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女子大学的百岁美女谢文秋（上）

１９８７年春天，传来一个好消息，被裁撤２５年的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陵女大），可以恢复了！这是在１９５２年被裁撤的１３所原外国教会办的高等院校中，唯一一所被批准复校的，恢复后的金陵女大叫金陵女子学院。这对于从这里走向海内外的金陵女儿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她们对于自己的母校，感情实在太深了，她们盼得太久了。她们有着共同的、外人几乎难以理解的母校深情。金陵女大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有着百年历史和传统；老校长吴贻芳是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关心着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吴校长高山仰止，终身未婚，把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学校和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部与母校的“感情史”……

金陵女院的第一捐款人

当年从这所学院走出的９９９个毕业生，就像９９９朵玫瑰，尽管早已遍布天涯海角，但是母校的阳光雨露，已经融入了她们的血液……一旦母校有需要，她们个个奋勇争先！

谢文秋就是９９９朵玫瑰中的一朵。

她在金女大就读体育系一年后，就获得了赴美留学的奖学金，进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深造，于１９２４年毕业。她不仅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心地也很善良，留学回国后曾三度来母校任教，还把三个妹妹谢文莲、谢文梅、谢文息带到金女大读书。另外，她的大弟弟谢仲文、三弟弟谢覃文、妹妹谢文息也都曾在金女大教过书，因此只要提起金陵女大，他们都倍感亲切。多年来，谢文秋始终把母校的事情放在心上，那种贴心贴肉的关爱，就像女儿对娘家一样。听说金陵女大可以复校了，但是经费有困难，她就与老同学、老姐妹们一起成立了吴贻芳基金会（她是发起人之一，还担任了金陵女大美国校友会的会长），为实现吴校长的复校遗愿而募集资金，并且率先捐出一万美元，以作表率。她深情地说：“这是我们谢家四姐妹共同捐献的，以表达我们对金陵女大和吴校长的一点感激之情。”她的弟媳、谢仲文的妻子李如璋则以谢仲文的名义，捐献了一间教室，因为谢仲文也曾在金陵女大工作过。

（谢文秋〔后排左四〕与父母及弟弟妹妹）

这个基金会一成立，就像个巨大的号角，使成百上千的、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和她们的亲属，纷纷加入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复校行列。谢文秋此时已经快九十岁了，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自费飞往美国各地，联络老校友，第一年就在美国募集到了６万多美金，大大鼓舞了大家的士气，此后她又多次为母校捐款。国内的校友也不示弱，严莲韵刚拿到落实政策的数万元钱，立马捐入了吴贻芳基金会……不久，新的教学大楼建成了，新一轮的金陵女大（复校后叫金陵女子学院，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开始了新的征程。１９９１年，已经９２岁的谢文秋，专程从美国飞来南京，探访母校，参观老校长吴贻芳的纪念馆：贻芳园，并参加了南京校友会的活动。为了支持母校的办学，她当场又捐献了一笔资金。

基督教谢氏家族的长房长女

谢文秋（１８９９—１９９９）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上海，其父谢洪赉（１８７３—１９１６）是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精英成员，也是早期的股东。他对中国教育和出版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他编译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英语教科书，是清末民初时期家喻户晓的普及型英语教科书，一炮打响，第一版印了２０００册，２０天就全部卖完，后来接连加印了几十次，畅销全国数十年，为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提供了基础工具。他还投身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主持青年会的书报编译和出版，当选为上海青年会的董事。他一生翻译和编著各类书籍达百余部，名满天下。谢洪赉、史淑贞夫妇育有九个孩子，可惜他们夫妇都不长寿。谢洪赉因患肺病，不幸年仅四十几岁就辞世了。谢文秋是家中老大，一直以老大姐的身份关照着下面的弟弟妹妹。

谢家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大家族，也是一个与商务印书馆有密切联系的大家族，奉献和服务是他们的传统。谢文秋的祖父谢元芳是基督教浙江长老会的牧师，也是浙江最早的基督教信徒之一。他的大女儿谢罗大嫁给商务印书馆的合伙人鲍咸恩的妻弟郁厚坤（即郁舜英的弟弟。他们的父亲郁忠恩也是牧师，与鲍家老太爷是同学）；二女儿谢罗以嫁给杭州长老会牧师刘天复；三女儿谢罗米嫁给商务印书馆的律师兼董事丁榕；四女儿是闸北堂的司琴，嫁给商务印书馆制造部的毛文吟。小儿子谢宾赉也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人，主管行政和总务。谢文秋的父亲谢洪赉是谢元芳牧师的大儿子，更是商务印书馆的支柱之一。谢文秋的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与中国女青年会的创办人顾恩慈女士是好朋友，谢文秋的英文名“格蕾丝”就是顾恩慈给取的。

（谢家四姐妹，右一为谢文秋）

出生于这样一个基督教大家族，谢文秋又是谢家的长房长孙女，她１９１８年在上海中西女中毕业后，很自然就选择入读教会办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金陵只读了一年就获得了赴美留学的奖学金，于是进入美国著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于１９２４年毕业后，又进修了硕士研究生课程。但是她没有学工科，没有搞出版，而是学体育专业，毕业回国后，先是在上海中西女中担任体育主任（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这期间，人们通常叫她“谢小姐”，因为当时中西女中的校长、教导主任及主要教师，都是不结婚的，人们惯于以“小姐”相称），又先后三次回母校金陵女大任体育教师和教研组长；１９３６年第１１届奥运会期间，还作为中华体育考察团的成员，参加了那一届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同时赴欧洲考察北欧七国的体育教育和设施。

朱门一入深似海

谢文秋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留学期间，最经典的故事就是“朱门一入深似海……”。这是她的同学、著名作家冰心女士对唐诗“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天才套用。而故事的本源是，１９２５年，在波士顿的中国留美学生会，为了向美国人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精心组织了一场话剧演出，由谢文秋、梁实秋、冰心、顾一樵等留学生，把英语版的中国古装剧《琵琶记》（顾一樵改写，梁实秋翻译）搬上了美国舞台，在波士顿大剧院隆重上演，引来了一千多名观众，包括各大学的著名教授前来观演，引起很大轰动。

剧中，梁实秋饰蔡中郎（蔡伯喈），谢文秋饰蔡中郎的发妻赵五娘，冰心饰强嫁于蔡中郎的牛丞相的女儿牛氏，顾一樵饰牛丞相，王国秀饰丞相夫人，徐宗涑饰邻人，沈宗濂饰疯子。《琵琶记》原是一出典型的宣扬忠孝节义的传统剧目，经过改编，把原来的二十四出戏压缩为三幕，加入了许多有趣的爱情元素，这就在崇尚爱情自由的美国观众中引起了共鸣，加上演员们都是聪明绝顶的才子佳人，把这出戏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其轰动效果也是势在必然的。

但是这次演出的“余音”却非常长久，这大概是当时所有演员无法预料的。由于剧中梁实秋与美女谢文秋饰演一对夫妻，而且配合得非常默契，后来朋友们就常拿他们的“夫妻关系”开玩笑，冰心也不例外。尤其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正式演出之前，为了确保演出质量，能够引起轰动，才子们还安排了一场预演，请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临场指导。老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大声喊“停！”，予以解说。当戏进行到末尾，蔡中郎与发妻赵五娘夫妇团圆的时候，这位洋教授指指梁实秋，又指指谢文秋，青筋毕露地大声吼道：“走过去！和她亲吻，和她亲吻！”谢文秋站在一旁抿嘴偷笑，而梁实秋则一下子涨红了脸，窘态百出。他向导演解释“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洋教授虽然没有再三坚持，却在那儿“摇头不已”。预演完了，他特地把梁实秋拉到一个角落里，正经八百地对他说：“你下次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你不适合演苦戏……”

这个插曲更被才子佳人们抓住把柄，哄传为大笑话。

不知梁实秋当时是不是真的对谢文秋“有意”，反正谢文秋对冰心说过，她喜欢军人，而且不久就与在美国某参谋军校留学的朱世明（１８９８—１９６５，湖南湘乡人）订了婚。于是冰心那个名句“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就传开来了。句中的“朱门”是指朱世明，而“秋郎”是指梁实秋。梁实秋不愧为幽默大师，他居然很喜欢“秋郎”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写过文章。

问题是谢文秋这个“朱门”入得并不愉快，后来因夫妻不合导致长期分居，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倒是冰心、吴文藻夫妇，在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与朱世明在日本共事了一段时间。

亲见“二战”双方几大巨头

谢文秋被誉为是“跑在时代前面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总是精神焕发、热情大方、与时俱进，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她１９２８年与朱世明结婚，１９２９年生下大儿子朱昌崚，１９３３年生了小儿子朱昌峻，但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１９３０年就担任了杭州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或许那时他们住在杭州，因为朱世明有段时间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任职）；　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又担任了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

（谢文秋与她的两个儿子）

尤其在抗战爆发后，她们一家来到四川重庆，她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工作，不仅担任了重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长（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１年），还协助宋美龄创办战时孤儿院及组织妇女生产合作社，为前线官兵缝制棉衣棉鞋，还为难民缝制衣服。其中最忙碌的是在１９３８到１９４７年，这期间她担任了基督教世界女青年会的副会长（其中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７年，她是中国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谢文秋和她丈夫朱世明）

这期间，她丈夫朱世明被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１９３８年）和驻美国大使馆武官（１９４１年），她均随同丈夫前往，在外交活动中，她得以亲见罗斯福和斯大林。１９４３年宋美龄访美，在美国各地演说争取美援时，她是陪同的随行人员之一。见到希特勒是在１９３６年的事，当时她作为中华体育考察团成员，与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一起前往德国，在这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希特勒也来了，全场轰动，全体起立高呼“希特勒万岁！”那时“二战”还没有爆发，中国的全面抗战也没有爆发，但是弥漫德国的狂热情绪和战争火药味，令她很不安。她后来跟人谈起此事时说，当时很尴尬，受周围氛围的裹挟，不由自主地也跟着站了起来，但是没有呼喊。

关于抗战期间她在女青年会的工作，如今世界女青年会总部的档案室里，还保留了一部分她当年的工作记录。尽管有不少时间，她陪丈夫派驻国外使馆，但她正是利用这种机会，在各种国际场合宣传中国的抗战，努力为中国争取外援。中国女青年会也趁她在国外的便利，请她代表中国出席一些国际妇女界会议。

她利用世界女青年大会和其他的国际会议场合，不断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人民在抗战中遭受的损失、苦难，以及奋起抗战的情况：“……沿海和沿长江两岸的所有重点城市都沦陷了，日军破坏或冻结了我们工业的９０％。进而，由于前线战斗的铺开，大约五千万我们的民众，占人口总数的９％陷入流离失所和失业、成为了饥民和流民。在四年半的战斗中，每个中国的海港都被日本人把持。我们通向外界仅有的‘生命线’，只剩下通向苏联的西北陆路和通向中国西南的滇缅公路。”

（谢文秋，后排左一；与宋美龄，前排居中，等妇女干部在重庆）

她还着重介绍了有７７所高等院校，不得不历经千辛万苦，从沿海一带迁往内地的情况，以及在重庆的“妇女顾问委员会”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项是挽救“战争孤儿”的工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共有２５０００余个“战争孤儿”被安置在各地的２８个孤儿院里。所有这一切工作的最主要困难，是缺乏资金。

甚至在一次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部举行的晚宴上，她也抓住时机向在场的一百多位女士介绍中国的抗战：“中国的年青人已经经受了战争的很多灾难，他们没有足够的营养，也没有足够的书籍，他们在图书馆前排起长队，正如他们在食品总部门前一样……”从沿海迁到内地的几十所高等院校，除了校舍、设备、交通、食品供给等方面的重重困难，教科书的短缺，以致出现几个人合用一本教科书的状况……在这场宴会的演说中，她还讲到中美两国的共同特点：“中美两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热爱家庭的，并且同样具有幽默感”。她相信，“这三项共同特点必将有益于两国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她还介绍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国人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而是受孔子哲学的指引，接受的是德行而非宗教。只有百分之三的中国人成为了基督教徒，但是作为普通百姓，他们对基督教的理想抱有天然的倾向。”

１９４２年７月，她的一篇题为“中国社会结构在近期的转变”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社会科学》杂志上，更加具体地介绍了抗日战争，给中国的教育、生产和社会带来的变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