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小居住的协和医院宿舍----协和大院的女医生中,以林巧稚、劳远琇、胡懋华三位最杰出,她们也是全中国最高端的知识女性,可以说是中国女性中最光芒四射的“女神”。


          ( 一 ) 林巧稚(1901—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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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巧稚大夫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她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是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一位女性副院长,被誉为“中国医学圣母”。在林大夫行医的五十个春秋中,总共接生了5万多个婴儿,因而还有一个老百姓送给的称号----“万婴之母”,这如同无字碑一样荣耀的称号,直到今天还在人民群众中口口相传,多么神圣!同时,林大夫还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疾病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因而被国家尊为“医学科学家”。

  20世纪初年代的鼓浪屿,可不是今天这般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那时,就连福建也还是远在天边的“南番僻地”。出生在鼓浪屿的林巧稚从小聪慧过人,7岁上女子小学校,12岁上鼓浪屿女子高等师范,18岁时候已经毕业于厦门女师并留校任教了。1921年,闻听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20岁的林巧稚毅然千里迢迢赴京报考,并以一段传奇经历考入该院。经过8年极其艰苦的学习,1929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同时力压群雄,成为首届“文海奖学金”的唯一获得者,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也成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

  她喜欢被人唤作“林大夫”,这个神圣的称呼,时时提醒着她治病救人的职责所在,所以一辈子都不喜欢被人称呼官衔,比如“主任”、“院士”甚至“教授”。我们协和大院的大人们都尊称她为“林大夫”,孩子们则叫她“林婆婆”、“林奶奶”。

  林奶奶身材娇小,一生都很细瘦婀娜,“文革”前长年梳着中国女性传统的发髻,“文革”后变成垂耳短发。有出席活动的场合时,她喜欢穿旗袍,戴小耳环和手镯;平时家居还是爱穿闽南特产香云纱做成的衣衫。留在我脑中的永久印象,是心情愉快的林大夫绾着发髻,着一身合体的锦缎旗袍,领口处别一枚碎钻镶嵌的精致领花,从大门外飘然而入,停在花丛边上看她那些盛开的花,那身影,无宋庆龄的丰腴却有着和她一样的高雅韵致。

图片3.png  林奶奶一生爱花,她居住的28号楼在大院门口东侧,从细碎灰白点的花岗石台阶下面,到小楼南、北、西三面周边,从春到秋,三时鲜花不断,都是她率领着家人亲手栽种的,有海棠、月季、蔷薇、美人蕉、太阳花、老头花和一串红。最美丽的,还属伸出一尺多长白色大花颈的玉簪花,那白瓷似的大花纤尘不染,似乎就是为衬托她的冰清玉洁而绽放的。这座楼是林奶奶和她的亲侄女林懿铿老师一家人住的,林老师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北京一家中学教英语;她的夫君周华康大夫亦是协和大医,也跟姑母林巧稚一样,以五年学业成绩最优获得过协和医学院“文海奖学金”,他一手创办了协和儿科并担任主任39年。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天气好的休息日,林奶奶喜欢带着家里的大小孩子一起打理这些花卉,亲自松土、剪枝、浇水,大院里的其他孩子也帮着接水带、除杂草、收拾垃圾。这时,林奶奶就会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挨个儿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得了什么奖状没有?鼓励孩子们要努力争上进。

       上世纪50年代前期,我家母也在协和医院工作。听她说过,林大夫看到新中国呈现出来的上下一心、发奋图强的新景象,内心里很欢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国很是信服和拥护,所以她在政治上很上进,还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班。我老母亲还说,林大夫这个人本质非常好,解放前就已经是享誉京城的名医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本鬼子强占,把所有医务人员都赶出医院,数月后林大夫在京开办了一个私人诊所,为了减轻病人负担,主动降低挂号费,对穷人减免医疗费等等。不久她应聘担任了中和医院妇产科主任,1946年又受聘兼任北大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当时她要名有名,收入也高,但后来李宗恩院长受命恢复协和医院,邀请她重返协和,林大夫即把诊所停了,辞去两院主任职位,重新返回协和妇产科,一直工作到1983年去世。

  林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女院士。但她并不只看专家号,而且只要在门诊,总要看完当天挂号的所有病人才下班。如果她看到哪个病人表情痛苦,还会丢下手里的事直接去询问。有时护士提醒她说,待诊室里有已约定等候的特殊病人(往往是某位要员太太或某外国使领馆夫人),林大夫总是严肃地回答:“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一天,林大夫诊室进来了两位中年妇女,穿着朴素的灰布列宁服,挂的却是专家号。专家号要比普通号贵10倍,林大夫便对她们说:“以后别挂这种号了,这要多花好多钱。我也看普通门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多等一会儿。”

  她们很客气地点头应道:“好的,谢谢林大夫!”

  等她们走后,护士过来问林大夫:“您知道刚才的病人是谁吗?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呀!”

  “哦?”林大夫不在意地笑笑,拿起刚才的病历看了一眼,果然上面的名字是邓颖超。

  图片4.png康克清也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写道,林大夫看病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还是贫苦农民,她都同样对待,只要在她对面的患者椅上坐下,在她眼里,就都是病人。

      28号楼是大院里少有的独家居住的一整座楼,“文革”爆起时,不知哪儿来的红卫兵冲进小楼,欲揪斗林大夫,查抄私产,正在此危难时刻,是周恩来总理及时派人前来保护了林大夫。但她家一层的大客厅还是被“造反派”占领了,他们把那里作为活动据点,夜以继日地在里边折腾,写大字报啊,跳忠字舞啊,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发布各种革命指令啊……整日整夜地开着大灯,人来人往,杂音鼎沸,不知林大夫及周华康大夫一家是怎样熬过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的?更兼白天在医院里,林大夫也没处逃,无处躲,她被宣布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需要“重点监督改造”,一度被发配到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真是斯文扫地,天理不存啊!然而,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她说,毕竟她还留在协和、还在为病人服务,这已经是再幸运不过了……“四人帮”被粉碎后,林奶奶已进入耄耋之年,体质逐渐衰弱,可叹雄心犹在云天上,壮志难酬鬓先白!现在回想起来,亦不知咱们中国当时的8亿人民,是怎么熬过那个疯狂年代的日日夜夜的?而让人万分不理解的是,近年来,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浩劫和中华文化的大灾难,竟然有不少人在怀念乃至呼唤“再来”,不知是患了“好了疮疤忘了痛”的健忘症,还是为了捡起芝麻而不惜捣烂西瓜?抑或干脆就是别有用心? 


    

        ( 二 ) 劳远琇(1919—2013)

1552733383882151.png       与林家小楼毗邻而立的29号楼,是劳远琇大夫和她老妈妈,以及一双儿女的家。我们协和大院人没有不认识劳大夫的,劳阿姨也没有不认识的大院人,因为各家各户,无论大人小孩,甚至亲戚、朋友、同事、熟人……都去“找劳大夫”看过眼睛。而这位大医女神,不看地位高低,不分贫贱富贵,一律待之以礼,热情,细致,耐心,周到,时间一过六十年,这份善良的心性,始终如一。

  在协和服务的六十年里,从当初青涩的年轻住院医,到后来享誉国内的眼科大神,她也一直都是这样对待千千万万患者的,尽全力帮助他们保住了无比珍贵的眼睛。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大夫“善有善报”,晚年过得平静安好,最后94岁高龄驾鹤时也没受什么罪,是为“有福之人”。

  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认识劳大夫了。1961年我上小学,劳阿姨的女儿钱JY跟我同班,小时候“过队日”就是经常在她家阳台下面花岗石台阶上“过”的。我和JY,还有池之盛教授的女儿CLN等11个大院男孩儿女孩儿,一起上完五年级就“文革”停课了,两年后又一起被就近分配在胡同里的中学,还是同班。那时,我对劳阿姨是敬畏多于亲切,因为我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大专家”,她显得特别忙碌,没工夫跟我们小孩子说话。但也偶尔有时,在我们一大帮正玩耍的女孩子中,她会叫一声“JY----”,就把女儿“提溜”出来了。她呼唤的声音真好听。

  岁月悠悠,我们很快长大了。劳阿姨也渐渐进入了老年,乃至暮年。大院人有了眼疾,还是会去“找劳大夫”,向她咨询。如果劳阿姨认为有必要,就会写个条子,让去协和找她的XX学生,这些学生都已经成长为大腕或者大咖了。劳阿姨一边写,一边还会谦虚地说:“我现在老了,对许多新药不了解了,你去医院找大夫吧,现在他们都比我强……”尽管如此,在她九十岁前后,我还能常常看到她被学生们陪着,接到协和去会诊或讲课。

  劳远琇大夫是新中国成立后协和眼科的第一位全职医师。又于1954年创建了协和眼科神经视野学专业组,这在全中国也是首创,经过几十年努力,在视交叉疾患发生视野缺损机理、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等的研究上,独树一帜,领先国内,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成果奖,为中国神经视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她在医学界、特别是眼科界享有很高声誉,1984年获北京市“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三十年奖状”;1987年被协和医院评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先进工作者”;1987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协和医科大学颁发的“为院校作贡献奖状”;1990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为高校教育及科技事业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奖状”;1990年获医科院及协和医科大学颁发“在研究生教育事业上成绩显著奖状”;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协和医院颁发的“卓越贡献奖”;2009年又获协和医院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劳远琇191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说起自己为什么会学医,而且选择的是眼科时,她每次都会说起一件永远镌刻在心头的往事:

       1932年,我被保送进福湘女子中学。学校定期派我们到一所盲女学校服务,那是一个私立慈善机构办的。盲女们每三四人一个小组,组长是有一点“光感”的姐姐,带领着另外两三个妹妹行动。她会告诉她们:“天亮了”,“天黑了”,“点灯了”,“熄灯了”,而且她知道门在哪里,能领着她们出入房门和教室。这些情景真令我心疼!也使我认识到微微的一点“光感”,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宝贵!那时我就想,如果我是眼科医生就好了,我要把她们全治好……

        这就奠定了劳阿姨的一生。她就此抱定决心,要做一个眼科医生,救治天下的盲人。抱着这种信念,1938年她考入湘雅医学院,发奋苦读。不久抗战深入内地,湖南也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她随着学校一路跋涉到贵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学业,终于在1944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校要求每个毕业生填写志愿,她两个志愿都填的是“眼科”。当时全班只有4个女生,学校鼓励女生学妇产科或小儿科,并允诺学这两科可以留校当助教,而若要学眼科的话,则必须前往伤兵医院服务一年。劳阿姨坚决放弃了留校的机会,毅然去了肮脏、破烂的伤兵医院。有人劝她说“眼球是那么小的领域,两个眼球还长的一样,有什么知识值得你毕生钻研呢?”劳阿姨决然回答:“我想救助盲人,哪怕能给他们一点点‘光感’,也是好的呀!”

      图片7.png 一年后,劳阿姨回到湘雅医学院,终于成为一名眼科住院医师。兢兢业业地干,3年一晃就过去了。也是命运机缘巧合,1948年的一天,劳阿姨看到一本医学杂志,有文章介绍当时世界眼科医学的发展情况,讲到许多新技术和新疗法,使她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便萌生了去美国进修的想法。刚好又看到报纸上的一则广告,“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将在中国招收3名女医生,提供前往美国学习的奖学金,她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顺利考进前三甲。好事成双,此时“中美文化基金会”也提供了一份奖学金,这样,家境不富裕的小女子,靠着自己的努力,于1949年月踏上了美国求学之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在国际著名教授F·阿迪勒、H·斯克黑厄等导师的严格培训下,劳阿姨抓住机会拼命地学啊,学啊,学啊,打下了既广博又扎实的眼科基础底子。数月后,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又过了数月,朝鲜战争爆发了,劳阿姨再也待不下去了,她选择了回归,要以身报效祖国。1950年9月,她终于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大海轮,从旧金山出发,经洛杉矶、夏威夷、日本及中国的旅顺港,颠簸飘摇了24个昼夜,回到首都北京。本来是与钱学森同船的,当时船上有很多都是一起结伴回国的中华热血留学生,直到开船后大家才知道,钱学森因为美国方面的阻挠而未能登船。北京协和医院聘她为眼科副教授,并给她分配了最好的住房,即协和大院29号别墅楼,从此,她就在那里安了家。

  劳阿姨的善良、勇毅和能干,来自于她良好的家教。她父亲劳启祥是1924年留美学子,先后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攻研数学,获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回中国,任教于湖南著名的雅礼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以前的校长全是由美国人担任,到了1928年,劳启祥开始代理校长,1932年转正。劳校长实施了重要改革,选拔出一批“吸收欧美文明,振兴五千年民族”的志士,组建了高水准的领导班子。抗战时期,劳校长主持迁校沅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以“公、诚、勤、朴”的精神培育了大批人才;还组织发动校友们创办了协均、广雅等中学,并长期为各中学输送师资,为湖南中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劳启祥还曾兼任湖南大学、北京商业学院等的教授,还有《劳氏平面几何》、《混合代数》、《初等代数》等著作出版。1959年退休后,被劳阿姨接到北京,与老伴儿以及劳阿姨一家人居住在29号小楼里,直至1974年病逝。图片8.png

        我有点儿不记得这位老人。但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劳阿姨的母亲、JY管她叫“外婆”的老人家。她瘦瘦小小,似乎弱不禁风,有时候出来在阳台上坐着,经常穿着黑色或深蓝色的中式衣衫,基本不开口说话。说来劳阿姨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从小时候起就没看到JY家有爸爸出现,说是在外地工作。后来我们长大了才知:劳阿姨的丈夫钱YP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大西北,很少能获准回京探亲。后来为了不让孩子们受“右派子女”所累,于60年代初与劳阿姨离婚了。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居民们还获准养鸡养鸭,大院里也是家家都养。劳阿姨让保姆杀了两只鸡,最后款待了前夫,钱先生则花钱给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以后,钱YP在大西北另外成了家,有了两个女儿;劳阿姨却一直单身抚养一双儿女,并且一直让他们沿用“钱”姓…… 

  父亲去世后,劳阿姨一方面在协和继续作出耀眼业绩,一方面独自赡养老母,抚育儿女,还给他们小提琴、钢琴等的贵族式教育。除了“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的几年,她一直住在29号楼,一直对大院里所有的旧人、新人都和蔼可亲。她是大院里寿命最长的几位专家教授之一,晚年还有一大乐事,就是照看院子里的一大群流浪猫,每个月都要花上200多块钱给它们买口粮,每天定时喂食。那是大院里的一个绝佳风景:每次快到吃饭时间,十多只猫咪就早早守候在29号小楼的花岗岩台阶下(很像我们当年“过队日”的一帮孩子),一俟听到劳阿姨来了,便一起站起来,高高地竖起尾巴,“喵喵”地叫着,颠着小碎步在劳阿姨脚下蹭来蹭去。可把劳阿姨乐坏了,一边给它们分食,一边表扬和数落着它们的种种表现,猫咪们则恭顺地听着教导,其乐陶陶也。


       图片9.png( 三 ) 胡懋华(1912—1997)


  协和大院除了16座美式小洋楼之外,还有一座风格迥然不同的英式灰楼,大院的第三位大医女神胡懋华大夫,生前就一直居住在该楼的4号楼内,基本没被打扰,也算是她修来的福分。

  这座灰楼斜坡尖顶,上面有西洋玩具兵似的烟囱,从建筑外形看更似英国的某些乡村教堂,呈长方形箱体式,从空中看宛若一只神话传说中的“百宝箱”。它原来是英国宣教会的办公处,建成的年代是19世纪末,比大院里的美式小洋楼们大约寿高二十年。曾有过一种瘆人的说法,说是抗战期间,日本宪兵曾把这座楼作为秘密特务机关,关押和拷打过抗日志士。全国解放后,这座三层的灰楼被分成从西门进入的4号楼和从东门进入的5号楼两个门牌号,形成外形为一而内部一分为二的两个世界,我猜是为了照顾首长,因为共和国的第一任卫生部长钱信忠在5号楼的一层居住过几年。比起美式小洋楼,英式灰楼内的地板、门窗等相对简单和粗犷些,但比北京四合院的平房,其舒适度还是高级的,有暖气,有设施齐全的厨房、卫生间、餐厅、储藏室等,房间高大,冬暖夏凉,当时对楼房的维护也还是小心翼翼的,总之那时给我的感觉是高大上。 

  胡懋华大夫是中国第一代著名放射学专家,中国临床放射学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X线诊断学》教材的总编缉之一。她1953年起就担任了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创造性地将放射科的诊断工作,按解剖医学划分为神经、骨骼、胸部、胃肠等专业组,各组按系统分担医、教、研工作,高年制医生按系统钻研提高,各组间有分有合,团结协作;并且还首创了“临床放射讨论会”。这些模式的建立,对中国放射学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大院里每次与她路遇时,我都会停住脚步,恭恭敬敬地唤一声:“胡阿姨”,这是因为我很早就听到过关于她的两则“神话”:一是她出身名校,当年乃燕京大学女子排球队队长,曾是全校师生共同瞩目的吸睛人物。二是多年后已做了放射科大夫,某次会诊,一屋子协和名医,只有她一位女性,所有人一一发言,皆认为那是一例恶性肿瘤;最后,一向低调的胡大夫慢悠悠表态,却语出惊人,否定恶性判断,事后证明了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为什么会这么神?她是怎么做到的?全协和人都知道放射科胡主任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而且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非常注重科里各级医生的基本功训练,要求他们熟悉各种X线表现所反映的基本病理变化,再结合临床资料加以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最正确的诊断。她是“祖奶奶”级的大神,曾为北京301医院、肿瘤医院、阜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输送出不少年轻医生,这一批批人才经过她的“神”化,早就成为各医院的医疗骨干、专家或学科带头人。

  从我孩提时代到后来我长成青年、中年的几十年间,胡阿姨给我的印象一直是6个字:朴实,低调,慈安。除非参加重大外事活动,她的衣饰从不华丽,日常穿着就像一位中学老师,整洁端庄大方就好了。她的语速一贯徐缓,声音不高,像茉莉花一样暗自吐香,从不出风头和喧哗炫耀。她待人平易和气,从不摆名教授和主任架子,对我们这些不相干的小小晚辈,也从来都是专注和善,认真倾听。她的家风是如此之好,连她的儿子和女儿也都和她一样朴实无华,从不在大院里喧哗、折腾和拔尖,却是有教养,懂礼貌,功课也很棒,都是胡大夫教育得好。图片11.png

  后来很晚了我才知道,这么朴实无华的胡阿姨,却原来也是一个“官二代”呢,她父亲曾任职江苏省教育厅长,在教育大省里地位显赫。但她和哥哥胡懋廉都没有躺在家世上犬马声色或是风花雪月,而是带头发奋读书,终于双双成就学业,哥哥成为中国耳鼻喉科的一代宗师;妹妹1931年考入全国最难考取的燕京大学医预科,3年后又顺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41年顺利毕业,获博士学位同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证书,并留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决定不回避以下事实:这么杰出的女性,胡阿姨的婚姻也出现了波折。她前夫是骨科专家、曾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的冯传汉教授,比她早一年毕业于协和。但在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两个人离婚了,当时,最小的女儿还不满周岁。之后的岁月中,胡阿姨一个人又当妈,又当医生,把小女儿拉扯成人……

  唉,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感慨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环境有多么艰辛,不用说都在华夏的天空和大地上写着呢,在此我节约笔墨;我想表达的是,协和大院的这三位大医女神,一位林巧稚终生未婚;另两位离异,独自将儿女培养成人,同时还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成就!依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在社会环境上、文化传统上还是社会舆论上,她们都处于很劣势的地位,因而必须要比男性付出更多更多的聪明才智,更多更多的筚路蓝缕,更多更多的呕心沥血,和更多更多的坚忍不拔!她们三位在我眼中,永远是中国女性最应该学习的楷模!

  突然想起今天恰好是“三八节”,也就分外想到中国女性、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的不易。愿大地上的男人们再多一些进步,变得更加有爱、有温暖、有担当,为我们民族的优秀女人们搭把手,分担去一些重担,争取能让她们活得轻松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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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