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儿当自强

  她原本是个锦衣玉食的阔家媳妇儿,住在“大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西高档的私家花园洋房郑公馆”,平日里的穿戴多是“羊毛呢长旗袍,高跟皮鞋,貂毛披肩,带坠儿玉簪”......

  家庭变故之前从来未曾想过一别往日养尊处优的生活、像男人那样扛起沉重的外债并撑起艰难的家业。然而,命运偏偏让她遇上了这些横祸,又偏偏让她不得不挺起腰杆,与命运抗争。

  这是长篇小说《女船王》给我们讲述的一个宁波帮女性航运家抗战年代在上海为家为国殊死拼搏的动人故事。

  说起来,命运是给了她一些特殊的恩惠的。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良好的家教,“从小接受的并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礼教,而是读书识字,做个有文化的人”,使她具备了不亚于男性的才识与智慧;与夫君志同道合,举案齐眉之外,因为“对于船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她“喜欢和丈夫讨论公司经营上的事”,两人不乏对家业发展和兴旺齐心协力的运筹帷幄;因为知书达理,知恩图报,善解人意,柔韧兼备,她具备了处理与公关家族关系方方面面的潜力;年轻轻飘洋过海,远离父母,16岁身为人媳、人妻、继而又身为3个孩子的母亲,她很小就担当起各种家庭角色,或孝敬、或支撑、或养育、或照料,无形中造就了她责任感、卑微态、强韧度。

  所以,在家庭顶梁柱般的丈夫突被绑架惨遭杀害、公公惊愕之下病发身亡的灾难来临之时,她没有倒下,而是鼓起勇气接替了顶梁柱的担子。

  所以,在屡遭日本海军特务部软硬兼施、甚至遭其关押逼迫“合作”的淫威恐吓之时,她没有倒下,而是强忍可能失去女儿的悲痛,倔犟地抵抗。

  抗日战争打响之时,不到半年,1937年11月12日,“孤岛”上海沦陷。面对日本侵略者试图占领中国的狼子野心,“吞下整个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郑李文续语气坚定。“我是抱定信念,即使死,也绝不会跟他们合作”。对十分钦佩她人品与才华的倾慕者之一,法国租借巡捕、青年才俊沈俊箫,她的表态铿锵有力。

  女儿强若郑李文续,她父母当骄傲;媳妇强若郑李文续,她夫家当放心;母亲强若郑李文续,她的子女,当何等自豪!

          二、鲜活女船王

  难得可贵的是,小说对郑李文续这个女性强人的描写,一反常人眼里的硬派身骨与昂然姿态,她在跨度11年(1934年-1945年,民国23年-34年)的整个故事情节中的表现,是多元而立体的,是有血有肉的。

  数一数历史上不让须眉的巾帼,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辅佐夫君打败金兵的梁红玉、挂帅前沿的杨门女将穆桂英,近有抗日女英雄赵一蔓、解放战争英勇就义的江竹筠(江雪琴,江姐)、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等等,不胜枚举。但郑李文续不似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驰骋沙场,也不似赵一蔓、江竹筠、刘胡兰义无反顾英勇就义,她要面临家事,家族濒临倾塌、家业即将瓜分;她要运筹商事,从头学掌门,管账目、拜故交、应对祖辈家产被日军强行掳扣、重整商船家业;她还要面临国家事,为阻挡日军舰队的侵港,深明大义,四次慷概应征,捐出“兴安”、“利来”等四艘轮船作为沉海防御工事。

  郑李文续,原本小家碧玉,从三江口走向上海滩,离开无忧无虑的深闺,掌舵惊涛骇浪中的轮船。她最后成为人生大赢家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权利头衔,她赢得了了不起的、最为宝贵的人生。她活出了一个柔韧兼具的女性的精彩。

  她自尊,却不乏柔媚与深情,与丈夫、儿女、尊长、兄嫂一家、合作者、倾慕者、甚至码头工人、被害伤员等等相处时,不分尊卑与高低,她始终表现得不卑不亢。初为掌门人,她一切从头学,不耻下问,几次三番走访故交好友,不仅赢得了长辈、友人的由衷信赖,也赢得了势力财团极其宝贵的支持。个人情感上,因为上天赐予的美貌与智慧,难免引人爱慕。郑少伟,这位家产重业之一海通达船厂的工程师兼船长,从初始的心动到危难时期相助相护,长期的工作接触使其爱心渐长,但他不敢逾越半分,因为郑李文续恪守“家规”的矜持;沈俊箫,英俊的法租界巡捕,为她奋力追回被诈的50万绑票、几次三分救她与危难之中,毫无怨言,甚至提出以亲昵名字相称,她动心过,却终未动摇。正因她诚意以待所有善意亲近的异性,谦逊、礼让、方寸有度、适可而止,以致无人不信她的真诚与尊严。

  她守信,这也许是郑李文续尤其难能可贵的美德。一介小女子,大义凛然挽救家业于危难之中当属不易,坚忍不拔点滴积累壮大家业更需魄力,而一诺千金的信用理念则衬托了她最高的人格品德。

  小说中几次提及郑李文续与婆家世交长者孙茂盛及其甬明银行的借贷交易,比如丈夫遭绑架时为“绑匪”筹赎金(50万银元票);比如与家嫂分家,为保家业不被旁落、支付其经评估后的家产140万银元等,都是求助于甬明银行的信贷解决了燃眉之急。而每一次的借贷,郑李文续都想法设法如期偿还,几乎绝不含糊。当接到日本特务威胁电话,生死之危,她甚至安排并不景气的公司财务,提前把所有债务还清。“甬明银行在我危难之际施以援手,我不能借战争或其他原因逃避还款,失信于人。”单凭这一点,也足以见该女子诚信之高、成功之道。

  她坚强,但艰难之时也呈脆弱之态。当家人接连蒙遭不幸,她尤感无助,忍不住为之悲戚;家业中的重要支柱远洋轮船“平安”“海水”、“海山”、“镇山”等,一艘接一艘在战争中丧失,她几乎每一次都控制不住恸哭;当地痞白莲泾帮与日本兵勾结抢占码头未遂,逐将码头付之一炬,郑李文续一度因“内外交困的现状而情绪崩溃,不由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而那次江阴口岸二十三艘应征轮船装满石块,逐一沉于海底的悲壮之举,则让由来矜持的她“终于忍不住内心撕裂般的疼痛,无声抽泣,最终哭声一片,终于忍不住转过身,靠在郑少伟肩膀上,泪水打湿了他的衣服......”这段描述着实令人怜惜不已,给读者的记忆十分深刻。

  因为是小说,作家对女主角的描写和讲述,鲜活而丰满,无疑是完美无缺的。虽然局限于传统文化与家族利益的影响,郑李文续在女性解放与革命志向等方面不可能像抗战女英雄那样奔赴战场或奔走地下,但作为一个女企业家,她参与宁波联合会和其他码头帮派一道与日伪、汪伪等反动组织誓死抗争过,也为逼退日舰侵港慷慨应征,捐出巨轮沉海设障过,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同样担当着抗日救国的重要角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难当头之际,如果每一个国民都能够像郑李文续那样奋不顾身、敢于担当,我们国家何苦何难不可战胜!

          三、扬甬商正气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对宁波商帮的特色着墨,体现了二位宁波作者对养育自己的故乡之别出机杼的深切情怀。

  女作家天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女船王》正是脱胎于宁波帮航运世家的真实背景,以宁波帮女航运家为原型。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有强大、丰富的史实和情节故事为支撑。”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自秦代始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据记载,清嘉庆二年( 1797年) ,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了以行帮为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咸丰年间,又有方亨宁、方仁照等先后捐巨款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会之所。“四明公所”的建立及其发展,集合了上海的宁波商人,随着该势力的日趋强大,宁波商帮逐开始形成。

  正因为借助天然优良港湾通往上海再驶向海外、领先控制在沪金融和贸易买办,宁波帮急剧崛起并形成实力,足迹遍布全球,并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之所以着意于宁波帮海商产业发展的背景,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航运已成为宁波帮最有特色、最有成就的产业,也是宁波帮之所以历经三百年兴盛不衰的重要支撑。我们耳熟能详的董浩云、包玉刚等享誉全球的老一辈世界船王,都是出自宁波帮身家,且发迹于辛亥、民国时期。而在《女船王》的故事中,作者从个人、家族、社会体系、国家命运等多个角度,对宁波帮海商文化的特征也有比较详尽的铺垫,比如小说情节始终围绕宁波-上海间的家族航运事业及其故事来演绎,细节如宁波帮海事和财团之间恪守的钱庄信用、码头劳资双方联帮对抗日寇等等,都有其真实的原型史料可查。

  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有别于中国传统"十大商帮"其他商帮的逐渐衰落或弱化(如晋商、徽商、鲁商等),宁波商人时刻面临大洋的挑战,艰险的环境养成他们开阔的视野、坚强的意志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同时,宁波商人看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强,关键时刻风雨同舟,共同抵御外来风险。宁波帮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大大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这些都突显了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期间积极抗日、保家卫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点,《女船王》无疑为甬商当年的爱国觉悟和正直践行谱写了一曲精美的赞歌。

          四、颂爱国脊梁

  感谢《女船王》的作者:宁波本地两位知名作家王耀成和天涯。

  一要感谢作者给我们展现了郑李文续这位航运女强人成功背后可爱可赞、可圈可点的优良品质。一个优秀的女子,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才有可能是一个优秀男人的贤内助、一个善待子女仁慈宽厚的好母亲;一个成功的女子,应该才智兼具、心怀远大,才有可能成为团结一切力量的凝聚核心,无往而不胜。女人,惟具柔韧、谦卑、坚守、自强,方给人以温暖与信任,令人敬且爱矣。

  二要感谢作者给我们重现了抗战时期上海“孤岛”及其周边发生的历次重大事件,使小说情节平添历史画面感,尤其意味深长:

  熟知的真实事件,简单举几例:1941年珍珠港事件对国内形势的影响;1940年汪伪政府在日本人指使下在沪发行“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遭百姓和商界各方抵制,还引发了货币战之银行血案(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季翔卿枪杀案);1939汪伪76号特务在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暗杀上海抗日志士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等等。这些翔实事件的穿插,使当年抗战烽火似历历在目,突破小说本身主观想象的局限,提醒了故事的可追溯性。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对几次沉船的描述。为阻挡日舰大敌入侵,海上抗日组织多次募集轮船,航运业主们无不忍痛割爱、争先捐船,凛然表现出全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悲壮义举。女船王郑李文续深明大义,毫不示弱,四次慷概应征——于是就有了江阴、马当、宜昌、宁波四次沉船的描写。第一次江阴沉船,“二十三艘装满石块的应征轮船,一字排开......只待船底被凿穿,拔塞入水,依次沉下。”郑家兴盛航业两千吨的“新安”轮,就在其中。眼见丈夫在世掌管家业时制造的巨轮,永远沉入水底,郑李文续的心,纵然万般绞痛,也只能泪别舟沉。国破山河在,一切服从大局。所以又有了第二次千吨“利来”轮江西马当河段沉船,以及第三次宜昌、第四次宁波应征、捐船、送别的记述。

  对于这几处相当精彩的描述,我特意查找了有关的历史记载:事实上,“凿穿船底、麻绳编织数十上百船只、满载青石水泥墩、加抛卵石和石笼、布设水雷、拔塞入水、保险起见还将树桩打入江底、形成一排梅花桩、缠上铁链阻止日舰驶入......”这一串流程的有效实施,正是五十多年前中法战争镇海战役中,我国抗击法国海军侵略时用的古老法子。光绪十年,浙江巡抚刘秉璋和四品宁绍台道薛福成,指挥了著名的“镇海战役”,即以炮台、陆营、水中障碍组成的完整防御体系的总体布局,抗击住装备优良的法国远东舰队的进攻和封锁,取得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完全胜利。镇海大捷是中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近海保卫战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女船王》参照镇海战役的历史,对小说相关段落施以具体的情节假想,增加了小说故事的历史感与可读性。当然,这也是作者抱椠怀铅4年多、广量搜集民间素材的丰硕积累而成,着实令人敬佩!

  最后要感谢作者的,是让我们比较深刻地认识了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之一:甬商宁波帮。

  不知道是天意所至亦或刻意安排,《女船王》的出版之年,正值孙中山当年走出宁波车站、踏上宁波土地考察整整一百年纪念之时。

  100年前,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先生从绍兴搭曹甬铁路抵甬,受到各界人士热烈的欢迎。次日在宁波第四中学作“振兴甬帮实业,讲求宁波水利”的演说,对宁波和宁波人寄予殷殷厚望。对甬商评价,盛赞如下:“兄弟之所最钦佩者,莫如浙江。良以浙江地位、资格均适宜于共和,而民心又复坚强,故能有此结果。今观宁波之情形,则又为浙省之冠。查甬地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为宁波发展所提出的“振兴实业、讲究水利、整顿市政”的三大举措,在今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年在辛亥革命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宁波帮许多有识之士实业兴国、创办学校、为民请命、创立证券交易所、筹资创办革命报刊,在民主革命道路中给予了孙中山广泛的支持与帮助。其中尤为突出的赵氏三兄弟赵家蕃、赵家荪、赵家艺,更是不计得失,变卖家产,捐资献智,坚定尾随孙中山左右,在宁波和平光复及上海一系列重要革命活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迹。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在《“宁波帮”凭什么崛起》一文中指出:“与其他商帮不同的是,宁波帮一直都站在中国商业的高峰,至今没有被淘汰。这些从小闻惯了海腥味的人们,既带着商业的精明,又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是他们,让中国完成了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通过《女船王》,我们可以管窥甬商漫漫形成、发展过程之一斑,对宁波帮以及相关的海商文化传奇也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更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而赞叹。他们在奋力抵抗外来侵略、竭力保护自己家园、努力延续民族文化血脉的历史进程中,不愧是华夏经济繁荣人文强盛的不可或缺的基石,更不愧是忍辱负重胸怀天下敢于扛起民族复兴之大任的重要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