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检察院通知我,奉上本文并附三张照片,刊载《北京市检察系统第二届检察业务专家风采录》。千头万绪中,我撷取长年从事检察理论研究方面片段小事和些许感想,挑选了三张时间跨度近卅载的肖像,它们镌刻着三十年峥嵘岁月,走过的是三十年检察之路。凝望它,或许你我会感怀那个年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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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照片:稚嫩无知,朦胧十年

1981年底,我即将从部队复原的前几天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并非炫耀青春时的风华正茂。这祯照片代表着我的梦想,代表着那个时代,也代表了我人生的转折...

三十年前,一大批复转军人脱下军装,来到了从没有听说过的检察院,更不懂什么是法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正值检察机关百废待兴、恢复重建,刑法、刑诉法刚刚实施,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此时,亟需大批人员充实检察机关工作,但是没有现成的法律人才,对于当时的专政机关来说,政治上过硬是重要条件,以政治上可靠和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复转军人来说,就成为检察官的首选。

人的一生不断面对选择,其中,多数是船过水无痕,只有稀少的抉择构筑起人生的转折点。曾记得,在对前三次分配工作不满意后,复转办第四次通知:“去检察院报道”。当时我正以“急行军”的速度迎接高考,曾在模拟考试中考了五百多分。那之后,在众多择业中就像抓阄一样,懵懂地选择了检察院。上学工作两不误是我幼稚的想法,院领导知道我想参加高考的消息便给我下了“通牒”,“高考就辞职,上班不高考”。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弟妹年幼,家庭困难,而我都二十四岁的人了,上了大学还要“吃”父母,会给家庭生活带来新的困难;高考的诱惑如同磁铁般吸引着我,当一名大学生是我多年的梦想。上学还是工作?我做出了人生第一次抉择。——不久,我和其他复转军人一起踏进检察院的大门,走上检察官这条志业。从此,与检察有了三十年的不解之缘。

隔行如隔山,对于学过军事舰艇雷达的我,在检察工作面前是一个标准的“法盲”。那个年代的复转军人,识浅力绵,文化基础差,知识底子薄,与现在年轻的大学生不可同日而语。面对法学理论,面对诉讼程序,像听天书一样懵懂,但我像小学生一样,把刑法、刑诉法全文背诵,经常默写,根据听课录音整理出几大本笔记。尽管孜孜不倦、上下求索,但检察工作为何物一直困顿萦绕着我。

青年人喧腾的心扉和争强向上的性格诱发我去探究,白天工作,晚上上夜大,如饥似渴地吸取法学营养,精力充沛的我又参加了北京市自学考试,自学了英语。几年后,几个“后学历”拿到手,连续奋战拿下《律师资格证书》,并有了“法学学士”学位。

这十年,是崇尚和追求学历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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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照片:逐渐成熟,实践十年

凝视我的第二张照片,看起来无忧无虑。其实,第二个十年活得并不轻松。家庭负担凸现,工作责任增大,我只能工作、生活两肩挑。

曾记得,孩子刚刚出满月我就带领反贪侦查组到湖南常德调查取证,并将嫌疑人带回北京。出差期间对家人的惦念和对病患孩子的担忧时刻缠绕着我,二十多年了,每时每刻……从没有放弃的念想,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父亲所体验不到的。

办案中曾有过骑自行车二十公里去调查,步行三十华里取证,体验过出差睡在四十多人通铺的大车店里……寒霜酷暑一路走来,深悟一个简单的道理——干好什么事情都需要扎扎实实地付出。

这期间,我从事了反贪、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办理过批捕、起诉案件,也从事过办公室、政工科、研究室等综合部门工作。曾担任过研究室主任、团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等行政职务。

拿了几个“后学历”让我兴奋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平淡了。“有了知识并不见得有水平。”如何把知识变成能力和成果,就需要经验,经验是积累得来的,只要你不断的用心积累,不知不觉中你的工作成效就会越来越显著,机会也会摆到你的眼前,检察工作尤为如此。这是单位一个老同事跟我说的一句话。

我认识到,关注理论前沿,了解检察热点,是检察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工作之余我经常参加各种法律学术会议,以便掌握检察改革动态。聆听专家一次高水平的法学讲座是精神的洗礼和思想的升华,讲座的魅力带给我的是思想上的启发和心灵上的震撼,那些智慧的声音和思想的光芒,为我提供了读书和研究的参照和榜样,一次法学精神的会餐远胜过十次物质的盛宴,这也是我在检察理论长途中迈出跬步的动力。

这些年,我时常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触动着我去思考、去研究、去撰写。记得有位哲人说过:“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此语不谬却失之片面,它容易将人们引入舍近求远的误区。其实,熟悉的地方也有景,只不过你不在意这些景色。只有探索自己熟悉的东西,你才能驾驭它并有所收获。检察工作是我唯一熟悉的事情。从那时起,陌生与熟悉缠绕在一起,困扰着我。我把熟悉的办案体会变成文字,把检察工作中陌生的难点问题写成文章,这一切就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些年,无论受到多少委屈、遭遇多少困难,从未动摇过追求检察理论的信念。

这些年,由于检察理论研究成果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被中纪委培训中心聘为兼职教师并多次授课,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参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修改工作,被授予北京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的称号,被市政法系统确定为“学科带头人”,荣获北京市检察机关第二届“十佳调研能手”称号,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全国检察理论人才”。

获奖文章一篇篇,荣誉称号一个个,奖状证书一摞摞。这些成果记录了我30年的检察生涯,意味着30年艰辛尽瘁的检察实践;洋洋洒洒百万字的理论作品,铭录着我对检察实践孜孜以求的思索,陪伴着我在检察理论领域里的伏枥耕耘,见证着我对检察事业的宏愿和心力。

回首30年的检察生涯和探索之路,感慨良多,从一名不谙法律的复转军人,成长为一名饱嚼检察理论检察官,所有的感言可以用感谢和幸运来表达,所有的成绩可以用奋进和努力来诠释。

这十年,是成果与艰辛相伴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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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张照片: 孜孜以求 耕耘十年    

拍摄第三张照片的时候,检察机关正处于创新发展阶段。因而,我国检察实践和检察改革中也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对检察理论和检察制度也会提出各种质疑。

“不求深思,无以致远”,创造性地回应关于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理性地迎接检察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各种挑战,需要进行检察理论研究和创新;需要热爱检察事业的人仁为之尽绵薄之力;更需要先师们开启思路和无名英雄众星捧月。

“庙廊之才,非一木之枝”,“清泉潺潺,端赖源头活水”。我并非是一枝独秀,平心而论,授予我“检察业务专家”称号,不是我个人的荣耀,荣誉属于支持鼓励我的朋友和家人,有赖于领导和老师的鼎力相助与谆谆教诲,也包含着与我共事多年同事们的一分心血。

荣获“检察业务专家”称号,要归功于赵云阁副检察长和陈瑞华教授等人对我的关爱,没有他们精心栽培与指点迷津,就不会有我今天所谓的“检察业务专家”的成绩。

德高望重的赵云阁女士已是一个退休十年的原北京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她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检察官,也是一位颇为重视检察理论追求和培养年轻人才的领导,我作为她的间接下属,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她给予我理解和支持;在我有所成就的时候,她给我以鼓励和鞭策。多少年来,我得到了赵云阁等老一辈领导数不清的关怀与帮助,在她的举荐下,我才能有机会参加许多重大学术活动并得到荣誉。时值今日,依稀可寻老一辈检察官为人的大气和严谨的工作风范,已七十高龄的她还经常鼓励和鞭策我,关注我的学习工作,为我在检察理论上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地欣慰。

中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陈瑞华教授是我有幸结识的法学大家,并成为莫逆之交。陈瑞华教授等具有一批社会责任感与理性洞察力的中青年学者,在我国法学理论探索中奋然崛起,这一代学者承前启后,已成为法学研究的中坚与栋梁。我在讨教中卓然可见这些学者文思犀利的锐气,尤其他们不囿于现存理论的束缚和对理性的反思精神,他们用文笔塑造出中国法学理论的独立学术品格。他经常修改我的文章,为我拟题目出思路,邀请我参与课题撰写和论坛研讨。其实,我已成为陈教授的编外学生,尽管我年长陈教授十岁,每每相见都会有新的感想、新的收获。

授予我“检察业务专家”称号,实在是受之有愧。检察系统有那么多的优秀人才,他们长期奋战在检察工作第一线,兢兢业业,不计名利,默默奉献,他们称得上是真正的“检察业务专家”。我只是检察战线的普通一员,做了喜欢做和应该做的事情,虽然个人能力有限,但力所能及尽到了责任。

授予我“检察业务专家”称号,实在是名不副实,我最多只能算个“土专家”。我没有机会进大专院校系统地深造,没有取得闪光的学位,也没有落地有声的科研成果,我只是一个“后学历”,只有一个“土学位”,只是把检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归纳总结,我却得到了许多精神和物质奖励。

授予我“检察业务专家”称号,实在是偶然幸运,同时也是对复转军人群体的褒扬和厚爱。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期,复转军人占有检察干警很大比例,堪称检察工作的主力军,衬托出那个时代检察机关的特点。他们在部队大熔炉锤炼下,养成了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好作风,树立了在困难面前坚韧不拔、永往直前的精神,他们把这些精神和作风带到了地方,带到了检察院。他们在检察战线奋斗着、工作着,勤勤恳恳,无怨无悔,他们才是真正的检察业务人才。我只是复转军人的幸运代表,复转军人为检察事业做出的贡献是检察史上的奇迹,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掩面而思,在我的身后的许多无名鲜花在盛开,有许多坚韧挺拔的大树在遮阴,依托了这些鲜为人知的百花园,才使我这棵小树常绿。否则,我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回首往事,这就是我的检察之路——30年检察时光瞬息而过,30年理论探索艰难曲折;30年检察之路,喜悦与惭愧,满足和遗憾;30年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