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绍兴
我似乎是摇着一条乌篷船走过绍兴的。有意思的是，我是与一位原名戚本禹，现称戚文的老人同行的，他是当时仅存的文革“化石”。我的那位华师大出身的朋友与其有旧，邀我到上海聊聊。不过，关于文革，戚文缄口不谈。他告诉我，叶永烈多次想为其作传，都被拒绝了。这是一个心中藏有秘密的老人。
那个春节，天气温暖而倦慵。于是我提议去绍兴，我们驾车从上海出发，先到嘉兴南湖凭吊了那艘著名的红船，夜晚下榻在湖州的浙北大酒店。
除夕将至，家家户户都忙着炊事，街上显得冷清。我们漫无目的地顺着湖州老城的一条青石板路溜达，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飞英塔旁。戚文长于文史，他告诉我，此塔建于唐代，历史悠久，最大的特点是“塔中塔”。外塔精美绝伦，内塔遍布佛像，这种意蕴国内独一无二，只是内塔很难见到。
钱三强的祖宅关着门，这让人有点扫兴。不过，他是在绍兴长大的，此地估计遗迹不多，“三钱”当年真是如雷贯耳。我们慢慢地聊起了绍兴。
绍兴出师爷，有口皆碑。不过，当师爷必须饱读诗书，这种浓郁的地域文化使得绍兴的知识分子格外地多，著名的文人数不胜数。比如东汉哲学家王充、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比如东晋书圣王羲之、元朝画家王冕、明代开创“大写意花鸟”画风的徐渭、清末“海派四杰”的画家任伯年，比如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唐代诗人贺知章、南宋诗人陶渊明，都是大名鼎鼎。而到了现代，鲁迅之外，许寿棠、周作人、徐懋庸、夏丏尊、孙伏园、朱自清的作品也是闻名遐迩，教育家蔡元培、历史学家范文澜、经济学家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物理学家钱三强更是熠熠生辉。文人之外，大禹、勾践、范蠡、西施自不用说，民国前后的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邵力子、陈仪名气也很大……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真的头戴毡帽，摇着乌篷船行走在绍兴的河湖汊网中，在“欸乃”的撸声中饱览了水乡泽国的美景，也穿越时间隧道领略了前贤先哲的风采。
除夕之日，我们来到了绍兴。这是一座慢条斯理的城市，景色很美，一切好像都漂浮在水上。远方的山影、田野、村落，近处的堤岸、舟楫、房舍，似乎都镶嵌在闪闪发光的大小河道之中，人们如同生活在一幅浓郁的水墨画卷里。
也许是要那种感觉，我们雇了条乌篷船，沿着说不出名字的河流划向了鲁迅的故居。舍舟登岸，“咸亨酒店”的老板娘将我们拦下。
除夕生意清淡，我们是唯一的客人。口衔孔乙己先生喜欢的茴香豆，我们开始品味老板娘力荐的“太雕”。我有些孤陋寡闻，只知道绍兴有“花雕”。老板娘告诉我们，花雕现在是哄外地人的，本地人喝的都是太雕。她卖弄说，绍兴一带，每逢生儿育女，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上好的糯米酿酒，待闺女出阁时款待亲友。三年以上的称为“雕酒”，取“雕琢”之意；由于酒坛一般饰以彩绘，故曰“花雕”。嫁女之外，余下的酒则作为回礼送到男家；男家小姑出嫁，这酒就改称“大花雕”了；等到孙女出嫁，则成了“太雕”，“太”为“极”意。她一忽悠，我们不禁多喝了几杯。
腊月里黄酒暖了身子，我们摇晃着来到了鲁迅故居。徘徊在院子里，《秋夜》里那两棵枣树龙爪般的树枝在我脑海里萦绕，“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它们在“百草园”吗？而“百草园”又在哪里？鲁迅分明说“我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戚文笑了，他说那两棵枣树在北京的院子里，你在这里是找不到的。
鲁迅1949年后声誉日隆，故居应该保持了旧时的模样。但我们从鲁迅文章里读到的许多景物，居然了无痕迹。也许不应该把文学作品的描写太当真了。倒是平房墙根下，几畦小白菜的绿意为故居添了几分鲜活。
陈丹青在《我看大先生》中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被过度谈论了……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上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倒是那个彻底的失败者胡兰成点评鲁迅最为中肯。他说，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词，说得准确极了。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将他放回了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了厚厚的涂料”。
太多的人在谈论鲁迅，轮不到我。我只想找到点别的东西，比如周作人。不过关于知堂先生的遗迹几乎没有，周作人侍敌固然不齿，但这里毕竟是他们兄弟共同生活过的家园。知堂先生的散文小品，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很有地位的。鲁迅的另一个弟弟周建人，解放后位居浙江省省长直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恐怕与其兄的地位不无关系。
院子里很宁静，四周劈啪炸响的爆竹显得遥远。一个管理人员模样的人用扇子扇着煤炉，缕缕青烟不断融入天空。我趋前询问，先生可是姓鲁？他一脸茫然。我突然想起，鲁迅本姓周。他的手也很粗糙，有如闰土，生火许是取暖。我久居北方，很难体会南方冬日的难捱。我不知道鲁迅当年怎么会想到干裂的松树皮。
戚文言语不多，大概当年说多了。但走到“沈园”，他的兴趣来了。这个私家花园面积实在是大，盛时规模接近百亩，现在也有六七十亩。而它的出名，则始自公元1157年那个春日，分别十年的陆游与唐婉在此相遇。一千年快要过去了，漫步其中，眼前破旧、衰败，物是人非。但当年的画面似乎就在眼前，心中不免凄楚。
金兵大举入侵汴京之际，宋徽宗赵佶禅让帝位，长子赵桓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宋钦宗。赵桓听信谗言，罢免了抗金将领李纲，最终“徽钦二帝”被金人虏去贬为庶人。于是钦宗的异母之弟赵构即位，成为宋高宗。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19岁的陆游与表妹唐婉结为伉俪。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陆游进京参加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锁厅”考试，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进士第一，秦桧之孙秦埙则位居其下，这让秦桧感觉脸上无光。翌年礼部考试，秦桧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因此，高宗在位期间，陆游仕途上始终不顺。
戚文说，“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两句诗写得太到位了。偏安江南的赵构，首先要保住的是皇位。至于说皇帝的疆土限于东南半壁还是一统江山，要围绕皇位这个主题展开。而北定中原、迎回二帝的抗金主张虽然冠冕堂皇，却不合赵构的心理。“徽钦二帝”回来后，赵构往哪里摆？于是则有了岳飞父子的风波亭，陆游才受了多少委屈啊？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是陆放翁的名句，这种力主抗金的思想，才是导致陆游当不上官的原因，这也是秦桧收拾陆游拿得上桌面的理由。而陆母当初认为唐婉整日和陆游缠绵，耽误了陆游的学习，硬是以死相逼生生拆散了这对鸳鸯，实在荒唐。其实，唐婉亦是一位才女，他们诗书唱和，是相得益彰，远比“红袖添香”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沿着园子的曲径，穿过端居园中的“孤鹤轩”，在正南的残垣断壁前，我们见到了陆游的《钗头凤》，也读到了唐婉的和词。“错 错 错……莫 莫 莫”，里面深藏了多少说不尽的感伤和惆怅！而“难 难 难……瞒 瞒 瞒”，又蕴含了多少数不清的无奈和哀怨。沈园邂逅不久，唐婉就在悲伤中离世。但许多人只在戏文里知道了《钗头凤》，并不知道唐婉的和词。戚文说，没有和词，故事就不完整了。其实，有了和词，故事也没结束。40年后，当71岁的陆游重游故地，又含泪写下了《沈园》，只是斯人已逝。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一首哀歌转眼已近千年，俱往矣！但沈园依旧，枯树衰草中偶尔窜飞出来的昏鸦，想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
初一上午，当地人还在拜年，我们驱车来到了兰亭。迎面就是脍炙人口的“鹅池”碑。戚文告诉我，某日王羲之饱墨临书，刚写完个“鹅”字，忽闻皇帝诏至，急忙出去接诏，于是八岁幼子王献之毫不犹豫地提笔续上了一个“池”字。“鹅池”二字，一“瘦”一“肥”，成就了书法史上著名的“父子碑”。而康熙的御笔“兰亭”碑，则与“鹅池”碑交相辉映。
戚文讲完这个故事，我们像骑上了四蹄生风的快马，来到了1600多年前的东晋。
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农历三月初三，春和景明，王羲之与朋友们来到兰亭，茂林修竹之下，他们散坐在溪水两旁，谈笑风生，潇洒自在。此时书童取来羽觞，众人玩起了“曲水流觞”的游戏。羽觞在溪水中顺流而下，停滞在谁的面前，那人就得赋诗；若作不出诗，则要罚酒三杯。那一天，得诗37首，大家将其汇编为《兰亭集》。王羲之则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纸上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此后，据说王羲之又多次摹写，却始终无法超越。《兰亭集序》后来传到出家后的七世孙智永手上，智永临终前又传给了弟子辩才。辩才将其密藏在阁房梁上，从不示人，后来被监察御史萧翼骗走。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后，欣喜异常，命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等书家临写，又命冯承素将原迹双钩填廓摹成数个副本，分赐皇子近臣。唐太宗死后，据说真迹按遗诏随其葬在了昭陵。
戚文说，唐太宗是一代明君，真的会把书法艺术珍品藏于暗无天日的地下？五代十国，耀州刺史温韬打开了昭陵，但是没有找到《兰亭集序》。有人推测，应在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里，很可能就枕在武则天的脑袋下面。这是一个永远的想象与遗憾。
在兰亭，我们还看到了康熙和乾隆祖孙分别书写的《兰亭集序》，字体同样秀美遒劲，显示了雍容华贵的帝王之气。但缺少了王羲之那种独特的气韵。
如今，喜好书法艺术的人不少。但有的却是附庸风雅，有的甚至是敛财。王羲之是大自在之人，因而才有大自在之作，那种魏晋风度颇值得玩味。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潜质，后天难以效仿。
戚文满腹经纶，但书法难上台面。不过，他却有不少珍品。返回上海后，在他的浦东寓所，他向我展示了赵朴初1963年为毛泽东70寿辰贺寿词作的真迹。毛泽东以党内不允许祝寿为由退回，但却被其私藏。该词在当时的语境下，有许多溢美之词，但书法堪成一流。戚文还藏有作家魏巍为其书写的毛泽东《沁园春·雪》，戚文在旁提款说，“大波过后，我之宝物，大多为强势所夺。”我颇不以为然，戚文1968年关进秦城监狱时，正值文革高峰，能够夺其“宝物”者，当为其旧友耳！
离开兰亭时，我买了10把《兰亭集序》折扇，准备送给友人。
在轩亭口，我们看到了“秋瑾烈士纪念碑”，碑名是民国元老张静江题写的，这里是秋瑾遇难的地方。民国时期绍兴的故事不少，鲁迅的小说《药》的背景就与秋瑾和徐锡麟有关，他们的事情人们耳熟能详。但同时期的陶成章，许多人却并不了解。
陶成章1904年与蔡元培组织了光复会，翌年与徐锡麟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反清。徐锡麟事败后，陶成章避居东京 ，1910又与章太炎重建光复会并任副会长。浙江光复后被推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12年被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孙中山曾专程吊唁。
但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得很深。陶成章有刚愎自用的缺点。但他的遇难，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与孙中山政见上的分歧。范福潮在《陶成章案与光复会的灭亡》一文中总结得很精辟“清末会党，光复会与同盟会同根并蒂，乙巳（1905）合流，相濡以沫，数年间威震东南，不分伯仲。丁未（1907）之后，两会首领龃龉不断，但为反清大业，尚能共事。俟江浙独立，孙、黄得势，光复会即遭压迫，矛盾日深，冲突愈烈，相斥相煎，终致火并。”
前些年解密的《蒋介石日记》记载， 1912年1月14日刺陶是蒋介石所为，他在日记中并不讳言：“余之除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义。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有人说过：“欲阅人，传记是最不可靠的，《全集》则一向不全，《年谱》又似清汤，惟有书信和日记，因是原始手迹，如果没有删削，倒是颇可一读的”。
蒋介石冒险犯难，自担罪责，为孙中山铲除了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瓦解了光复会,做了孙中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和欣赏，这也是他能在十余年间超越党内众多元老捷登大位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的暗杀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到了你来我往的程度，诸多政治势力都醉心于此。主谋和凶手，后来大都有着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吊诡的是，陶案却始终让人感到遮遮掩掩。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为伟人讳，历史很多时候真是一团迷雾。
走到城区的飞笔弄，我们看到了蔡元培的故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两侧的八个大字：“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毛泽东的唁电吊文。蔡元培1868年出生，25岁考取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是一位令人仰慕的学者。
北京大学百余年的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出自绍兴，而他们又是诸多北大校长中的翘楚。一位就是蔡元培，另一位则是马寅初。
一般人对蔡元培的了解，主要是他在教育上的成就。殊不知，他的革命经历也十分显赫。1904年，他在上海被推为光复会首任会长；1905年，又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16年，《临时约法》恢复后，一些浙江籍议员发电推选远在法国的他任浙江督军。不过，尽管他一直有着许多官职，但那都是他的“副业”，他始终离不开的是一生钟情的教育。1916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先生说，“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渐成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梦想，都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摇篮，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凝聚着冷静的科学理念。用那位著名的绍兴女婿傅斯年先生的话说，北京大学从此“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崖层”。
蔡元培早年醉心革命，但他的主张是温和的、渐进式的。现在一般史料讳言，1927年他积极支持蒋介石的“清党”。但他的初衷是希望以“正统”结束争斗。因为他也曾公开营救共产党员杨开慧，鲜明地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好像有一种说法，不承认中间状态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像蔡元培这样学贯中西的人，他的人生观的核心是民主自由，中庸平和。
蔡元培是幸运的。他去世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否则他将遭受颠沛流离之苦；如果他的生命继续延长，那么他的命运是否会与他的同乡马寅初一样，我们不得而知。
马寅初这位北大校长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戚文告诉我，马寅初不论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人都喜欢以“兄弟”自称。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问：“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他说:“不要别的，‘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只希望主席能批准。”毛泽东痛快地答应了他。马寅初主政北大期间，每当新年的钟声一响，他会准时出现在大膳厅团拜会现场，以“兄弟”的名义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在我辈人的心目中，他的《新人口论》似乎比他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更为著名。他认为计划生育“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新人口论》发表于1957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此前的6月8日，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马寅初虽无“右派”的鸣放言论，但此时正值高层盛怒时期，因而如同几年前的梁漱溟一样，遭到了厄运。面对铺天盖地的讨伐，马寅初不改初衷。这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与他的同乡陶渊明一样不肯为五斗米折腰。
我问戚文，如果《新人口论》早一点出来，如果恰逢领袖心情舒畅，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命运？戚文笑而不答。但历史不允许假设。不过，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从来也没有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观点。
从1882年到1992年，马寅初走过了100年的人生旅途；从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到1979年恢复名誉，马寅初遭受了22年的磨难。当我们从书上看到抗战时期经常出现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到50年代人们经常听到的“六亿五千万”人口，直至后来我们容身其中的十几亿人，我们不禁对这位百岁老人更生敬意，想必他的故乡也一定会为这位“兄弟”自豪。
来到绍兴，范文澜是不能不提的，因为他在上世纪中叶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我的书房里有一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国通史》，蓝绿色的封皮非常雅致，印刷属于那个年代少有的精美，该书的作者就是范文澜。
戚文在中南海18年，有两年被派到《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组长，他的文史功夫很深，只是有些观点让人难以认同。我曾追问文革初期他与历史学家翦伯赞那段公案，他顾左右而言他。但说起范文澜，他却很有兴致。
范文澜与毛泽东同庚，都是1893年出生，只是略长。他的革命资历也较早，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失掉联系。1939年9月在河南竹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期间重新入党。
1940年1月，范文澜到达延安，先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这个时期，“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他开始撰写《中国通史》。拟定了“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准绳。后来又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等观点，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得到了器重。
戚文当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后，毛泽东对他说过“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的话。但范文澜对这个结论不太认同，他与罗尔纲的观点一致，都认为李秀成是“诈降”，戚文这个说法应该是真实的。周扬后来回忆，“我又见到主席时，主席第一次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
不过，除了李秀成那件事，范文澜的历史观与毛泽东十分契合，这是他一直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在吴晗、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蒙难之际，他还能当选中共九届中央委员，肯定与毛泽东的赏识有关。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影响了几代人。
在绍兴，还有一位名人与毛泽东同庚，他叫孙越崎。但他是一位实业家，不如文人容易为大众熟知。不过，他却是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人，一生都在能源领域奔波。
孙越崎1921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工科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采矿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多次考察了洛杉矶、休斯敦的油矿，归国时又绕道欧洲考察了英、法、德等国的采矿业。这些经历，使他受到了时任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的赏识。
翁文灏出任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后，邀请孙越崎担任专员兼矿产资源室主任。1933年9月，孙越崎在陕西勘探石油并取得成果。为此，国民政府成立陕北油矿勘探处并任命其为处长，他在延长县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打出了石油。说来有意思，没有多久，陕北红军占领了延长，油矿反倒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工业资源。
1934年冬，他接管了中英合办的焦作中福煤矿，不到一年就扭亏为盈。“七七事变”后，他费尽周折，敏锐果断地通过民生轮船公司将该矿重要设备全部迁往四川，创办了四个新的煤矿，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孙越崎善于周旋，灵活通变，为了妥善处理矿界纠纷、防止地痞流氓干扰，它聘请当地袍哥大爷为煤矿顾问，按月奉送礼金，与地方相处游刃有余。
1941年3月，孙越崎又受命创建玉门油矿，年产汽油达到180万加仑，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能源，被誉为“煤油大王”，中国工程师学会为此授予其“金质工程奖章”。蒋介石也在胡宗南的陪同下来到玉门油矿视察，当面听取了孙越崎的介绍。
1948年5月，孙越崎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次，他违抗了命令，没有将重要工厂的设备拆迁运往台湾，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通缉。1949年后，孙越崎长期在唐山的煤矿工作，后来成为煤炭工业部的顾问，这是后话。
不过，历史有时也真是有点滑稽，一个人的命运眨眼间就变成了另一番模样，让人徒增感喟。
……
在绍兴，我们只能走马观花，但我的思绪常常信马由缰。古往今来，有多少事情和绍兴有关啊! 整个华夏，恐怕也难有其他地方像绍兴这样名人荟萃。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文化之旅。不仅巍峨的寺塔、苍劲的石刻、轩昂的府第、雄伟的殿宇可以作为过去时代的见证，就是一条深巷，一条小河，一座石桥，一个台门，也往往能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
2018年夏至于烟台马山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