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俗
如今的春节，旧日叫“大年”，这是华夏民族一年之中最受人们重视的节日，极其隆重。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都有不同的民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由此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年俗”。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北的怀仁，早年的年节也有它独特的“味道”，反映着当地的历史、乡情，及人文特点，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脉脉传承。
一
说到过年，其实是从农历腊月的二十三就开始了。
俗话说：“腊月二十三，灶神爷上西天。”相传从这一天起，神仙们都陆续上天到玉帝那里汇报工作去了，因此便没有了禁忌，人们就紧锣密鼓地张罗着为过年做准备，粉刷房屋，打扫家，贴年画，糊新的窗户纸，并把平时不用的供器擦亮，摆在神位前。
这里的“灶神”，应该专门来说一说。灶神是谁？早期有炎帝、祝融之说，后来又说是《封神演义》里的张奎，但不管是谁，在民间，祭灶的习俗却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已经把祭灶列为五祀之一。宋代诗人范成大在他的《祭灶词》中是这样描述的：
古传腊月二十四，
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留连，
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热双鱼鲜，
豆沙甘松粉饵团。
男儿酌献女儿避，
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
猫犬触秽君莫嗔；
送君醉饱登天门，
杓长杓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兮！
这诙谐的语言，把古代祭灶的风俗描写得十分生动。
按理讲，灶君是距离凡人最近的一位神仙，和百姓应该很有感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传说里，灶君“辄上天言人罪状，大则夺纪，小者夺算。”他似乎很难通融，一旦被他告发，就会减去阳寿。如此，世人那个敢不巴结讨好他？好在事情也并不是那么绝对，人们终究想到了办法——这办法听起来有些好笑——就是用麻糖来粘住灶君的嘴，使他不能再随意讲话。这大约也是二十三那天人们买麻糖、吃麻糖的由来吧。这就让人感觉灶君也似乎不是很难打交道。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醒悟似的。”
过年前，换贴新鲜的窗花，是每家每户必须要做的事情。早年间，屋子的窗户都是纸的，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发黄发暗，很陈旧，即便家里、院里都打扫干净了，窗户纸不换，也很难显出过年的气象。俗话说，窗户纸一捅就破。平日里，大人们经常喊孩子们“看打了窗子的。”所以对孩子们来说，窗前就成了禁区。这就造成了孩子们对窗户的惧怕、好奇，甚至逆反的心理。要重新糊窗子了，于是，孩子们便争着痛痛快快地打窗户。等到糊上了新的窗户纸，女人们随即开始细致地斟酌窗花的布局，把腊月里早就画好、剪好的窗花贴在合适的位置上。窗花的图案有花鸟鱼虫、风花雪月，以及福禄寿喜的字样，还有街上买来的戏剧人物图案，称“足刀人儿”。明艳的窗花一贴，过节时喜庆、祥和的气氛一下子就烘托了出来。
贴年画也是一件大事。早期的年画许多都是“百子百戏图”、“莲年有余”等，类似杨柳青的作品，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画也大多是一些传统题材，如金雪尘画的“回荆州”、吴少云画的“三打祝家庄”、李慕白画的“三战吕布”等。这时的年画已有了油画那种立体感，不象从前的单线平涂画法。此外，还有一种是影印的连环画故事，一般有十六个小幅，如：打焦赞、打金枝、北京风光等。到了六七十年代，年画有了特殊的风格，花鸟画、风景画没有了，传统题材也不见了，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剧照成了唯一的内容。这些人物的造型呆板，表情单一，没有一点喜气。如杨子荣、郭建光、李铁梅、李玉和等，他们一个个横眉怒目，盛气凌人，给人一种很难亲近的印象。一位老人在买年画时，看了好多张，最后也没买下。他感叹地说：“大年时节的，一个笑眉脸也没有。”此事当时被引为笑谈。
过年时，家里一般要换一领新席子。过去，好一点的席子是用芦苇杆皮做的，叫苇席，质量差一点的是用高粱秆做的，叫“茭杆席”。
而后，女人们要拆洗衣裳、被褥，推碾磨面，还要做各种吃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忙大年”。
正月里，走亲访友，迎来送往，事情比较多，为了给平时围着锅台转的女人们腾出些时间，人们要赶在年前用小米面烙一些“黄儿”，蒸一些“起窝窝（用米面发酵后蒸成）”，搭一盆小米捞饭、氽饭。富裕的人家要炸馓子，捏好饺子放到外面冻起来，还要用白面和红枣做枣山。
那些天，村子里毛笔字写得好的“秀才”们也都不闲着，他们要接连好几日给邻居街坊和亲戚朋友们写对联、门吊。
就这样，将近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虽然人们都十分忙碌，但心里、脸上洋溢着喜悦。过大年和日常的生活反差很大，可以说是“年味十足”。
二
年三十，各家各户当天都在院里垒“火笼”，贴对联，挂红灯笼，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嬉戏追逐，红火热闹的氛围明显浓厚起来。到了傍晚，大人领着孩子提着马灯去坟园“请王”，就是到自家的祖坟上请故去的亲人回家过年。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某村有一个人年三十傍晚去“请王”，到了坟上，他对着墓碑说：“爹、妈，您们跟我回家过年去吧。”不料，当时恰巧有一个从外地回家的人正在碑后歇着，并且随口答应了一声，将他着实吓了一跳。他拔腿就跑，一回家就病倒了。后来，直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的病才好了。
还有一个讲究。如果当年家中有人故去，那么过年时这家人就不贴对联了，第二年的春联也是用蓝色的纸来写，称“素对子”。这两年中，门上写着“守制、违礼”，谢绝人们上门拜年。
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前半夜一般全都不睡觉，这就是惯常所说的“熬年”。人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这时走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终点，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出门在外的家人回来了，分门另过的儿孙团聚了，老老少少都穿着一年之中最漂亮的衣服，吃着平时吃不到的食物，充分享受着一年之中最后的悠闲时光。在这难得的团圆里，大家情绪饱满，精神亢奋，都想多坐一会，多说说话，所以，“熬年”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夜交子时，全家老小换过新衣，都要去院子里发“火笼”，准备参神。据说，神仙们就是这个时辰由天上全部返回人间的。老人告诉孩子们，此时不能开箱揭拒，那样会“走财”，更不能讲不吉利的话，那样会妨一年的运气。这就又生出许多说法，比如：人们过年吃炸油糕，不能说“炸完了”，这个“完”字不太好，有一点负面的意思，要说“炸齐了”；做买卖的人家煮饺子，不说“煮熟了”，而是要说“煮正了”，因为“熟”字的读音和“输”字相近，“输”又和“赔”的意思不远，“正”和“挣”钱的“挣”同音，“挣了”也就是盈利了，语意吉利，人爱听。
有一个“讨口彩”的小故事，流传很广。
一个店铺的掌柜为了在“大年五更”（半夜参神时的俗称）接个好“口气”，煞费苦心地想出一招来。在参神时，他把一个过年没回家的外地学徒孩子借故支到了门外后，叫人把门从里面插住了。他想，不一会儿就会有一个吉祥如意的场面，因为这孩子名叫“进财”。最理想的情况是：当进财敲门时，“谁呀？”里边问。“进财。”外面答。如果进财能领会掌柜的意思，最好是说：“我进财来了。”
然而，事与愿违，这个有些呆气的进财并没有猜度出掌柜的心事，当他敲门时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谁呀？”
“是我。”
“你是谁？”
“我是我。”
“你到底是谁？”掌柜的急了。
“这人家倒霉呀，”进财有点生气了，“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
“这——”掌柜的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参神的那个时辰，人们都说有福气的人能看见南天门开了，能看到天上正在瞧人间热闹的神仙，并且说，那一霎时，手里拿的东西会变成金子。我想，那是人们仰望爆竹连天、烟雾弥漫的天空时产生的一种幻觉。但我们小时候，有时会真的往星光闪烁的空中瞅，希望看到南天门外的神仙们。
火笼着旺了。火笼又名“旺火”，是用成块的煤炭垒成，形状近似小塔，里面放置木柴等易燃物，将其点燃称作发“旺火”。清朝有志记载：“元旦，家家凿炭伐薪垒垒高起，状若小浮图。及时发之，名曰旺火。”围着这红彤彤的火塔，孩子们用筷子扎着馍馍烤着吃，大人们在周围放鞭炮，响麻炮。之后，一家人绕火笼走，一边走一边说：“顺顺顺……”据说这样会让全家平安吉利，家业兴旺。
当晚，在院子里窗台上的木柱子边，要供纸印的“天地爷码子”，两边贴着“高明天德大，博厚地恩深”的对联，横批“天地位焉”（这四个字常被孩子们念成“天地喂马”）。“天地爷”面前，放着一个装满了小米的大升子（旧时称量粮食的器具），米里插着香，大升子上贴着红斗方，上写“满斗焚香”或“香烟结彩”，称之为“满斗”。这是因为，在农耕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最现实的期望是粮食多多，也就是大伙常说的“斗满升子足”。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要在天地爷面前摆上供品和素菜来谢天谢地。
火笼快谢火的时候，人们用火挟把火笼上还在燃烧的炭块挟在家里的炉灶中，称“接旺火”。
参神完毕回到室内，在堂屋的祖宗牌位前，小一辈按长幼顺序，跪在垫子上给长辈磕头拜年，长辈则要给孩子们和新娶的媳妇“分岁钱”。
进了里屋，大家聚在一起喝红糖水。老人们说，这是要尝一年的“甜头”。大家还要吃些花生、瓜子、核桃之类的食物。将近早晨的时候，要吃“接气饺子”（我想全称应该是“接运气或接旺气的饺子”）。这是一年中的第一顿饭，一定要吃好，要有一个好的开头。
过大年还有一个称谓，叫“年关”。对一些贫困家庭来讲，过年的确是一个坎，一道关。过年前，每个家里都要准备一点吃的、喝的、穿的、戴的，这些倒是可量入为出，可多可少，或者可有可无，最重要的是要在年前还清欠账。过去，人们讲究不能该隔年的“饥荒”，所以在年前的日子里，讨债还债的人很多，因此，无偿还能力而躲债的人也不少。
那时，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躲债的穷人刚偷偷地回到家，就看见讨债的人走进了院子，情急之下，他老婆顺手拉过一张被子盖在了他的身上。他蜷成一团，藏在里面一动不动。
讨债人问：“你们家男人呢？”
老婆说：“他不在家。”
“我明明见他回来了，那被子底下是啥？”
老婆急中生智：“那是我生的豆芽。”（过去生豆芽要用被子在热炕上捂）
……
这个故事也不知发生在哪朝哪代、哪个家中，不过，老辈人都把“生豆芽”作为躲债的代用词汇。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民国初年，城内有个铁匠，他常年走村串户地揽营生干活，可一年下来也没多少收入，生活十分拮据，因而欠下了好多“饥荒”。要过年了，他真想早点回去和老婆孩子团聚，但他不能。他很清楚，这几天要是回去的话，每天都会有人来要账，找他的麻烦。
大年三十的傍晚，他还在回家的路上踟蹰着。天上下着大雪，北风呼呼地刮着，风雪中，他象一个杨白劳。快走到离县城不远的东关时，他停下了脚步，不能再走了，他知道这时候家里肯定有要账的人在等着他。——有的账是陈年老账呀，他没脸面对人家，自己身上带的几个可怜钱是一家人的生活费，还了债一家人就要挨饿了。咋办呢？过去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年五更炮子一响，要账的事就不再提了。于是，他拿定主意，就是等半夜人们参过神之后再回家。
路旁是一家马姓院子的大门，他身上著衣不多，肚子里也没食，又冷又饿，无奈，只好先在这个大门洞里避避风雪。他蜷缩在角落里等着，等着……饥寒交迫的老汉渐渐神志不清了，他眼前恍惚出现了他的三儿子，于是他呻吟着求救：“三子，三子，快扶爹回家……”可巧，这个院子的主人小名也叫“三子”，听到大门外有人叫，出来一看，见一个老汉在门外瑟瑟发抖，蜷成一团，就赶紧把老汉扶进家去。喝了点热水，吃了点东西之后，老汉的身子才缓了过来。
夜空中开始响起了爆竹，人们张罗着发火笼了。满脸疲惫的老汉这才告别了马家人，慢慢朝自己家走去……
三
大年初二是接财神的日子。人们在堂屋供桌上的财神像前摆上供品，点灯上香，然后三叩九拜，十分虔诚。
关于财神，说法也很多。《三教九流搜神记》中说的财神是赵公明，《封神演义》又在赵公明的麾下增加了四个副职：招财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进宝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而民间还有一说，财神分文武，文财神是商朝的比干，武财神是三国时的关羽。此外，也有人说财神是范蠡。那么，财神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人们弄不明白，也没打算去弄明白，管他呢，只要能让人发财，白的黑的，文的武的都行。
财神，对于当时普遍处在温饱线下的人们来说，是最为实用的神了，所以，大家对他格外青睐。他的神位一般都摆在显眼的位置或神龛里。人们给他的供品也丰富些，多一些，于是又有了这样的说法：财神爷三碟子，灶神爷两碟子。财神神位前的供器有木制的香斗、戳灯、铜或锡制的灯台、蜡台，这些东西平时是不用的。
这一天，家里扫地不能从里往外扫，人们说那样会把“财”扫出去，合理的做法是要从门口往里边“敛财”。在吃饭时，要响炮子，要让神仙知道，头一碗要供奉财神。
旧时的大年初一，很多人家有忌荤的习俗，初二才可以吃肉，也叫“开斋”，而且当天各家都要请女儿、女婿来家里吃饭，同时，女婿登门给岳父岳母贺岁。
按照古制，在大年后的头一个“戊”日或“癸”日为迎喜神的日子。
这位喜神在人们的头脑中很抽象，他不像其它神仙有塑像、画像。喜神是谁，说法也不一。有人说他就是福神，有人说他是和合二仙，也有人说当年姜子牙封了亡国之君纣王为喜神——这叫人有些想不通，喜神应该是百姓喜爱之神，怎么会是这个暴君呢？总之，喜神的形象让人捉摸不定。还有一个捉摸不定的是这位神仙居无定所，就像一个流浪者。在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协记辩方书·义例·喜神》中有如下记载：
喜神于甲巳日居艮方（东北方）
乙庚日居乾方（西北方）
丙辛日居坤方（西南方）
戊癸日居巽方（东南方）
因此，要追寻喜神的踪迹，把他迎回家中，就需要找阴阳先生们翻看“皇历”，按干支对照日子查定方位。这样做比较麻烦，所以老百姓多年来也不执行这个规定，而是加以简化了。人们约定俗成：大年初二迎喜神，而且把他固定在了东南方。
初二迎喜神的人特别多，有的是全家出动。人们端着供品，拿着香、黄表、炮子，养牲口的人家牵着牛驴骡马，在它们的尾巴上拴上红缨或花布条；不能出门的老者、疾病在身的人和襁褓中的婴儿，家里人要拿着他们的帽子、主腰（贴身穿的类似于夹层的坎肩）去。那天，县城东南的野地里是人欢马叫，热闹非凡。大家撮土焚香，摆供作揖，之后，还要从地里拾一些树枝、柴禾回来，因为“柴”和“财”同音，也是图吉利的意思。
迎喜神是祈望迎来一年的喜气，还有一种说法，迎过喜神后才可出门远行。
四
其实，我们的传统民俗大多都烙印着时代的特点，那个年代，食物匮乏，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精神上的享受更是难以企及，所以“吃”便成了日常生活中最大的诉求。节日里，大家首先着眼的是“吃好”。
正月初五叫“五穷日”，也叫“破五”，当天要吃油糕、包子，称为填“穷窟”。
这天，还有一个活动叫“换人儿”，应该提一下。这个习俗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人们都很重视它。从初二开始，家里有儿子的年轻母亲们便开始做“鸡蛋人儿”，做法如下：把生鸡蛋捅一个小孔，等到里面的蛋清、蛋黄全部流出来后，再将蛋壳的一面用醋浸泡，使其发白，然后在上面贴上用彩纸剪成的眉、眼、口鼻，就呈现出一个“人儿”的面孔，随后再用高梁杆上的“茭杆箭”做成身驱，用各色彩纸做成衣裙、霞帔，这样，一个小巧的“鸡蛋人儿”就做成了。做“人儿”也是年轻妇女们显露才艺的机会，她们做得一个比一个漂亮。
初五早晨天不亮，人们就自发地聚集到城内的五道庙前去“换人儿”，每人都把“鸡蛋人儿”藏在衣襟下面，随机询问，互相打听，进行半公开半秘密的交易。虽然大家嘴里都喊着“换人哩”的广告，但这“人儿”却并不公开示人，因为谁都想换到一个做工好的“人儿”，要看准了对方的才会出手。据说换到一个好“人儿”，就预示着自家的儿子将来能娶到一个好媳妇。其间，也有恶作剧者，用布把笤帚圪瘩包起来，在天不亮的清晨去蒙人。
在过去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思想的支配下，人们都愿意生儿子，不大愿意养闺女，致使男多女少，人口性别上的比例严重失调，而且这种局面长时期没有改观，于是“换人儿”的习俗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家长们都把娶媳妇的希望寄托于此项活动中。
春秋时期，曾以木星的运行规律来纪年，受此影响，人们认为每年都有一个值岁的神灵，便定名为“太岁”。“太岁”是根据天干、地支而定，地支是有方位的，因此产生了许多禁忌，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叫“太岁头上不能动土”，说的就是这类意思。这里又有一个笑话：有一位老先生，平时爱翻皇历，这天，隔壁邻居娶媳妇邀请他赴宴，他一看皇历，写的是当日“不宜出门”，就犹豫起来。但这喜酒太馋人了，怎么办？想来想去，他决定从墙上翻到邻家，不料，翻墙时，那土坯墙倒了，把他压在了下面。他连忙喊儿子来救他，谁想儿子一翻皇历说：“太岁在此，不宜动土。”真个把老先生气坏了。
后来，“太岁”又成了主宰大地的“谷神”，在正月初八这天祭祀。但人们对这位太岁兼谷神感情不深，老百姓附会这个“八”字，就逐渐演变成了“祭八仙”。这八位野仙的名字在民间耳熟能详：汉钟离、曹国舅、张果老、铁拐李、韩湘子、吕洞宾、兰采和、何仙姑。他们的故事贴近百姓的生活，扶危救困，伸张正义，因而很受人们欢迎。
从正月初一开始，人们习惯用天干地支来测一年的祸福，方法是找天干中的“辛”和地支中的“辰”，“辛”距初一越近，就被认为年运越好。
据说，从初一起，哪一天是“辰”日，就代表当年是几龙治水。如果初一是“辰日”，当年就是一龙治水，治水任务落实到位，一龙承包，没有推靠，工作积极，下雨多，但可能出现水患；如果是十二龙治水，龙们吃大锅饭，责任不明，谁也不干，当年就会出现旱灾。因而有一句俗语：“龙多辞靠龙多旱，媳妇多了不做饭”。
初十称“十支日”，古又称石头节，这一天不搬动石头，不推碾子，要祭碓臼神、磨神、泰山石敢当神。“石”和“十”同音，“十支日”的演变可能由此而来。
另外，据民间传说，初十这天耗子娶媳妇，这就又引出一个乡俗。老鼠生活在石头缝隙中，那时的条件差，人类很难对付，因而对它产生了一种既厌恶又敬畏的心理，于是对它们实行“剿抚并加”的策略。初十晚上，好多人家要在屋子的角落里点灯上香，对老鼠们表示节日的祝贺，来和它们勾通关系，以求日后少受骚扰。巧手的女人们还把这个题材做成剪纸，贴在粉刷一新的墙上。
五
正月十五又叫上元节，此说应当源于道教。道教称天、地、水为三元，有“天、地、水三元之气生成人伦，长养万物”之说。那时，人们曾兴建庙宇专供天地水，称三官庙。上元节是天官的圣诞，是“天官赐福”的节日，但老百姓对这一点关注很少，大家只关心正月十五闹红火的事。
正月十五张灯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信奉的泰一神也是正月十五的圣诞。相传那时候，每逢这一天，从黄昏开始，人们用灯火通宵达旦地祭祀，由此逐渐演变成了民间的节日。唐玄宗时，延长为三个晚上；朱元璋又将其改为正月初八到十七，这是历史上张灯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清代，改为五夜；民国又变成了三天。
正月十五的灯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在“二人台”节目《挂红灯》中，有一段描写元宵节观灯的唱词：西瓜灯，红腾腾；白菜灯，绿茵茵；芫荽灯，碎纷纷；老虎灯，逞威风；摇头摆尾狮子灯……晚上，上街表演的“玩艺儿”有端灯的、担灯的，这些灯除了花鸟鱼虫、蔬菜瓜果造型之外，后来又有了红五星、镰刀、斧头的造型。
记得有一种灵动的转灯，很好看。那是在一个光滑的轴上，挂上八洞神仙等剪纸图案，利用灯内点燃的蜡烛所产生的上流空气推动一个纸轮，使其转动起来，这样，剪纸的影像就被投射到灯的壁纸上，很是吸引人的眼球。
高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目。表演者蹬在近两米高的木腿子上，扮着唐僧、猪八戒、孙悟空西天取经的故事，还有“白蛇传”中许仙、白娘子、小青等角色，老百姓都很熟悉。另外一些丑角，如戴着“笊篱把子”、脸上长着麻子的赖老婆，画着黑眼圈、挎着串铃的二小，都很招人喜欢。一些技艺高的队员还能表演“放叉”、“跳高桌”等高难度动作，尤能博得观众的喝彩。
此外，舞狮子、舞龙灯也很精彩，车车灯、船灯、脑搁（将穿着艳丽的孩童固定在一个柱子上，然后再由大人背着，上下一起表演）、跑驴等节目，加上鼓乐唢呐的伴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国年间，每逢正月十五，县城内最大的旺火要数西关二郎庙前的大旺火。这个旺火要用五六皮车大块炭，由当时西关的一个富户出资，雇用手艺最好的泥瓦匠垒成。这时候，其它各铺行门前也要垒旺火，似乎是有心攀比，这些旺火都有丈余高。晚上，满街的旺火相继点燃，把四下里照得通红透亮，如同白昼。
店铺的檐下都挂着纱灯，灯下贴着灯谜，供人们猜。当龙灯到了离自家店铺不远时，店家常用当街响炮子的办法把舞龙的队伍拦在自家门前舞耍，人称“截钱龙”。舞龙的人如果舞得好，会得到一点辛苦钱，相当于现在的“小费”。
在这“华灯明月光中”，女子们纷纷相伴上街观灯，她们打扮得十分齐楚，真可谓“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当然，也有男女青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风流韵事。
正月十四至十六，由商家出资在大街上的“老爷庙”戏台唱大戏（晋剧）三天。其间，人们还要抬着坐有“关老爷”木像的轿子在城内巡游，鸣锣开道，鼓乐喧天，威仪十足。
正月十六，男女老少都要上旧城墙去走走看看，这又有一个名堂，唤作“云游百病”，是说这样可以在新的一年里卸下或远离疾病。当然，登城游玩，既活动了筋骨，又愉悦了心情，愉快了精神，对身体健康确有好处。
过了正月十六，就意味着春节基本结束，年三十晚上请回的祖宗们，这天晚上要把他们送走了。在这半个多月的日子里，人们对已作古的亲人们如在世时一般尊敬，在他们的牌位前立着筷子，摆着供品，每顿饭都要先给他们供上，早晚一柱香，晨昏三叩首。期间，大人们告诉馋嘴的孩子们，供祖宗的东西不能随便吃，不然，嘴上要长胡子的。那晚，送祖宗就不再去坟地了，而是在门外烧点纸钱，称作“送王”。
六
正月二十和二十五，俗称“小添仓”和“老添仓”。这两天晚上，人们在院子里用炭灰或石灰画出一种象征粮仓的图案，在图案中央用几块砖垒一小屋的形状，称“打窖”，再在“窖”的中间点上灯碗（在碗口竖着糊一圈彩色的纸，里边放置小蜡烛），堆放些许五谷杂粮，来预祝当年五谷丰登。“小添仓”是祈愿夏粮丰收，“老添仓”是祈求秋粮高产。
院中画的图案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有的“窖”四边有四个门，四个角上有扫帚、簸箕、四股叉、连架（一种打场用的农具）等图案，表示秋收的内容。因“窖”和“轿”同音，“轿”又是旧时当官者身份的象征，因此又生出另一层意思，有的人家还在“窖”的图形外加了两根轿杆的图样，以求官场进步，事业有成。
正月里请客是祖上留下的惯例，每户人家都要请亲戚、朋友和前一年过门的新媳妇、新女婿来家里吃饭。村里边的人本家亲戚多，因此新女婿“吃请”是早午晚地轮着吃。有个笑话说，新女婿在这家炕上吃，地下已有那家的人在等，不时地问新女婿：“吃完了没，吃完就到我家去。”
“人情大如债，提上锅儿卖。”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在条件不好而又不得不请人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炕上的客人吃油糕，地下的孩子们吃剩饭。
就这样，一正月你来我往地吃，忙个不停。在没有电话的年代里，孩子们为了请人不住地往姑姑、姨姨、叔叔、大爷家中跑。不过，吃请也有一定的好处，借这个机会，亲戚朋友们相互了解、勾通，有利于增进感情。
“春分”这一天，在东关的“教场”内举行打春牛的仪式：用硬纸做一个牛的模样，让人们投石击打。人们在打春牛的同时也免不了心里犯嘀咕：牛是财富的象征、春耕的主力，怎么能打它？因而有人演绎了一个说法：这春牛是欺兄霸嫂、杀父淫母的隋炀帝死后变的，与春天的耕牛无关，可以尽情地打。
二月二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这一天，道教认为是土地神的圣诞。此时，气温上升，土地解冻，蛰虫苏醒，蛰雷初动，所以老百姓习惯的说法是“二月二龙抬头”。
山西南部地区的人们在这一天忌去井里、河边汲水，而怀仁地方却是清早起来要去井上打水“引钱龙”：用一个茶壶，里边放上几枚铜钱——钱的数量按当年几龙治水而定——从井里打一壶水，随走随洒一条水线，直到家中，然后把剩下的水倒入水瓮中，并把“钱龙”供在水瓮板上。这个“钱龙”是随人的想象而制作的。一般都是用豆腐做龙头，大葱做龙角，糖干炉（本地的一种小吃，类似于空心的月饼）和熟鸡蛋做龙眼，麻花做龙身，面条做龙尾，豆芽做龙牙，全是能吃的东西。而后，再用核桃壳做成灯盏，点亮了飘在水瓮里，最后，在钱龙前上香、烧表，祈求钱财广进、雨顺风调。
曾有一个常年为人打工的单身汉，跪在“钱龙”面前虔诚地祷告：“钱龙爷，钱龙爷，一年四季保平安，工钱大点日短点，油糕软点菜满点……”他的话传出来，被人编成了顺口溜。
二月二的晚上，要在南城墙上的菩萨庙里点“花花灯”。花花灯制作简单，用粗一点的椽木截成园形的底座，上边用红色或绿色的纸糊上一圈，纸上剪个金钱贯圈的图案，再把山药蛋挖一个小坑儿，里边倒上油，安个灯捻点燃。当寺庙的院子里摆满了花花灯时，求儿求女的人都来这里端灯，想要儿子的人端一盏红灯，盼生女儿的人挑一盏绿灯。
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这时，过年前剃了的头的男人们，头发又都长长了，所以二月二还有“剃龙头”的说法。这一天剃头铺的生意特别好，价格也会比平时高一点。
当天，家中过年时贴的年画、挂的灯笼都要撤下，一年之中最美好的正月就此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