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故事】我上大学
我上大学，得从我高中毕业没能直接进大学说起。在名校努力就读三年，一心一意要上大学的我，因体检不合格却没能如愿。
很快接到通知：到某中学当团队干部。
时值1965年初秋，以后的十年，高校没招生。
在北京师范大学住读半年，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雨露，那种愉悦毕生难忘。
1973年6月，我带学生下乡支援“三夏”，正顶着大太阳割麦子，人事干部把我叫到地边上通知说：“师大办师资培训班，学校决定让你去。”这真是求之不得，麦收一结束，我打起背包就出发，迈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
高校八年没招生，中学师资严重匮乏。师训班就是为解燃眉之急。校方派出了最强的教师阵容。看看中文系：聂石樵、张之强、叶苍参、童庆炳、杨敏如等著名教授讲课，系主任郭预衡先生也时来精彩讲座。我们也专心地听，穷追不舍地问，踏踏实实地当起了学生。
印象最深的是图书馆。图书馆当时是校园里最高的建筑。记得第一次进图书馆时，我们瞪大了眼睛，张着嘴，却发不出声，原来天底下有这么多书，如山如海！继而一片欢呼。
光借书看还是觉得来不及，不知谁提了个建议：“咱们交流，每天熄灯前一人主讲一本书，岂不扩大了阅读量？”于是每天晚自习后宿舍里成了读书会：“我虽然不美丽，我虽然不富有，但我们的人格和灵魂是平等的……”简爱来了；“你喜欢‘桐城派’还是赞成‘性灵说’？”争论开始了；“心理学上的这个知识怎么用到课堂教学上？”那边几位研究上了。
打熄灯铃了，宿舍里静了下来，黑暗中却又出现一景；烛光闪动，手电光圈摇晃，阅读求知，如饥似渴，久旱逢甘霖啊。
半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虽然仅仅是半年，但那大学校园生活真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那么单纯、专注，那么阳光灿烂，享受着知识雨露的滋润，那种愉悦至今难忘……
从师训班学习回来后，我自愿选择从“干部”转为当一名普通教员，且还干得挺高兴，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实乃人生一大乐事。
同时也认识到当一个好教师的不易，教学中深感再学习提高的必要。机会来了……
1976年，硬挤进了北师大函授班，难以坚持的坚持。
通过各门考试拿到毕业证的女生只有百分之一。
1976年6月初，我休完产假刚一上班，校长说：“北京师范大学办了函授……”没等校长细说完，我就连忙说：“我去，我去。我去！”
直奔海淀教师进修学校，找到有关负责老师，开门见山，软磨硬泡，就一个意思：我要上这个学！老师说：“我们是单科结业，现代汉语课已结束，下周日就结业考试，这样吧：你来参加考试，如果及格了，就让你进来。”过了些天，接到通知：“现代汉语74，你来上课吧。”虽然对74分我并不满足，但谁让咱知道信息晚，前边没听课呢，反正要我了，就乐得不得了，高高兴兴插进了师大函授班。
北京师范大学又派出了最强的师资阵容；教课的基本上是师训班那些老师。说是函授，其实每周都有一至两天面授。业余自己看书消化，复习应考都在周日，连乘车时都揣着卡片连记带背。原学校的工作量一点不减，这就苦了这些已有家室的人，谁能没点困难呢？难怪后来能坚持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少。
这三年中，我的孩子恰值0至3岁，我上班上学都远，只好改喂牛奶。没想到孩子用小舌头把奶嘴顶出来，硬是不吃，而且时不时突然发出惊叫般的哭声，这才发现孩子起了一头湿疹，结了痂，像戴了一顶黄帽子，肯定是奇痒无比，到医院去看，说是牛奶过敏。三个月的孩子，没有母乳，如果牛奶不能吃，这不是没饭吃了？下班的路上，想方设法买“代乳粉”（一种类似黄豆粉的食物），糕干粉，桔子汁，那时除了这三大样，也再买不到别的婴儿食品了，三岁之内的孩子没有幼儿园收，孩子托在一个老太太家，一年多的时间，本来好好的孩子弄得细脖大脑袋，营养不良，严重缺钙。我这当妈的看着心里焦急得象猫抓。半途而废，放弃这唯一上大学的机会，不舍呀！咬牙坚持吧！孩子大一点能吃辅食了之后，每天晚上想方设法给孩子弄点鸡蛋羹，肉末菜粥，算是弥补。愁呀！偶然一照镜子，眉心已出现一道深深的竖纹，用手指抹都抹不开，这就是不到30岁的我！叹口气，哄孩子睡着了，自己用凉水冲冲头，继续挑灯夜战吧。虽然孩子上幼儿园后恢复了正常，但一想起当时的样儿，我至今心酸内疚。
函授三年，经历了父亲从病重到病故。父亲从消化道出血到蛛网膜下腔出血到脑部大量出血，一次比一次病重。1978年惊蛰，刚刚下第四节课，接到电话——父亲病危。立即赶到医院，父亲已深度昏迷。
守在父亲病床前，想起自己七岁丧母，中年丧妻的父亲在难以想象的困苦中将我扶养成人，而我尚无以报答，心痛至极。失去了至爱我的父亲后，很长一段时间，不知什么时候泪水就会突然一下涌出来，时常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擦擦脸，走进函授班的考场。
就在这忙碌、焦虑与悲痛中，学习，我坚持下来了。
1979年3月，在人民剧场举行了毕业典礼。在老辅仁大学门前照相，全市学员济济一堂，据说仅海淀区最初报名参加学习的在500人以上，但这其中坚持听课，并通过各门严格考试拿到毕业证书的却只有30来人。其中女生只有六七个，本人有幸成为那百分之一的一员。
参加高教自学考试，两年多时间，拿了八张单科结业证，但有时真的觉得这路太难走了……
正式复课以后，教学上要求越来越高，自己也总觉得这半桶水得再添点儿，提高点。学习的机会来了，1982年，一种新的取得大学学历的方式出现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据说通过这种考试取得的文凭是国际承认的。那时是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出题，考生一见卷子，便感到了北大的难度和北师大的严谨。每个考场，前后两个老师紧盯着。这是大学的结业考试，有难度是应该的，但没有授课，甚至没有具体的教材，那就相当费劲了。看的就是自学能力，还说什么呢？于是上书店，进高校，东咨询、西请教，总要把考试范围弄清楚吧。后来，兴起了一些辅导讲座，于是夜晚周日便穿梭于各讲堂之间。讲堂有时设在千人大礼堂，台上台下挤满了听课的人，下课要到晚上近十点，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工作，这种考试每年两次，四月和十月，多好的季节，我却似乎感受不到。每每从考场出来，便长出一口气。抬头看看，才发现桃李已是落英满地，或是深红的枫叶已飘飘落落，原来春秋已过……
下了功夫，开头考得还算顺利，两年多的时间，拿到了八门功课的结业证。中文系拿下本科文凭要通过十八门。虽说这考试不限时间，你愿意考个十年二十年的也行，但有时在一门上卡住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通过那十八门。真是“路漫漫其修远”。最苦的是无老师可求教，无同学可交流，完全是孤军奋战，一个人冥思苦想。恨不得拿脑袋撞墙。但在这一轮学习过程中，我的专业知识更加巩固充实，业务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两三年付出没白浪费，值得！
进北京教育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大病一场，付出的代价和意义在于……
1985年春天，在报纸上看到豆腐干儿大的一则消息：北京教育学院办续本科班，招收大专毕业水平的教育系统员工，入学考试在即。老天又给了机会！这个学习是在原基础上拓宽加深达到本科水平，这适合我。
入学考试成绩挺靠前。我像小学生一样兴奋地进了教育学院的大门。
印象最深的是韩少华老师的写作课。老师知识面广，板书工整漂亮，朗诵够播音水平，人又颇有风度，一下就把大家都吸引过去了。韩老师很会鼓励同学，小测验我还得过“优+”，越鼓励越努力，所以我写作成绩一直没下过90分。韩老师虽是著名作家，人却很温和谦逊，给我们讲课从来不问“你们听懂了吗？”而是说：“我讲明白了吗？”后来我在教学中也是对学生说：“我讲明白了吗？”这一来，就拉近了师生的距离。
这个学习是半脱产。每星期二四六我在本校当老师，初三或高二文科班的课，应对中考和准备会考丝毫不能放松；一三五去听课当学生，教育学院的老师监考时一个比一个认真，来不得一点儿投机取巧。最紧张的是千万别忘了角色的转换：晚上甭管开夜车到几点，也要想清楚明天是星期几，自己是当老师还是当学生，把第二天用的书包收拾好。闹铃一响，起来一边给孩子准备早点，一边用凉水拍拍脑门，使劲再确定今天是星期几。从广安门外奔和平门送孩子上学之后奔天文馆后边听课，还是从和平门奔海淀翠微路讲课。幸而我家有自制的特殊挂历贴在门上：一张张十八开的纸用大字标明今天是星期几，每天出门前再看一眼，确定一下。不能弄错角色。晚上回来精神上不那么紧张了，只是心酸：全校学生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人站在铁栏杆校门里向外张望，谢过传达室的师傅，搂过孩子赶紧夸夸：“儿子真乖，不跟别人走，就等妈妈！”然后许愿：以后妈妈一定尽量早来接你。虽然说出口自己都心虚，不知诺言能否兑现。拉着儿子回家的路上再往沉甸甸的书包里塞进一捆菜，别忘了自己家庭主妇的身份，每天跑大半个北京城，就算是做完了饭，也已累得早已不知饭滋味了！丈夫说：“我这衣服七个扣子就剩了三个了！”我说：“‘抓两头带中间’，您先凑合吧。”每天哪怕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安排做点什么。真是怎一个“忙”字了得！
韩少华老师说过：“一个人要是扮演多重角色，势必很累。”这样疲于奔命连续两年后，续本科班要进入最后一个学期时，我开始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盯着本校学生考完试，自己又坚持在教育学院考完了外国文学，住进了人民医院。这是一场不传染但危及生命的重病。
但上了手术台后，麻醉前我对大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重上讲台！”
手术成功，坚持了后续治疗，我闯过了鬼门关。
话说回来，教育学院那儿我还没毕业哪，我不能功亏一篑。利用病休时间边进行康复治疗，边完成学业。同学们为我捐钱、补课，我完成了所有必要的作业，通过了毕业论文。教我们书法课的是欧阳中石老师。虽然我当时没能听他老人家的课，但他听说了我的情况，亲自写了“天行健”的横幅给我。那是《易经·乾卦》第一句，老师是在鼓励我：“君子以自强不息。”
八八年一月，我终于毕业了。在毕业仪式上，为了感谢老师和同学，我朗诵了一首自编的诗，题目叫“欣慰”：
我多么渺小，
我像大海里的一滴水。
然而我欣慰，
我被友情所包围。
患难中，看到那么多泪水，
感受到那么多关切和宽慰。
……
付出如此代价，我不后悔，
毕竟国家给了我们学习的机会。
为了今后的路，
为了和亲人、朋友、老师，同学相随，
只要，只要能摆脱死神的纠缠，
我就要，就要再一千次地奋飞！
朗诵完毕，掌声四起。班主任汪时进老师抱着我哭了。
回到家，我把那毕业证书放到了抽屉最里边，后来几乎没再拿出来过。有些事，当历尽艰难取得成果时，真正记住的不只是那一纸文凭，而是铭刻在心的那段经历，那经历尽管很沉重，但过后时间越长，越体会到那是人生一种难得的财富：求知欲，进取心、毅力……
我的大学，前后经历十几年，要了半条命。有人问我，值得不值得？答案是：我从不后悔。这十几年，社会在变革，教育在不断发展，我能符合越来越高的教学要求，正是得益于与时俱进，坚持学习。其实，那时还没有评职称一说，也没什么“末位淘汰”。我的不断学习完全是出于自觉自愿，纯粹出于求知欲，上进心。再说，对学生负责，做一个称职的老师，这是我们的天职。
我重新站到了讲台上，讲完课，全体学生自发起立时，我深深地鞠躬，以示还礼，也是为掩饰我眼中的泪水，因为学生的认可，是比什么奖状都令我内心感动的。
在后来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在带着高三毕业班摸爬滚打，向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冲刺。还曾任教于高职考试和成人高考辅导班。我不但上了好几种大学，几乎和各种大学的入学考试频繁交锋，这方面经历也算颇丰富了！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