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大年三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年老的父母坐上席，我挨着父亲坐，大弟弟挨着母亲坐，小弟弟坐下席，三个妯娌，坐在各自的夫婿旁边，这样的坐法，已经好多年了，一直不曾改变过。或许，这是一种约定或者秩序吧。孩子们则坐在另外一桌，他们有他们的快乐，与我们是两个世界——单纯，无忧，童真。而成年的我们，年老的父母，则更多的是成熟、内敛和沧桑。

        父亲的牙口不好，前几年，还剩几颗钉牙，尚可固定住假牙，勉强可以吃一些较硬的食物。可是到了去年，钉牙也宣告“退休”了，于是，假牙没地方生根了。实在没办法，只得去安装了一副镶嵌式假牙，花费了二千多，父亲为此着实心痛了好几天。也许是牙医的技术不过关吧，也许是假牙与牙床的磨合度不高吧，也许是父亲的性子太急了吧，总之，装了假牙后，父亲仍然无法咀嚼稍微硬些的食物，只能吃一些软一点的东西。以至于，母亲常向我抱怨，因为要考虑父亲，她不得不迁就他——饭要做软一些，菜要做烂一些。

        父亲的饭量还不错，今天，我给他盛鸡汤，他摆摆手，说：“等一下，吃完饭，再喝汤。”我又给他夹萝卜，我们严田的萝卜可是出了名的，水灵，白嫩，嘣脆。用筒子骨炖萝卜，那绝对是一道美味。父亲没有推辞，一边咀嚼着我夹给他的萝卜，一边露出满意的表情，母亲在旁边，看着父亲，笑了。

        我们兄弟三人，彼此觥筹交错，喝到约九开的样子，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说，父母的赡养费不够，该调整一下了，我和小弟弟每人五千，大弟弟负担重些，就负责供应父母的口粮吧，不过要给好米，最好能加好，送过来。两个弟弟，倒也通情达理，同意了我的意见。父亲忽然眼圈泛红，哽咽着，说了一句：“我不容易”，就匆匆离席而去。我一脸茫然，不知说错了什么，赶紧追了过去。此时，父亲坐在厅堂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我问他，刚才是怎么啦？父亲说，没什么，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

        接着，父亲就说起了他的过去。父亲大约在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突发疾病，去世了。我的父亲，只好跟着他的叔公一起生活，学业自然也中断了，整日里，做些家务，有时也去山上砍毛柴。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姑，则跟我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可是，不到一年，叔公也病逝了，父亲只得又回到了我奶奶的身边。从此，父亲、我姑姑和我奶奶，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由于没有劳动力，再加上只有几亩薄田，粮食打得少，所以到了春上，就闹春荒了。为了生存，我的奶奶，带着我的姑姑，背着一只袋子，住着一根棍子，到附近村庄，乞讨去了。父亲因为年纪小，就给村庄上的一户人家带小孩，据父亲回忆，这户人家，伙食不错，人也很好。所以，这一年，他长高了，也长胖了。

        第二年，我的奶奶经人介绍，改嫁到了桥头村，从此，父亲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中断了的学业，又得以继续，直至初中毕业。后来，父亲成了家。也许是与继父的关系不太好的缘故吧，父亲毅然决定回到老家—楼背上。当时，父亲挑着一担箩，里面放着一个筷子笼、几双筷子和几只碗等，母亲跟在后面，就这样回到了楼背上。父母简单的收拾好两间土砖屋，好心的本家，有的送来了锅，有的送来了米、菜和油。一个新家，总算建立起来了。不久，我降生到了这个世界，父亲给我取名“新生”，寓意新生活的开始，也暗含着父亲对未来的“希望”和“期盼”。

        过了三年，我大弟弟出生了。由于父母要出工，弟弟没人带，恰好我母亲的外婆从南昌迁回来了，父亲就求人将她的迁移户口，落在了我家。我母亲的外婆是个瞎子，但很会讲故事，会唱花鼓戏。当她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哼起《刘海砍樵》时，我居然很安静地听着，有时还会趴在摇篮边，看着这位盲人老外婆，心里生出几分敬意来。

        又过了几年，母亲的舅舅一家，从南昌来到了我家，吃住了半个月，最后落户在了南村的神田。当时，粮食很紧张，是定量供应，半个月不到，竟然吃掉了一个月的定量，这还得了，为此，大队开会时，还点了父亲的名。

        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文革中，自然是饱受歧视。父亲说，别人家的孩子，学费是7角五分，而我读书时，则要交1元五角；别人家春荒时，可以分到救济粮，而我家最多只能拿到返销粮。父亲说，返销粮是平价供应的，当时家里实在没钱，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去大队部的合作社借，前两次都是无功而返，后来，还是请了大队支书签字担保，才借来了五元钱，这一年，春荒总算平安度过了。

        文革结束后，在一九七九年，父亲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我家的状况，才出现了转机。当时，做会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得经过公社的批准。可能是因为父亲的任劳任怨吧，可能是因为父亲有点文化吧，也可能是因为父亲为人低调、老实吧，总之，父亲开始做生产队的会计了，这一做，就是二十年。做会计，父亲极其认真，几十年来，从未出过差错，口碑极好。

        家里孩子多，我们家兄弟姐妹共四个，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因为要供我们读书，父亲白天劳作，晚上做账，两份收入，十分辛苦，有时中午，顾不得休息，还得去后山挑柴。母亲则饲养一头母猪，一年一窝猪仔，用以贴补家用。

        父亲极其重视儿女的教育，尽管是白手起家，但还是咬牙坚持让我们读书。因为，他相信，只有读书才会改变家庭的命运！我们四兄妹中，我师范毕业，大弟弟初中毕业，二弟民办大学毕业，小妹读了民办中专。

        现在，我已经是中学高级教师了，还考取了国家司法职业证书，在文学的道路上，也有所收获。大弟弟的儿子，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毕业，在泰和工作，儿媳是其大学同班同学，也在泰和工作，小女儿在城关中学读书，成绩不错。二弟从事玩具行业，两个女儿，在吉安就读，家庭幸福。小妹家境虽差些，但儿女双全。

        父亲说，看到你们都有了出息，他很骄傲，也很激动，觉得没有愧对祖宗，总算熬出头了。

        听了父亲的述说，我的心中，升腾出一种敬意。我理解了父亲那句“我不容易”！但愿，我的弟妹们，也能如我一样，理解父亲，尊敬父亲！

        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容颜，我在心底默念：愿父母幸福安康，愿儿女能陪您老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