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军事学院”,多数人立马会联想到南京马标、炮标的那所就是咱院谷家女婿都良笔下的《亮剑》中李云龙上的那所军校。也难怪,就连北京“高院”的这帮老孩子们也有许多是南京白夏路医院出生的。毕竟是板门店硝烟刚散,朝鲜轮战回来的军长家生了老四或老五,师长家生老三、老四,团长家生老二,老大……49至57年成了军队孩子出生的高峰期,一大批孩子在50年代相继出生,53、54出生的居多,占据承上启下的位置。民国前和58后出生的哥姐弟妹也不少。

随着基本系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些老孩子也随父母陆续迁到北京的“八一”,“十一”幼儿园。直到57年成立了红山小学和帅府幼儿园,才将这些战将的孩子们聚到了一起,这就是以南京军事学院为前身的北京高等军事学院。

著名的北京西山,一到秋季,漫山红遍;就在进山的山口边,1957年盖起了这所高等军事学院;山口有“外国人到此止步”的警示牌;地名就叫红山口甲3号。1970年撤消后与玉泉路的政治学院合并为军政大学,现在叫国防大学,红山子弟小学己改为中关村二小了。

我现在提到的是:1957年成立到1970年撤消以前的高等军事学院。北京海淀红山口甲3号*楼*单元。我们69年当兵往家写信的地址。从北区平房穿过葡萄园和老桑树林是309医院,从南区八一队过那谁的父亲打仗带部队穿插北京丰台时过的南山小路直接进入军科,穿出军科就是67中,我们复课上中学八年级都那么走。67中再向西,就是总参三部的三号院了。放学后经常和党校的孩子向东走,然后从那几个哥跳水逃难的青龙桥头分手左拐进南门回家。

我们的父辈有的是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有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但都是身经百战的各野战军军事主官,且经过全军考核5分的优秀军官。所以都是全军最有文化且直接指挥过战斗的团以上军事人才。封闭的大院,四百多教官和带家屬的将官学员,到处将星闪烁。一千多孩子,听着军号作息,军官食堂里就歺,露天剧场和六号楼礼堂看电影。爸爸办公室沙盘边写做业。从小耳濡目染,我们接受的是军事文化的逻辑思维方式,使我们当兵时比别人接受新事物快很多。但也养成了坏习惯……拿连长不当干部,所以总受压制。

微信图片_20190205165657.jpg据我的不完整记忆,“高院”共73个楼,10号前是办公区。18号前是八一体工大队宿舍。49楼锅炉房?48楼以前是南区,50至73楼是北区,中间是中央广场。南边是八一队足球场,西北山边是桃花园和游泳池。

我家是58年从小西天“武装力量监察部”搬来的。所以对南京军院知之甚少。最早住60楼,六食堂就在旁边。后来搬到66楼,旁边67楼,前面62楼,后面70楼,所以北区的都熟。

文革67年底又搬到南区23楼。前面19楼、20楼,后面依次27楼和31楼。南区又熟识很多人。49至52出生的哥姐,53至57出生的我们及没上中学的弟妹,在文革三年厮混在一起,上山摘枣,果园偷梨,露天剧场六号楼看电影,游泳池戏水,运河滑冰,南山粘鸟,颐和园春游,弹弓,火枪,拳击,摔跤……十多年的父辈子辈兄弟姐妹,留下了童年、少年、青涩荒唐的回忆。虽然官方再也没有提起这段军史,但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却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以至于后来几十年的经历,都成了这颗“根雕”上的点缀。

    

                                  

 二

“高院”和红山小学55年开始基建,据首批进驻者说这73栋楼房尚未盖好,都住北区靠309医院的平房。以后就成了职工住房和汽车队,还有印刷厂、通信连。

印象最深的是通信连大盘的铅管漆包线。经常去偷一大段,漆包线用来缠弹弓手柄,铅管用大勺子在蜂窝煤炉上熔化,倒进劈开的竹杆里凝固,然后用克丝钳剪成小块当子弹,打鸟很准。

以南京军院基本系为基础,从五大野战军抽调有文化水平的、军事考核优秀的团以上干部组成各兵种教研室。(家属们称之为“教授会”)。所以那时四百多教员都是军事教授了。学员的资格高的令人咂舌,仅一个中将、上将组成的学员班,就已无可辨驳的预示此教育规格全军首屈一指。

刘伯承元帅担纲首席,但未到任,前几年请太行大哥到高院聚会时说“帅府园从没住过”。批“教条主义”以后刘帅顾不上了。刘帅不当院长兼政委后,先由叶帅接任院长兼政委,叶帅卸任后,陈伯钧和李志民继任。后接任的是,院长政委刘忠和王宗槐中将,解方和林浩少将是副院长副政委。院务部和大的教研室主任以及个别主讲教官都有少将军銜。学员中但有大校军阶,也是准备提拔之才。届时,“高院”已是全军综合性最高学府。中将以上都可带家屬陪读。他们的孩子也就加入了我们发小的行列。

微信图片_20190205173435.jpg(当年红山小学教过我们的老师)

我家搬来时已住进楼房,姐姐哥哥还在十一上小学,不久转入红山小学,我和弟弟在幼儿园中班和小班。

幼儿园设在离露天剧场不远的帅府园。在小西天住时我还没上过幼儿园,第一次上幼儿园,无比新鲜,从不拒绝,都是我领着弟弟去:共产主义式大家庭,不分男女,一起吃饭睡觉做游戏,一个澡盆洗澡……不管谁的父亲出差带回各地鲜果土产,一律切块分亨、排排座,吃果果。长大后听说那时饿死过人,我却从未挨过饿,举手就可加个馒头,只是不许浪费。就记得窝头棒粥不如面包牛奶好吃。所以对“困难时期”并没有平民的孩子们那样深恶痛绝。就算60年上学以后,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六食堂的早餐抉择:是用馒头夹咸鸭蛋还是夹一根广东腊腸,要是有二毛钱,就各来一个。也许,这就是我当兵后和工农子弟没有共同语言的起因。

13级以上算高级干部,周围小朋友的父辈都是高干,就连父亲抗战时的警卫员都是高干了,所以习以为常,几十年心无防卫、口无遮拦,也不知在社会上得罪了多少无辜,至于仕途遭贬,也是理所当然。也曾想三缄已口,当个令人尊敬的文化哲人,但幼年形成的世界观,遭多少挫折也是难改。现白鬓如霜,再去学那些人情世故已不可能了,还是做回一个本来的自己吧!好在发小们都有这毛病,谁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说差了也无妨,就当一乐。

1960年上学本没有我的,刚从中班升到大班没几天,几个男孩子中午睡不着,就把祙子扔在地上用脚指头夹着互相甩来甩去,被大辨子漂亮老师发现把我们几个请到办公室,原以为要挨批了,老师却通知我们待在办公室不要影响其他小朋友,起床以后收拾被褥回家,提前入学了。临别仪式很简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早日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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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院的孩子们浓厚的老“高院”情结)


 三

“高院”的孩子们大多都是红山小学的同学,不论学习优劣,都有相似经历。1960年9月,是我们这一届开学的日子,我们几个幼儿园中班的小屁孩和大班的组成一年级的四个班;一二班年龄大,三四班小几个月,岁差1年。在此之前的三个年级最多三个班。提前入学,不无得意;没在幼儿园大班当过老大,却在小学一年级当了老小,加之在家中也是“淘三”,所以从开始就失去了当哥当姐的机会,从而确定了以后在社会中的位置,至今不会当大哥。

一年级课间休息的游戏不外乎老鹰捉小鸡,丢手绢之类幼儿园带来的玩艺儿。后来发展到“公主和王子”的婚礼,也不知从哪本外国童话书演绎而来:女生挑个漂亮公主,将裙子反戴头上,插上花朵和叶片装饰打扮,其他的就各选女眷的位置;男生推个俊俏的当王子,大臣、侍卫的官衔被匆匆占据,似我等其貌并不伟岸之人,就只好自告奋勇当海盗的角色去抢“公主”了。至于学习,就语文、算术,大部分考试都能拿到90多分,一年级期末考时双百分比比皆是。

二年级会“赌博”了,赌资来源于吃剩的杏核,垃圾箱捡的烟盒,不知哪弄来的玻璃球,要是有弹子跳棋里三色花芯球,那就是顶极品了。从别人废弃的羊、猪蹄骨中搜寻“拐”与女生交换橡皮筋,作业本被撕成条条叠成子弹,在课堂上寻找攻击的目标;学习分数开始下降,但凭小聪明和超强的记忆力还能跟得上,考试都是70多分。

三年级是“嫌死狗”的年纪。会制造武器了。在把跳绳、铁环玩腻之后,开始叠纸枪,后来用铁丝做弹弓枪,还是连发的,沒收后再做一个,反正楼前后晾衣被的铁丝多的是,趁没人时剪一段能做好几个。最可恨的是北校区广场南边的一排蓖麻,下面长有野黑豆,黑豆粒含在嘴中从蓖麻管里吹出来,打在后脖梗上好疼,回过头来却找不到狙击手。考试出现不及格。一到期中、期末考试前,老师便来家访,父母拿着笤帚疙瘩守着俩礼拜,最终还能勉强及格,否则就要留到下一级当老大去了。

儿时的记忆是矇矇懂懂支离破碎的,可一旦记住,就会刻到脑海中永久沉淀。每天回家都要站在门口被鸡毛掸子从上到下抽打的土暴狼烟,然后再进门洗脸吃饭。有次六食堂来了许多车大白菜,都垒在门口,和小朋友玩藏猫猫在白菜垛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才出来,可把家人急坏了,当然免不了一顿暴揍。还有次和我爸进六食堂吃饭,一个同班同学指着我说“还说你爸是少将呢,是大校。”为此回家被老爸一顿训斥,委屈得我哭了个昏天黑地。我不怕挨揍,但受了委屈,至今不能忘。从小逆反,每次被妈暴揍,都跑到山洞中去过夜,谁喊都不回去,游泳池后的几个防空洞我都光顾过了,至今想念。

无论德智体,我都是个不起眼的小屁孩,每当看到姐姐开学典礼时戴着三道杠站在全校队旗下护旗时,我也想能当个三好学生,可玩儿心始终牵着我的鼻子走,直到爸爸妈妈在我声嘶力竭的嚎叫中用瑯头敲碎了所有杏核和玻璃弹子、把几百张叠成三角的烟盒piaji扔进炉堂付之一炬后,我才在最后一批入了队。但现在看来,也不知是福兮?祸兮?

四、五、六年级就到南校区了,我家也从60楼搬到66楼。玩的花样多了:爬杆,爬绳,是男孩子显身手的地方;打秋千,转伞女孩子更能体现胆魄;转椅总是被玩坏;乒乓球台已排起长队,十分钟也许都轮不上一次,于是放弃了。攻城、斗鸡,女生插不上手;跳皮筋、耍拐,男生只能捣乱,跳房男女还能一决高下。至于文化课上了些什么,早就不记得了。王力力老师家访时说,这孩子聪明,就是不好好学,龙德老师说,你姐的算术那么好,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学校的学习也许更多是从游戏中汲取知识。我的劳动观念是在家拖干净一次地得1毛钱奖励养成的,我的学识是“每天不重复的背首唐诗才可走出家门去外面疯”累积的,现在什么也背不下来,这文学底子全靠那时的“童子功”。

六年的红山小学,66年文革前已完成毕业考试。上面三个年级的哥姐们,都上了中学,下面三个年级弟妹同在一学校,父母在同一个办公区,听着军号起床上班上学,三餐聚在食堂,六号楼的舞会,露天剧场的电影,服务社购物,游泳池里官兵捉强盗……四百多高级军官和家屬及1千多孩孑就这样朝夕12年,帷幄在京西红山角下、京密引水渠畔封闭的大院中,造就了这样一千多个大院子弟。直到文革开始,我们这一届才接触到大院外的天地。

  

     微信图片_20190205171240.jpg(夜幕下的颐和园佛香阁、昆明湖)


在参加了全院组织的几次挖清水河活动后,“高院”的大门外多了一条京密引水渠,蜿蜒穿过颐和园昆明湖后称昆玉河直通玉渊谭。院内的游泳池已装不下喜欢在大风浪里闯荡的战将的孩子们,运河中戏水的乐趣远比拿游泳证受管束强的多。横渡昆明湖也只是不屑的小菜……才知道,昆明湖中央的水位,也只有小孩子齐腰深。

我家搬到66楼,离六食堂远了;食堂的饭桌也挤不下5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群小学生。经常骑车打饭回家:一手提饭盒,另一手炫耀般撒开把去揉鼻子摸耳朵,在楼间小石板路上用腿夹着拐来拐去,引来女生的侧目以满足初发的荷尔蒙刺激。有时也学学低年级小学生掏腿骑车出出洋相吸引注视的目光。

爸妈越来越管不住,暑假将我发回了德州老家,却更加如鱼得水:跟几个本家哥哥上房掏鸟蛋,下河摸鱼虾,骑牛放羊,捉蛇扣鸟, 打枣扒瓜,抓鸡逗狗,泥塘骑猪......学了一身“武艺”回来 。

这次回老家才知道,“高院”的高干成份都低不了,档案中的出身是土改时照顾的。本家哥哥告诉我,队里的牛、羊和地大部分是我家的,只是土改前及时分给了本家兄弟,减轻了负担。土改前如果家中没有钱,凭什么上中学?

妈妈是39年入伍40年的老党员,55年退役时已是炮三师的卫生队长了,若不是一刀切大转业,怎么也得挂上尉以上的军衔。凭着在八路军和解放军办的扫盲班、识字班学的文化,退役后在报社校对组当了几年领导。因鬼子扫荡背伤员跳崖摔坏过腰,所以从搬到高院后因上班太远,就改行当家属了,家属委员会也就是党员在楼前阴凉处学习时读读报纸。每次家属党员开会,妈都把我锁在家中做作业。为此我被锁之前都将楼梯窗户插销拔开,从阳台爬到楼梯走廊当进出口,或干脆从二楼阳台跳下来,从楼梯窗户爬回阳台,如履平地。但时间一长还是被偵破了,通道被封锁了,可从一楼爬二楼阳台太小菜了。

经母亲强烈要求,为了加强管教,父亲有时允许我放学到他办公室去写作业。安静的沙盘前,能暂时收束心灵,看着插着小旗的沙盘,如同真的在崇山峻岭中沉迷。直到现在把着方向盘,也是习惯了沿着脑海中的沙盘在行进。

因为懒得和办公区门卫啰嗦,经常翻墻而入办公区。我们那时的攀岩技术,比现在的专业都强得多,起码不用带保险索。可八角食堂边的大烟囱,却从来没爬到顶就胆怯了。爬方柱子是我的绝技,八角食堂门口的方型门柱是我常爬的练习场。66楼顶上的鸟窝基本上被我掏光了,其他楼也曾光顾,也不记得踩漏了多少家三层的天花板和楼顶的瓦片。

从70楼后面向西过了游泳池,就进山了。夏末秋初是摘酸枣的季节。只要知道晚上露天剧场放电影,必要约几个小伙伴披荆斩棘上一趟山采回一书包酸枣,晚饭后急忙带上几个草垫去占位子。电影开演前是交际时间,手中揑着滑溜溜的酸枣核,窥测可攻击的目标,一旦选中,子弹便在食指和姆指的挤压下喷射而出。

哥姐们考上中学后,就轮到我们这届在红山小学称“老大”了。可天生躁动的血缘引发的事件还是把老师们气的直哭,军人出身的老师受三大纪律约束对我们束手无策,只好请求家长管束。战火中淬炼的军官少有指导员的政治管理经验,只好拳脚相加,有的孩子曾经历过“酷刑拷打”,却依然不能改变顽劣的秉性,照旧我行我素。一到晚饭时间,各家阳台上、大门前,家屬们用各地的方言呼喚着玩野了的孩子,引来一片“学唤之声”,比老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更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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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未,毕业考试已结束,但史无前例的文革令中考停止了,我们这届从此断崖一样丧失了中学的概念。上中学的哥姐们在外面大街上喚起民众“破四旧、立四新”。家里新买的自行车标牌也算“四旧”被姐姐刮去。

开始时军队不搞“四大”,大人们都在悄悄的议论纷纷,好像天天都在发生“国家大事”。

比我们大点的哥姐们都带了红袖'箍,在外面造TM的反,革TM的命,抄TM的家。破旧立新成了当时最时尚的语言。我们也模仿哥姐们拿红领巾剪了一个红箍带上,缠在袖子上却像扎了个绷带,三五成群自称某某战斗队,然而总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

当大串联风起云湧时,我和一个同班同楼的同学,走后门弄了个中学学生证毅然跟着本院的哥姐们组成串联队,上了南去的火车,踏上串联的征程,此经历可不是我们这届人人能有的待遇。 四个月走了两个来回,到过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南宁,带回了雨花台的石头和韶山的茶杯……所有征程都是在行李架上,车座底下,大学食堂的地板上度过的;吃的南方的糙米饭和萝卜干,那时吃什么都香。最大的收获就是黑乎乎叠在内衣缝隙里的虱子和

成片白花花的虱卵。最奇特的见识是南宁的大学生尽然赤着脚在大马路上游行,哪怕见到玻璃渣也视若无睹。那时曾主观臆断,认为这一定是上过“毛选”的踩过牛屎的脚,不禁对其肃然起敬;直到当兵以后在部队柳河县农场种水稻时,光了几个月的脚才知道这没必要大惊小怪,人体每部分都能逐渐顺应自然,长出厚茧。

第三次的步行长征,妈妈再忍受不了我跟哥姐出去疯了;以看大海、吃海鲜为诱惑带着我和弟弟回了胶东的老家,躲开了一阵最疯狂的时代。也避免了后期被收入学习班的劣迹。

妈妈的老家是贫农,不如爸爸家富裕,在紧靠渤海湾的掖县,现在叫莱州;只记得那的大葱比我个还高,萝卜比梨还甜。第一次见到大海兴奋的发狂;每次赶海,跟着表哥姐妹在退潮后的海滩用带钩的铁丝钓蛏子,捉虾米,抠螃蠏,挖蛤喇,回家放缸里腌几天就可以生吃了。初食海货毫无节制,几天就弄了个急性痛风,半个月脚不能着地,每天在家烧麦稭烤腿和大表姐学柴锅棒渣粥贴饼子,不敢再吃海物,只用酱油腌的大葱叶下饭。不过也好,自那以后,再吃多少海鲜也不得痛风了。

回来后,文革已深入发展,爸爸也靠边站了,每天在小屋里抽烟,腾云驾雾的写材料;嫌小楷毛笔写的太慢,換了钢笔。有时也扛个大扫把和林浩等一批领导们去扫地,但没陪斗过。实在想不通,跟毛主席出生入死的战将怎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爸妈们忙着国家大事,没功夫管教一家四五个孩子。以至于我们这届几个同学的哥哥在香山庆生时遭遇不幸,纷纷在青龙桥的安河桥跳河逃生……家长们这才管的严了些,不让我们出大院门去涉险。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能折腾的“老兵”们在院外参加、成立了各类组织,各校“老兵”相互联络,高院成了北京各大院干部子弟的“世外桃园”,也是“联动”“西纠”的老窝和聚集地,外面犯点事都可藏到这里躲避,大院有军人站岗,公安局的雷子也进不来。院里大点的孩子做出些大胆行动,如偷开军车,夜潜办公区、图书馆之类。都成为令人仰视的创举。

王小点杀了小混蛋的事在京城里传的沸沸扬扬,也成了院里孩子们议论的话题。胡同串子们有所收敛,北京各大院孩子开始相互联络。上过各个中学的大哥大姐们也给高院挣了点名气。在外面相互介绍时,只要大姆指向后一指“高院的”,还是有点名牌的意思。微信图片_20190205143536.jpg               

(这是我,像不像文艺青年?)

最淘的还是没上过中学留守院内五、六年级的半大小子们:南北东西各楼推出首领,結帮搭伙,约架摆份儿,非要争个子丑寅卯。还有一些自称逍遙,在家长不很严历的同学家聚会,打朴克、下棋,玩的不亦乐乎,整的满屋子人肉味。

玩洋火也成了无聊中的乐趣,我把中央广场砖堆上的稻草点着了,这可犯了大忌。院里的保卫干事拿个照像机来骗我说照像能上电影;我知其不怀好意,一撒手就溜了,让我弟弟做了替罪羊上了回露天剧场的“幻灯”批判。我们班最淘的那个同学也多次上过“幻灯”……在山上摘枣拣了个东东拿回来摆弄,突然像手榴弹似的呲火了,立马训练有素的抱头卧倒,这也是平时军事家长教导有方,不然就要出大事了。然而还是被炸成轻伤,到门诊部让主任拿出几个碎弹片。后来才知是炮弹引信?威力不大,也不知哪国产的,一时众说纷纭,家属阿姨们谈虎色变,转而掩额庆幸。

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此同学早已名扬南北两区了,就是那个与我每日课间一架,各抺红蓝,傻笑进教室的主。那天,在南北两区几个号称“逍遥派”的一伙孩子们于露天剧场舞台上玩官兵捉强盗时,此人爬上追灯架后忽觉腹疼难忍,连暂停“哇哇”都没来及打,解带便是悬空一贡,直落台上,啪叽四溅,其味难耐,余众皆掩鼻做鸟兽散。当晚红卫兵演节目前虽铲除了“地雷”,但碎屑不易清洁,不知当天晚上红卫兵演员们是否嗅到了异味。此事若由亲历的同学来形容,便更加贴切。

妈妈常因病住院,家里就是我们的天下,初学烹饪也是这个时候。馒头夹芝麻酱夹大油夹白糖(糖尿病也许有关?)已不能满足身体成长的营养需求,家长留的生活费只够在服务社买点票供的副食。半大小子们都像得了缺肉性肝炎。西北旺稻田池塘里摸的泥鳅,小鲤拐不够咂吧嘴,泥包麻雀,烤扁担蚂蚱,炸知了猴等也不够塞牙缝;于是开始琢磨着吃什么。运河边的排洪沟里有很多青蛙,那可是俗称田鸡的美味。用绳环穿上蚯蚓去钓,剪一截晒被子的铁丝在楼边扬灰路上磨尖绑在蚊帐杆上去扎;想尽办法弄回来二三十只剥皮去头,交给了楼上的蒋东生,蒋润观的爱人是上海人,她用青椒炒的田鸡肉是我此生吃过的最美味的海派佳肴。以后无论如何再没有找回过那种味道。

1967年底,我家搬到了比较陌生的南区23楼,幸好66楼有好几家都一同搬了过来,加上一个学校好几年的熏陶志气相投,几天整合后,南区19楼、20楼、27楼、31楼差不多大的小子们,又扎成了一堆。

这时攻城弹球烟盒已不时尚了:开始用苕帚苗在运河和颐和园钓青蹦和白条,用每天钓的小鱼喂了只小猫;此猫长成,全身黑缎,四蹄踏雪,只食活物,极听招呼;跟我去颐和园打鸟,从不离左右,在山上无论跑多远,一声召唤便离箭而归,打下的鸟儿钓上的鱼没来及看一眼就被其吞入腹中。哥哥在家养的热带鱼都让它捞吃了。它长大后经常夜不归宿,只在凌晨五点在我的卧室敲窗,进屋后当我面洗涮以示干净卫生,然后呼噜着钻进被窝。喂什么都不吃,从未见它吃过什么,后来被我爸发现了“秘密”,叫我一起观摩了它的捕雀表演,它竞能一跃而下双雀,几试无一空爪,令我无比钦佩。最后一不留神把蔣润观家鱼缸里的两条“红绣球”塞到嘴里,被我恼羞成怒赶出家门在下水道里住了几年,每在坑道口叫它,还能委屈地出来和我见面,翘尾厮磨,含泪呜咽。有如斯之遇,如今还能看上哪只宠物呢?

也曾学大孩们自备钓杆早上四点去西北旺钓鲫瓜子,摸鱼,经常一无所获。翻墙夜游裸泳、与河对面村里孩子隔河对骂;扔石头过河的练习为今后投弹打下了基础。冬天自治冰车在运河上玩丹凤朝阳与大有庄的孩子渣冰车犯份儿。自制火枪和村里孩子对恃。斗鸡,斗蛐蛐儿,轰鸽子。八一队炼块儿举杠铃,撑双杠经常与亚州铅球冠军贺永宪面对面。练拳击脸被拳套打成胖子,学摔跤跟谁都敢叫茬辈儿。

耳鬓厮磨的我们不知不觉长大了。院里开始管束这帮孩子;两期“学习班”我都错过了,也许“串联”“回老家”“搬家”错过了辉煌的“搞事”时期,也许干部们没有注意到我的其他杰作;还挺湵慕上“学习班”聚会的同学们和看守“问题严重的王亚中”的经历。那也是高院孩子们的资历,上过“学习班”的都是“高院”名人。老实巴交的孩子是没有此类资格的,我由此断定自己还算老实行列的。

复课闹革命,53、54年出生的这帮人在67中七、八年级又扎成堆。除了带着被褥去黑山扈拔麦子还有印象,上的几堂什么课讲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党校的孩子一个名字也记不住,只记得有个孩子在后面沙坑和咱院郭晓刚、孙中刚约过摔跤。

第一批“学习班”的哥姐们大都当兵走了。我们这一届也大多被关进二期“学习班”(不记得有否第三期),院里逐渐冷清下来。百无聊赖之余,我开始迷恋文学作品。常去小伙伴们家搜罗藏书,于是一段时期内涉猎颇丰,看完了中国的名著,再去找外国的:大、小仲马,阿·列夫俩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三五日一本,像吃书一样,彻夜悬梁刺股,眼圈都看黑了,可视力从未降,到70年部队“选飞”查体时,双眼还都是2.2。1公里外分男女,1米之内蚊子也能分出公母来。

高音喇叭里八个样板戏和红色歌舞、电影不厌其烦的重复着,词曲默默渗入骨髄,多年以后,随口而出的都是那时的沉淀,艺术修养往往能惊倒专业人才。

1968年收完麦子劳动后,上山下乡的厄运就要落到我们的头上了。67中从开学后就人心惶惶了,我们可是立志要接过父亲的枪的。到了年底,一些熟悉的面孔逐渐开始减少,几家大人一撮合,三三两两转眼就从后门遁了;也有人专程来学校道别的,将要踏上从军的历程,奔赴迷惘的军旅生活。可他们还没有学会社会对委屈的隐忍、人情事故;只踌躇满志,不知愁怅为何物,对未来充满向往。

 

    微信图片_20190205143553.jpg(年逾花甲的红山小学老同学们相聚在一起,第二排左四是笔者)


公元1968年,院里成立了革委会,可爸爸又被关起来了,不在家住;曾有人看见他和林浩副政委在六号楼前扫过马路。据说是因为拒交党委会记录的笔记本(整风时任办公室主任,后来听爸讲,其实就是参加院党委会时做记录的)。

南区一些熟悉的老高一、老初三、老初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陆续当兵走了,68年兵。大喇叭里天天吆喝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使我们也已感觉到分配的压力。据说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得去陝北、内蒙插队,反正都是种地;可我对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没啥响往,还是想弄点当兵打仗等壮烈的事做。

院里孩子们第二期学习班结束了,许多老初一、老六年级甚至老五年级的也都要当兵去了,我们南区一帮人凑钱买胶卷照了分别像,南山上、八一足球场边的双杠上,到处留下了我们初长成人的身影。遗憾的是现在好多人名字都叫不上来了,只记得绰号。

姐姐去了酒仙桥的工厂住宿,哥哥已在学校招了空军地勤,体检录取后去学校集训了,过了69年元旦就要开拔。玩伴儿越来越少,爸为我当兵发出的信都被退回来了,又不让回家,写信都要受到革委会审查。看着同年们结伙而遁,没着落的我难免着急上火,那时只想有地方当兵就行。

1968年12月,23楼东边收割过的包米地里捡了两个小包米用玉米秸烤着吃,一个穿军装的工人在浇地,说我们是偷的公物,没收并驱赶我们。也许他知道我们这楼住的都是有问题的大官,所以张口骂我们“狗崽子”。我们可不管这套,和他对骂起来。不知是不是为此“反攻倒算”之罪,当晚我家门口聚集了十几个工人要抄家,那天停电,他们用笤帚疙瘩束成火把示众,让我交出什么“笔记”,后来听老爸说是“整风办记录”。年少气盛的我提起大小两把菜刀欲往外冲,被我妈强行拦住,却引发了她的心脏病瘫倒在地。南区小伙伴们躲在楼角和阳台用弹弓放冷弹,打得他们嗷嗷叫。隔壁大人们张罗抬着我妈上309医院,他们才惺惺散去,但仍扬言要抓我算账。

那几天在忐忑不安中度过。感谢何通叔叔为我左右筹措,和光辉的爸和平叔叔过去的警卫员是招兵团长,让我跟和光学、康燕明一起当了兵,才算逃出羁绊。

妈妈出院专门为我做了送行的鸡蛋煎饼,也为庆祝我既将到来的15岁生日,那天我看见妈妈流了泪。

何通叔叔送我们上了32路,当晚又给我爸请了假。那夜是在崇文武装部度过的,爸爸给我买了网兜和绿色洗脸盆,因新式绿军装没有四号的,专门给我领了一套黄色人字呢旧式军装,在一闷罐新绿中显得犹为扎眼,一看就是走后门的,好在接兵排长穿的跟我一样才解了点尴尬。闷罐车一路向东北,走走停停,不知几个昼夜,到达梅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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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后来的事就都是听说了。玩伴儿们陆续踏上征程。1970年我们家、高林家、何通家等一个车皮到了大西北。

全院四百多干部分到祖国各地十大军区三十多个省军区,至少也是分区副司令副师职。“高院”随之解散,退出军届舞台。以后就是与玉泉路政治学院合并重组为军政大学演变成国防大学,高等军事学院就此销声销声匿迹,成为鲜为人知的历史。但经历“高院”的一代子弟们却在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如今老迈之年,这一千多子弟向他们的妻子、丈夫,孩子以及朋友们讲述着这十多年的传说。

我借此篇留下我们儿时的记忆,成为我们这代茶余饭后同乐的话题。

    

    (逝去的是岁月,留住的是发小之间不变的友情,二排右二是笔者)


2018年2月完稿(文中部分图片系独上月楼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