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回忆
小时候，盼着过年。
到了腊月二十三，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鞭炮特有的烟火味道在村庄上空弥漫，孩子们都喜欢闻；沿街卖豆腐的绑子声响过，用簸箕端着黄豆出大门的妇女和老人明显多了起来，过年了人们都是要换点豆腐吃的；家里条件好的孩子，早已穿上新衣服在大街上玩耍着，条件稍差点的，也在盼望着年三十那天穿上新缝制的衣服；那时候还没有打工这个概念，但凡家人有在外工作的都着实让人羡慕，他们开始陆续返回村里，毫不吝啬地把带回来的土特产送给亲属和邻里；老人们筹划着哪些亲戚要来，哪些亲戚要走，忙碌着准备适合的礼物；谁家院落前冒着腾腾的热气，一个饭桌斜支着，大肥猪不情愿地捆绑在上面，围观的人们脸上都是兴奋表情，杀猪的英雄般被人注视着，麻利的动作伴随着猪高壮的嚎叫声，意味着香喷喷的猪肉即将上桌，过年模式的开始。
奶奶和母亲们忙活着送灶王爷上天，嘴里念叨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天，小孩子们的作用也大了起来，请家神的重任就落在我们的肩上。爷爷郑重地把家谱请出来，里面夹藏着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的牌位。爷爷点燃了一柱香，告诉我：“出大门一直往南走，走到前方路口处，大声念叨，‘老爷爷、老奶奶们回家过年了，’言毕，转身，不许回头，直接回来。”我严格遵照爷爷说得话，双手高擎着那柱承载着神圣使命的燃香，顺利完成所有的程序回到家里，走进堂屋把已燃烧了小半截的香交给爷爷，爷爷再把香插入香炉里，此时列祖列宗们就正式回来过年了，家里气氛顿时庄重起来。
堂屋供奉的虽是一个个纸制的牌位，但这牌位神圣的让人对其不敢有任何的亵渎。这些人我都没见过面，或是他们曾经抱过父亲、叔叔、姑姑们，或是他们曾经抱过大姐和哥哥，或是曾经抱过我、亲过我，但我已经没有一点记忆了，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敬和虔诚。年前，母亲就挨个告诉过我们，过年了，不能哭、不能闹，要说吉利话、说祝福的话，这样老祖宗们才能保佑一年的顺顺利利。头顶三尺有神明。这话我似懂非懂，但老祖宗们都回来过年了，他们仿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正在时刻盯着家里的每个人，我们这些小孩子们自然比平时规矩了不少，生怕哪句话、哪种行为冒犯了祖宗，不敢淘气了、不敢粗野了，好哭泣的也不说哭就哭了……，一切以喜庆为重、一切以和谐为先、一切为了过年，亲情顿时有了凝聚的力量，孩子们知道了自我约束，对先人们有了说不出的敬畏。年不仅意味着团圆、美食、新衣，更有庄严的仪式、尊老的传承、家风的教化、传统的延续。
大年三十，这是一年最隆重的日子，大人们早早起来，父亲和叔叔忙活着清扫院落，他们用扫帚扫地的声音特别地响亮；奶奶、母亲和婶子们忙活过早饭，又抓紧时间用面和水打浆糊，这是贴春联的必须品。那时候贴春联都是自己家打浆糊，从不买现成的，也不像现在用双面胶。浆糊不但能够贴春联，关键时候还能抵饿。说是有个孩子在外玩累了，回到家没找到吃的，看到桌子上一盆浆糊，一口气喝了下去，直到大人发现浆糊没了，才知道让他吃了。那时候打浆糊的面都是自己家种的，没有农药残留更没有添加剂，打出的浆糊确实能吃。
贴春联有很多规矩，一般都是年三十的上午，过了中午饭基本就没有贴的了。村里人讲究，过了春节春联也不能随便揭下来，如果风刮跑了、起边了，要及时粘好，而且贴得越牢越好，最好能够保持一年，来年春节再贴春联的时候，才把它揭下来，擦干净门板和门框，把新的贴上。也有把对联贴反的，上联和下联也就颠倒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也就没人较真了。有一个人家不识字，错把猪圈上的横批“日长千斤”贴在堂屋的门楣上，幸亏被人发现早，没弄成笑话，但这事还是在村里传开，一说“日长千斤”家，大家就都明白是说谁了。后来还听说，竟然还有把“计划生育好”贴在猪圈上的笑话。谁家如果出了丧事，那是要三年不能贴春联的，以示对先人怀念。别人要是路过他家，看没有新的春联就知道这家人在守孝呢。
年夜饭，这是最不可少的，也是最讲究的。吃什么不用说了，过年讲究个团圆，吃饭时一个人也不能少，实在回不来的，老人们也要预留出位置，摆上他们的碗筷，意味着在一起过年了。有一年三十晚上，我跑去村头看人家放烟花，回家晚了。到家时，大家都围在爷爷奶奶屋里，桌子上摆满了菜肴，但没有一个动筷子，都在等着我。母亲着急的眼神，看到我回来的释然，父亲强压着怒火没有发作，这是在爷爷奶奶面前以及过年的原因，但那两道能够鞭打人的眼神，让我抬不起头，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
年夜饭后，一家人围座在爷爷奶奶身边守岁。爷爷奶奶开始讲家史、讲族史、讲家谱里辈份的延续；也说一些村子里的趣闻旧事，某某的祖辈好吃懒做，原来一个好端端的家业败尽散光了；某某娶的媳妇不孝顺，最后得到了报应；不要学某某，应当学某某；什么事不要做，什么事要多做，都是真实生动的例子。父亲和叔叔偶尔也插上几句，但那晚的主讲是爷爷和奶奶，他们都不敢逾越界线。爷爷奶奶讲的，就是发生在村子里的身边事，有理有据，有因有果，我们百听不厌，特别容易让人理解，以至于根深蒂固，到现在我还能记起许多。
不知不觉中，到了吃饺子的时候，母亲早就告诉我们，说吉利话，如果煮的饺子皮破了，不要说破了，要说挣开了，这样意味着来年家里能够多挣钱。那时候我淘气，也自作聪明，看到盛在碗里一个个完整的饺子时，我说了句，一个也没有挣呀。母亲那么仁慈，还是没有控制住脾气，用那有力的大手把我的耳朵拧了好几圈，吓得我一点也不敢出声，但也没有影响我的吞咽。没想到这些，反到成了若干年后人们说起我的笑柄。
饺子还没吃完，就陆续开始有人上门拜年了。大人们忙活着收拾碗筷，腾出地方。拜年的人进屋里来，先是给供奉在牌位上的先祖们磕头，给先祖们磕头要磕3个，这是对先人的礼节。然后他们再转过身给一旁的爷爷奶奶磕头，给爷爷奶奶磕头要磕1个，这是对老人的尊敬，也有"神三鬼四人一个"之说。拜年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我们这帮孩子们也困不得不行了，在这个空档父亲和叔叔带头给先祖们磕头，给爷爷奶奶磕头，我们又打起了精神，也学着父亲和叔叔的样子给先祖们磕头，给爷爷奶奶磕头。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吧，给爷爷奶奶磕头并没有红包，当时我们也没有红包这个概念。记忆里，晚辈给长辈磕头是天经地义的事，再正常不过了。磕头以示感恩，长辈在家庭中地位和威望得到确立，传统文化和家风、家规在不经意的磕头中得到传承和延续。
传统终究要有传承，民俗也并不完全庸俗，磕头也不见得腐朽。这是我对年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