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体验连队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或许会遇到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或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甚至会遇到人生中的不幸或灾难。无论你有没有思想准备,这些都可能会不期而遇。

  1974年,上级给维修大队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而且是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的。这天队部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这个问题。前来参加会议的几位中队的首长遇到我,便对我说:这个人选非你莫属。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上大学,这可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啊!要不是文革开始,说不定我早就考入大学了。可是在会上研究时,却确定某中队的一个卫生员去上学。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服从组织安排是一个党员最起码的要求,尽管大学上不成了,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定下心来,继续干好本职工作。

  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这年年底,我突然接到家里的一封来信,信上说,舅舅被逮捕入狱了!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让我回不过神来。舅舅是外县一个公社的武装部长,年轻时候是基干民兵,在1964年“大比武”时,曾作为民兵代表参加南京军区的民兵大比武,得到许世友司令的表扬,后来多次见到过许司令。文革开始时,就有人把舅舅作为“许大和尚的黑干将”进行斗争,但是没有什么问题也就“解放”了,还进了公社革委会。可这次又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按照舅舅的历史、性格和他分管的工作,不可能有历史问题,也不可能贪污腐化,更不可能惹什么官司,这次被捕入狱一定是文革派性斗争的结果,被“拉下马”来的。我相信舅舅不应该有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诉说。(后来证实我的判断是对的。1979年,舅舅被无罪释放,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安排到淮阴地区公安局工作。但是这场变故,耽误了舅舅六年,也影响了我一生。)

  好不容易镇定下来。我想,如果组织上知道此事,在部队就不可能干下去了,还不如干脆早点退伍回去。于是我隐瞒了舅舅被捕的事,不让领导和组织知道。主动向黄德闲政委提出退伍的请求。黄政委一口拒绝:“你表现这样优秀,我们经过研究,已经准备让你提干,材料搞好了正准备上报呢,现在怎么能让你退伍呢?”李茂香队长、王春和副政委和其他领导也都不同意我退伍。

  我一听急了,如果真的把提干材料报上去,部队再派人前去外调,那可是要调查“八父八母”的啊,这一外调,舅舅的事情不全都暴露了吗?到那时,不仅提不了干,还会“逼”着你退伍呢。于是,我更加坚定了退伍的决心,但是只能编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我不想当干部,只想上大学,25周岁是个杠子,我现在退伍回去年龄正好,再多过二年,就超过年龄,上不了大学了。在我死缠硬磨,反复陈述理由的情况下,几位首长还真的相信了。最后李队长勉强同意不上报提干材料、并尽快安排退伍的事。出于对我的关心,说先让我到连队一段时间,学习点技术,退伍回去也有用场。我说,那好,到连队学技术,乐意。(就这样,舅舅被捕的事一直被我隐瞒着,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就这样,我来到了二中队,先分到三排六班任班长,六班是“水工班”,在这里跟老兵学习各种水工技术,如水管切割、绞丝、安装,水管布线、阀门保养、水工配件安装等,虽然有点辛苦,但是技术含量比较高,也很实用。三个多月后,又把我转到二排,担任二排副排长、四班班长(直到40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李茂香队长特意这样安排的,还说不要让我知道。他说,四班是“电工班”,电工技术含量更高、更实用,像小马这样的好苗子,应该多学点东西)。在连队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只能写写材料、倒倒开水、接待接待来人的“机关兵”,只会开开摩托、看看总机、修修电话的“业务兵”,又成了会水电安装、维修的“技术兵”,这一转变,对于我来说,真是终身受用。

  二中队营房对面的山顶有一块相当于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大石头,石头呈黑色,半圆半伸,形成斜坡,但很平整,像只老猫的头,所以这里叫做“老猫岩”,也叫“老庙岩”。冬天,我们都喜欢爬到上面,躺在大石头上晒太阳。

  在老猫岩的下面、山沟里、草丛中,生长有许多的野生兰草,每到春天,兰花盛开,香气四溢,让人醺醺欲醉。这里的兰花剑叶长、花朵大、香气浓,是非常珍贵的“蕙兰”品种。我们这些大小伙子“既爱武装也爱花”,尤爱兰花,每到兰花开放的季节,便到山里去采摘些蓓蕾初绽的兰花笋,将几支兰花笋捆成一把,拿回来插在茶缸里,再在茶缸里放点水,端放在窗台上,一时间,窗台花朵盛开,满屋香气,既美丽又馨香,整个营区也都充满了兰花的气息,真是美极了。后来,我们干脆到山上挖一些兰花来,栽在屋檐滴水处,再砌上斜角砖,形成锯齿状的“小围栏”,兰花栽在里面,既成了四季青绿的风景,也成了春天馨香的花园,真是好美。

  在中队炊事班的后面有一道拦水坝,形成一个小水库,水库的面积不大,但是很深,蓄水也不少。在水库附近,毛竹长势最好。这些蓄水不仅解决了我们施工用水,还为附近群众提供了灌溉用水,所以军民都把这个小水库当成宝贝,既要保证库中的水位,又要保护水库的堤坝,多少年来,水库从未干过。正因为这样,水库里面养了好多的鱼,还有了很多野生的老鳖。老鳖有个习惯,会经常爬到岸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从那里经过时,这些正在晒太阳的老鳖受到惊吓,噗通噗通地跳到水中,或许也有一两只懒洋洋的老鳖,成了我们的俘虏,带回炊事班,就成了一顿美餐了!

  当时营房都盖成了瓦房,条件比刚组建时强多了,但是在深山老林里面,外出一次很是不易,日常生活很好,伙食也能得到改善,但是文化生活相当枯燥。1975年夏天,上级给我们连队发了一台32吋的黑白电视机,大家欢呼雀跃、高兴的不得了。我看到电视机,马上想起了1966年,我随盱眙县红卫兵代表团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时,在北京就曾见到过,但那个时候不知道这叫“电视机”。那年我才15岁,第一次看到这种大方盒子,很像过去的那种老式收音机,但是收音机只能听到声音,而这盒子里面还能看到人像,人像还能动,还能说话、唱歌、跳舞,感到很神奇,所以从北京回家后,到处在小朋友面前“炫”。但是这电视机怎么安装、怎么收看,谁都没见过。

  电工技师王济生是个小聪明,他照着说明书,用紫铜管制作了天线。副指导员张仁权安排几个战士到山上砍了几棵又高大又直爽的毛竹,又在营房后面的陡坡上选择一棵粗大直爽的大树,几个排长、技师、班长一起动手,将天线固定在毛竹的顶部,又把毛竹用铁丝固定在大树杆上,再把天线引线拉进房子,接到电视机上,接上电源,全中队的指战员都围了上来。只见陈海荣指导员打开电视机,可是只听到里面“格拉格拉”的声响,屏幕上一片雪花,跳动不停,什么图像也看不见。王技师再仔细看说明书,说要将天线正好对准电视台发射天线的方向效果才好,那时电视没有普及,六安、金寨都没有电视台,只有合肥才有电视台发射架,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视天线必须朝着合肥,那就是朝着正东的方向。这时正好下雨,可大家兴致勃勃,谁也不愿扫兴。四班的张绕成和另外一个战士,立即穿上雨衣,拿起大的管子钳跑到屋后的陡坡上,用管子钳套住毛竹拧了起来,甭说,这管子钳还真得有用,一拧便把毛竹给拧动了。我便打开窗户,对着他们说:“向左,向左,再来一点。再向右,向右。再向左、向左…”。他们听着我的“指挥”,一会左、一会右,折腾来折腾去,忽然,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雪花中果然出现了隐隐约约的图像,但是根本看不清楚。就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大家只好悻悻地回去睡觉了。

  其实,那时候发射的电视信号本来就不强,合肥离我们连队有300多里,一路上崇山峻岭,到了我们地处的深山老林里的连队时,信号衰减得已经差不多了,根本不可能收到电视的清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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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