通话也讲得不太好，只能慢慢沟通，互相教学。比如，看到公猪，联络员问这个怎么讲？我说是猪。他说不对。我说就是猪，他说是男猪。类似笑话不少，如果配备的是女联络员，那就更热闹了。经过两个多月的互教互学，我会讲了日常的黎族用语。队领导有事找生产队长交谈，就喊我去当翻译。

　　邢伟民热情地陪同我找到水井遗址、队部所在地、菜地、村中的大榕树，以及当年第一天到达时住过一晚的仓库，并逐处帮助我回忆过去的事情。比如，你们的队医是广东人，厨师是个胖老头，手扶拖拉机手小王很年轻，你们种的茄子和辣椒长得像树一样高等等。

　　海南岛的三亚、陵水、乐东和保亭一带，属于北纬18度，不但阳光充足，而且享受着海洋气候的滋润，冬季温度比海口和琼海还高，可以一年两种甚至三种，成为培育植物新品种的最佳地带。当时，北方急需的小麦新品种由于数量少，不能大面积种植，亟待繁育。“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为此北方各省在冬季都派出农业技术员到海南岛繁育新品种。

　　乐东属于山区，农田比较分散，且以种植水稻为主。把水田改为旱田，把插稻秧改为种小麦，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像起垅、开沟、撒种这些简单劳动，必须亲自示范，手把手地教。没有相应的劳动工具，还得临时制作。黎族村民非常朴实、善良，不但认真学习和实践，还克服了许多困难。由于天气炎热，黎族人常年打赤脚穿人字拖，小麦种子撒下后需要用脚来踩实，然而不是拖鞋陷进土里拔不出来，就是种子粒从脚趾缝里钻了出来。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就用大姆指把种子一粒粒地按下去。有时进山巡查小麦长势情况误了吃午饭时间，联络员用砍刀截取一段青竹，把淘好的大米装进去，再加装一些从河里捞来的小鱼小虾，用树叶把竹筒口塞紧，然后放在火上烧熟，那可是无比美味的竹筒饭。

　　海南岛是各种候鸟云集之处，当小麦快要成熟的时候，鸟儿们都喜滋滋地飞来享受，那是铺天盖地，黑压压一大片，先吃小麦粒，再去喝木棉花中的水。它们根本不怕竖在小麦田中的稻草人，还落在上面喳喳地叫。用不了多一会儿，就把一块麦田吃个精光。只好派村民去各个小麦田里站岗，用手来轰，用枪去打。一声枪响后，掉下来十几只鸟儿，大的有小鸡那样大小。现在说起来这是不保护鸟类，当时只能与鸟儿们争夺粮食了。

　　在黎族村民的真心帮助和精心看护下，我承包的3个生产小队的小麦田，都获得了大丰收。从1971年9月底进驻黎族村寨，到1972年3月底撤出，整整度过了6个月时光。队领导多次表扬我，回家后又被抽到县种子站工作，拿上了月工资。但没有几个月，我就应征入伍了。

　　沐浴着乐东早春的灿烂阳光，我们围坐一起，畅谈了很久。当年的状况，今天的变化，未来的发展。罗书记感慨地说：“你是北方南繁育种回乐东的第一人，常回来看看，看看这里的变化，看看我们这些老朋友。”邢伟民还要给我摘椰子，搞饭吃。我婉然谢绝，互留手机号码，依依不舍，握手告别。48年的心心念念，8000多公里的往返奔波，不仅重温了海南生活，更找回了一段丢失的青春岁月，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再见了乐东，我还会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