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英老师创作的《女作家顾保孜的红色情怀》,我已看了多遍。每看一遍都有一次新的收获。作者带着敬佩之心,以真实、生动、客观、详实、厚重的情感和史料,为我们塑造了一名优秀的军旅作家的成长过程。我们从顾保孜身上受到了很大的启迪和引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写纪实文章,要突出一个“实”字。


  特别是写伟人的纪实文章,更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成份。顾保孜有一句名言:“我的作品与其说是敲出来的,不如说是用“脚”走出来的。”为了作品真实性,顾保孜总是实地走访,不仅要查档案资料,而且还要尽可能的找当事人进行证实。她的创作领域是纪实题材,从出版的图书到拍摄的影视剧本,都离不开写革命历史和领袖人物,她最重视的是真实。比如,她为了写好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文章,几乎把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打扰”了个遍。


  顾保孜虽然写了30多年,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只要写新题材仍然要去做采访、查档案,程序一点儿都不能省略。最近她写一部作品,五次去湖北,两次去上海,在北京也采访了很多人。她觉得,这样出来的作品厚实,自己心里也踏实。


  “军人肩上扛着山 ”,这份社会责任,让她在进行历史题材纪实创作时,一直秉持严谨适度的创作态度。粗略统计,这些年,保孜采访的有名有姓的有关人员近三百人之多,大家看到她的许多作品都是经过了大量采访,大量阅读获得第一手资料后产生出来的作品。


  二,干工作,要体现一个“韧”字。


  “韧”就是坚韧不拔。一旦确定目标,就要干到底,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勇气,不能半途而废。比如,顾保孜开始不愿接受杜修贤的委托,不想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一旦想通了,她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当年写领袖题材是’赶鸭子上架’,很不容易,但现在要我’鸭子下架’好象也不容易。”


  比如顾保孜写周恩来就要这样:她想,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开笔,在难写也要写下去,一定要将自己心底的周恩来写出来。用顾保孜自己的话说,写这本书我至少要折寿十年,犹如一场心灵哭泣的苦行僧之旅啊。保孜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同样难以抑制怀念之情,几次掩书恸哭。


  三,做文章,首先要学会做人。


  顾保孜还有一个重要体会就要“作文要先做人”,对采访对象要尊重,对历史实事要尊重。写纪实文章既要尊重历史实事,还要注意社会影响。不能胡编乱造,更不能暴露个人隐私和秘密,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猎奇”。顾保孜说:“我不是抱着揭密的心态去写作,一部作品的深刻不一定来自揭秘,对一个领袖的研究也不能依靠揭秘。所以我对采访对象的允诺一辈子都不会打破,即使他们已经去世了,我也不会公布出来他们不愿意公布的东西。而且作品写完之后,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送给有关采访对象,请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关。相互之间的这种尊重,让我这么多年来采访那么多人,都能够得到信任,这确实很难得,也让我欣慰。我的作品虽然用文学手法创作,但对历史没有歪曲和编造,这一点党史专家们非常认同。”顾保孜这种“作文先做人”的体会,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四,纪实文章也要注重可读性。


  写文章是给人看的。如果你的文章没人愿意看,那你的文章再好又有什么用呢!顾保孜非常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将纪实性和文学性结合起来。她说:“用文学性语言表达一件事,显然比用史学语言表达会生动、优美。人都是崇尚美感和轻松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就在于文学语言的优美和对事件描述的生动,让你能够接受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状态。如果直愣愣地写某年某月某日召开什么会,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怎么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果作品不能打动读者,那么你所描述的这段历史就不会在他心目中产生印象,更不可能有共鸣。”


  写了那么多年领袖题材的作品,顾保孜至今坚守用文学性语言表达真实历史事件,她认为这是讨巧且靠谱的写作方法。当然,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注重可读,这就需要很高的写作艺术。纪实加可读,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