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女子大学的百岁美女谢文秋（下）
纷纷扬扬的“朱、李案”
俗话说：花无百日好，月无一夜圆。谢文秋一生风风火火地全球奔波，但她的家里很不安定，最窝心的就是她的婚姻。在１９４６年以前，虽然他们夫妻间感情已经出现裂痕，但表面上还勉强维持着。但是１９４６年到了日本，朱世明出任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以后，在东京遇到了日本女人李香兰（敌伪时期在上海当歌星）后，情况就恶化了。
（题图为谢文秋百岁生日）
朱世明原本清华高材生，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著名社会学家）是同学，清华大学毕业后被选拔留美，先在麻省理工读理科，后入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学军事，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于１９２６年学成回国。由于他很有才华，会说好几国语言，出国见过大世面，又是学军事的，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蒋留在身边当副官，后来又担任过蒋介石故乡浙江省的保安司令、国防二厅厅长、参军处参军等职，还时常充任蒋介石的翻译和特使等，１９３６年起进入外交界，先后被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美国大使馆武官（有资料显示，还当过派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抗战胜利后，他是登上美国“密苏里”号军舰，参加日本受降仪式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１９４６年，担任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将军衔。
可是李香兰的出现，不仅加剧了他们夫妻间的危机，同时也使得朱世明的仕途走到了尽头。蒋介石对他大光其火、大为失望。他与美国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阿瑟将军，关系也没处理好，他那“湖南脾气”一上来就要与之争吵。加上当时政治上的敏感因素，他的官运也就到头了，最后竟被勒令自行辞去军职和公职，还差一点被投入监狱。
谢文秋（左二）与严莲韵（右二）抗战中在昆明
所谓政治上的敏感因素，是指１９４９年大陆解放，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在国民党驻外国使团中引起的动荡局面。当时，由于美国已经颁布《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迟迟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甚至有他们与中共方面正在谈判的种种传闻，似乎暗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将要倾向于中共也说不定，因此，有些国民政府的驻外官员就采取了观望态度，而驻法国巴黎的大使馆，索性公开宣布投向中共，引发轩然大波，说明中共在驻外使团中的“统战网”已经张开……这令蒋介石极为不安。
恰恰在朱世明任团长的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中，双方的争夺战也打得如火如荼。代表团的一个副团长给中共的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回大陆的意愿，中共这边趁热打铁，派出陆久之先生（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的女婿、陈瑶光的丈夫）潜入东京，策反朱世明，因他的叔叔正在朱世明手下任通讯处长。朱世明犹豫不定，但也没有向老蒋汇报，而他的老同学吴文藻、冰心夫妇，最后脱离了代表团，辗转回到了中国大陆。同时，又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说在一次“叶山会议”上，有人挂出了五星红旗等等。这么一来，朱世明只有撤职审查的份儿了，还被叫到台湾受审。
其实，朱世明是美国留学生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在局势动荡、前途叵测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他自己没有投共，但也不反对部下投共，实际上他有同情共产党的倾向。但是蒋介石搞的是特务政治，他不允许他的部下搞什么自由选择。朱世明当时的副官黄仁宇先生（即后来爆得大名的、阐发“大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讲到这一段时说：“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
丢失了公职之后，朱世明即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去美国，因为与麦克阿瑟关系不好，他居然拿不到美国签证，只好与几个朋友在东京开公司，做生意，但是生意也没做好，没几年就关闭了。这时候，谢文秋与两个儿子在美国，自食其力，艰苦奋斗，渐渐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谢文秋转而研究和教授中国餐饮（详情后叙），大儿子朱昌崚，成为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与洋务运动专家刘广京合著《李鸿章》一书，声名远播。小儿子也从事文化工作，在一家杂志社供职。
朱世明的好朋友何凤山先生（即在“二战”中为犹太人签发数千张签证，被犹太人奉为救命恩人的外交官），在他的回忆录《外交生涯四十年》中写到，１９５６年他路过日本，见朱世明落魄潦倒不堪，到台湾后就为之说项，力图使之恢复其军职。他先跟时任秘书长的张群谈及此事，征求他的意见。张群直言相告：“总统不会对他再有兴趣。”因为几年前张群曾到日本调查代表团的纠纷，事后朱世明答应张群，跟他一起返台，出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谁知到乘机返台那天，在飞机场他竟爽约不至，从此再无下文。但是何凤山还是不死心，有一次面见蒋介石的时候，他又当面跟老蒋提及此事，不料蒋介石立马回问：“他是不是还跟那个日本女人在一起啊？”何凤山见老蒋如此反应，知道“成见已深，无可挽救”。“而我尽了我的心力，已对得起老朋友了。公亮（朱世明）于１９６５年死在东京。”此事说明，李香兰的因素，的确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第一筷子女性”
当丈夫在日本里外搞不清楚的时候，谢文秋在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当年在威尔斯利大学念书时，因思念家乡的饭菜，就对自制中国菜发生了兴趣，开始时她只能重复地使用在美国能够买到的佐料来做中国菜，慢慢地，她可以尝试着自己配制佐料了，甚至可以总结自己的烹饪经验了，谁知后来这竟成了她在美国谋生的手段。
（谢文秋第二本厨艺书《朱太太中餐烹饪学校》）
谢文秋不愧是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大家闺秀，她审时度势，很自然地完成了从外交官夫人、社会活动家到烹饪教师的角色转变。１９５５年她成为美国公民后，首先在郭秉文创办的华美协进会教大家烧中国菜，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官太太为她的厨艺所折服，求她向她们传授中国菜的技巧，尤其是佐料的独特配制，那当然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她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烹饪方法。后来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她就在自己家中和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Ｈｏｕｓｅ菜馆内，增加了两个班，同样是教做中国菜，如此教学竟教了３０年。
１９６２年，她在纽约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中国菜专著《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ｋｉｎｇ》（《中国烹饪的乐趣》），大获好评和畅销，《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评其为有史以来，最佳的中菜食谱，使她成为当时中式厨艺在美国最知名的代言人之一。这本书以其清晰而简洁的语言来解说中国菜的烹制，而且主要是针对美国读者的，把各种用料的剂量计算得很清楚，因此大受欢迎，一版再版。１９６３年美国煤气协会和煤气用具制造商协会，用这本书拍了一部短片，结果在１９６５年的纽约世博会上，谢文秋被邀请去世博会现场，在煤气节的煤气烧烤亭里，演示中国菜的烹饪，令观众大开眼界，她一夜之间又成了名人。
１９７５年，她又出版了她的第二本厨艺书《Ｍａｄａｍｅ 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朱太太中国烹饪学校》）。这本书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包括对中国餐饮和厨艺的兴趣激增的情况下出版的，可以想象，又是一轮“洛阳纸贵”。这本书是她的第一本厨艺书的补充和延续，比较仔细地回答了初学者的各种问题，凝聚了她二十多年来中餐厨艺的教学经验。当时，她已经教过了三千多名学生，明白了美国人在准备中餐过程中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对于热衷学习中餐烹饪的美国人来说，更有针对性。书中还分别介绍了中国东部、南部、西部和北部的不同的特色菜肴，还对中国晚餐的准备、刀工、餐具、食材、饮料、烹饪方法、食材的准备和储存等，做了具体说明，最后列出了各种食谱，供学习者参考。这本书被评价为一本高水准的教科书。由于她在烹饪艺术领域的突出贡献，１９７６年正式成为纽约ＬＤＥ会员。１９８４年，荣获纽约烹饪教师协会的终身荣誉会员。
（1988年90大寿 全体来宾）
这期间，她还撰写了几篇关于东方珠宝的文章。可知她那些年，外交官的太太没有马马虎虎地做，而是处处留心身边的事物的。日常餐饮和首饰佩戴，都是官太太们的“正业”，在她手里都“玩”出了新意。谢文秋真是个善于融会贯通的上海太太，她教学的特点还在于，她善于在教大家烧中国菜的同时，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甚至古典哲理也贯穿进去，使大家深受启发。因此她曾说：“我有烹饪的教会精神。”“我要你们充分从中国菜中吸取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哲学。”
在周末，她喜欢与老同学、老朋友欢聚，一起吃饭，一起玩玩小麻将，每到这时，她房间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她原本喜欢热闹，人又好客，老同学、老朋友也都很高兴到她家里欢聚。当年中西女中的老同学薛韦曾佩（开滦煤矿驻沪总经理韦曾复先生的姐姐），还有谢家的亲戚、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的五小姐夏璐雅，以及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都是最基本的成员，每周相聚几乎成了生活定式，有时四人一桌麻将凑不齐，她们三人就玩“翘脚麻将”！后来薛韦曾佩年纪大了，每周就由她的女儿薛德英推轮椅来谢文秋家，周六送来，周日晚上再接走，一直到谢文秋离开纽约去住养老院为止。
把顾维钧的寿衣带到美国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谢文秋几次回国探亲并探访老同学，为恢复母校的事情热心奔忙。她与老同学严莲韵有着深厚的友谊，分别几十年后重逢，一点不觉得陌生，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当她知道严莲韵的女儿徐景灿是教师，但是原先学俄文，现在要转为英语，就主动建议她应当去美国进修英语，而且主动提出由她来邀请。所以，１９７９年徐景灿到纽约进修英语时，第一站就是谢文秋的家（两天后被她姨妈、顾维钧的夫人严幼韵接走），但是后来当她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后，又在谢文秋家住下了，而且一住就是半年。
（谢文秋后排居中，与金女大的教师及领导）
谢文秋关照初到美国的徐景灿许多入乡随俗的事情，之后就渐渐熟悉了，她们保持了近２０年的友谊。她曾说起过她那阴差阳错的婚姻，但是毫无后悔的意思，她坚持不离婚，要永远做“堂堂的朱太太”，因为她觉得，这个丈夫是自己选择的，而且，“如果丈夫对我好，我这个人会很骄傲的。”这样的思维逻辑，常人真的很难理解，而且，她越是大度，旁人越是为她鸣不平。讲到“如果有来世……”，她又变得像个中西女中的学生：“我有三个愿望：一个是我要长得高一些；第二、我希望我的父母不要过世这么早；第三、我还是要做个女人。”
徐景灿学成回国后，又在上海和纽约之间来来回回飞了二十多次，每次到纽约，谢文秋家总是要去的。１９８５年初冬，谢文秋来到上海，要回去的时候，徐景灿托她把顾维钧的寿衣带去纽约（是受顾维钧夫人严幼韵的委托，在上海定做的）。可是当谢文秋１１月回到纽约时，不幸感冒了，不方便把寿衣送去顾家，就给严幼韵打电话说，寿衣带到了，但是因为感冒，不方便马上送到府上。严幼韵电话里说：“不急，不急，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谁知这个“机会”第二天就来到了。第二天晚上，顾维钧从浴室里出来时就躺下了，从此再也没有醒来。于是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急忙去谢文秋家取寿衣……
这件事使谢文秋心里获得很大的满足，她很庆幸自己这么及时地把寿衣带来，她对朋友们说：“徐景灿给了我一个为顾维钧做最后一件事的机会。”弄得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顾维钧享年高寿９８岁。
十四年后（１９９９年），一生精彩的谢文秋活到了９９岁，距离１００岁只差几个月。
（宋路霞 徐景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