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是杨沫先生在六十年前出版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小说以民族罹难的“九·一八”事件和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揭示出了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小说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故事生动的情节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局势动荡命运多舛的社会现实。小说在以现实主义手法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充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


  浪漫主义文学是繁荣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种文学思潮。它以现实为基础,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绚丽多彩的想象和直白夸张的表现手法,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法国作家雨果和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英国诗人雪莱和他的《西风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德国诗人海涅和他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及大仲马和《基督山伯爵》、拜伦和《唐璜》、惠特曼和《草叶集》等都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浪漫主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重理想重感情。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先生是一位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三十年代中叶的杨沫正值青春华年,对生活充满着美好的理想。她将自己的理想付诸作品之中,塑造鲜明的人物,以寄托自己的理想。

  小说一开头,写主人公林道静因不满继母的不堪,不满婚姻的不幸,离家出走。一个孤身前行的女孩独自坐在东行的火车上,几分寂寥几多落寞。但作者却是这样描写着这个女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个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这工笔的细描,看去是写主人公的爱好和特点,实际上作者在这里抒发着自己对生活的向往。这女孩的一身素白,是作者理想中的圣洁,那些民族乐器是作者对生活情调的寄托。寄物以托情,画人以定调。因为作者相信“生活的海洋,只要你浮动,你挣扎,你肯咬紧牙关,那么,总不会把你沉没。”她说“人的一生,应当像这美丽的花,自己无所求,而却给人间以美。”她的崇尚,她的追求,她的理想,一目了然。

  青年时代正是充满理想的时代。青年人习惯于憧憬,习惯于希望。他们曾经慷慨激昂,曾经信誓旦旦。而实现理想的道路从来不会平平坦坦,永远布满荆棘坎坷。林道静远走北戴河,本想投亲过上安静的生活,“她常想自己该有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这个灵魂要不为世上任何污浊、物欲所熏染……”这时候,她的理想很简单很现实。但是,投亲不成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无尽的险象。人地两生,举目无亲,无可依无可靠,求无人借无门。满嘴仁义道德的余敬唐,实际是一个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他的趁人之危,更使林道静难以自保,甭说是实现什么理想了。理想和现实总是冲突着的,但残酷的现实总是磨灭不了美好的理想。林道静再回北平时,与好友王晓燕说,她喜欢邓肯的不气馁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性格,可见她坚定理想的决心。就是这样的决心,让她一步步地走向革命。林道静如此,那一时期,广大的爱国学生也有如此坚定的理想信念。“九·一八”沦陷后,流亡到关内的青年学生不甘于沦为亡国奴的命运,他们始终坚信“咱们早晚一定能打回老家……”坚信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就是这样的一代青年,永远不灭理想之火,才有了震惊世界的“一二·九”运动。

  林道静的理想当然也包括对爱情的向往。爱情是注入青年人血液里的兴奋剂,是青年人成长的催化剂。林道静无可奈何地漫步在北戴河的海滨,她“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背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在无尽的大沙漠中”,她觉得自己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这时候,她遇见了仪表堂堂振振有词的余永泽。她仿佛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余永泽的出现又点燃了她生命之火,又给了她追求理想的决心。她把当时的自己交给余永泽的同时,也把将来的自己,将来的理想交给了余永泽。但是,余永泽是一个口若悬河却心有旁骛的家伙。他嘴上挂着高尔基的“最光荣伟大的职务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而行动上却时时阻挡林道静参加爱国活动。林道静幻想“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的虹彩”,但“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林道静醒悟了,她不再幻想爱情给她带来力量。她要重新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她恳求卢嘉川“你介绍我参加红军,或者参加共产党”。她热切地渴望重新塑造理想塑造人生。

  浪漫主义文学长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人物的心理活动完善人物形象,表达作品主题思想。作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描写了林道静等人物的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在抗日救亡时期青年学生为理想而斗争的现实。

  林道静到了北戴河,时时感到“生活是暗淡的”,她“仿佛一个人生活在无人的孤岛上”,这种内心的孤寂感,正是在动荡时期,大多青年人的共有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一些人一蹶不振,无可奈何地沉沦了;一些人拨开迷雾,勇敢坚强地崛醒了。林道静是后者,她没有倒下,没有退却,她勇敢地站立起来,向着理想大路前进。

  林道静在与朋友即将分手时,有一大段的书信独白:“想起过去一年多的日子,我是多么沉痛、悔恨、羞愧难当的啊……最后我还要向你说两句心里的话……不要笑我,你看到这封信,那么你会同时看到一颗真诚的心……不要笑我,朋友!我永远不会忘掉你的,永远不会!不管天涯海角,不管生与死,不管今后的情况如何变化,你都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呢?我们还能够再见吗?……可是,我期待着。我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如果真能有这一天出现在我的生命的过程中,那,我多幸福呀!朋友,但愿我们能够再见吧。保重,朋友!你坚强的斗志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份独白,充分地揭示了林道静渴望革命友谊渴望革命成功的内心世界。正是这样的内心世界,使得林道静完成了从自愿参与到自觉革命的蜕变,走上了从热火青年到革命青年的道路。

  当然,理想不是梦想,不能只想不做。理想是要靠奋斗才能实现的。而奋斗不是盲斗,不是独斗,只有将奋斗融进时代,将奋斗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有前途。林道静之所以最终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实现了自己的最高理想,是因为她先后结识了卢嘉川、林红等革命青年,在他们的教诲和引导下,逐步认识人生的意义,逐步理解革命的使命与担当。

  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写人物写故事。在对比中反映在理想王国中,美与丑的不同表现不同价值。小说中,作者在叙述同在抗日救亡的关键时期,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这正如《巴黎圣母院》里副主教克洛德与敲钟人扎西默多的丑与美的对比,。余永泽的虚伪胆怯与卢嘉川的坦荡勇敢,白莉萍的动摇不定与林道静的坚定不移等鲜明对比,写出了在大动荡大罹难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不同价值观的青年人的不同理想不同取向。

  古今中外,现实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一直是文学发展与繁荣的两大流派。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表达方式迥然。莫泊桑以羊脂球的形象批判现实社会炎凉冷漠;雨果用爱丝美达拉的形象寄托追求完美的理想。《诗经》“坎坎伐檀兮”一声一作,如耳闻如目睹;《离骚》“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有决心有叹惋。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抒发的是忧患;李白“仰天长啸出门去”表达的是自信。对比两端虽大相径庭,但是,它们绝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而常常是融二而一互相渗透互相补充。《青春之歌》正是这样一部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体的优秀长篇小说。我们在欣赏小说描写现实的深刻性,刻画人物的形象性的同时,也一定不要忽略了对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分析与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