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梦
大凡爱读书的人，都渴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大文豪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里，详细记录过宋春舫、周作人、闻一多、潘光旦等名人的书房，他坦诚地说到“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我的书房之梦，真可谓日筑月垒四十春，夙愿书房终成真。
从小爱读书的我，生长在冀南深山区。这里山挨着山、沟套着沟，石头多、树木多，就是书籍少，更别提图书馆了。1978年，我读小学二年级，字认识的多了，便寻摸着找书看。同学们之间传递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杨家将》《岳飞传》等小人书，被我借来借去的一本本看，熟悉了宋江、武松、诸葛亮、贾宝玉、岳飞、杨六郎等古代人物。尤其是一本《少年文艺》刊物，成为同学们翘首以盼的香饽饽，邮递员一到，便被抢来抢去争着阅读。
书读得多了，便想拥有自己的书。 我便利用节假日或假期，到山坡上、沟壑里，采摘酸枣；到坡地上、树丛里，刨药材；到地堰上、卵石中，捉蝎子。然后把这些山货背到10里外的供销社，换成钱，去集市或流动小书商那里买书。到小学五年级时，我已拥有20多本小人书，便把土炕上母亲放棉被的木制桌子的一个抽屉作为我的存书地。我拥有了第一个“书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考上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校园里文学氛围浓厚，建有朝晖文学社，办有《晨曦》油印小报，班里有自办的手抄班报。我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不时被采用，在校园里拥有了“诗人”的雅号。我们爱好文学的几位同学，经常在一起相互修改作品，推敲句子、修改病句，书籍也是不分彼此，互相传看。良好的读书、写作环境，使我的写作兴趣和水平不断上升。一次，我的一篇文章被《中师报》采用，收到1.5元稿费，便买了三本五角一册的丛书。两首诗歌被《牧笛集》诗集录用，寄来的40元稿费被我买了一套四大名著丛书。买书成为当时我的主要开销。那时的师范生不用交学费，每月还可以免费领取30斤粮票和7元钱菜票。节省一点的话，父母给的零花钱基本不用花，我就把这些钱用来买我喜欢的书。三年下来，我的书籍数量足有100多本，便从小卖铺找到了两个纸箱子存放书。我拥有了第二个“书房”。
参加工作后，自己有了工资，我并不喜欢抽烟喝酒，爱好读书、看报、写作。空闲时间，便到新华书店、街上的书摊、集市的旧书报市场，寻寻觅觅、左顾右看，查找自己喜欢的书籍。每到外地学习或考察，我从不放过到当地的书店和书摊，寻找心仪的图书。到我结婚时，拥有了500多本书。婚房只有一间10多平的房屋，既当客厅，又兼卧室。小小的房间，阻挡不住我对书籍的渴望，我对父母说：“只要有一个书柜即可”。书柜成了我第三个“书房”。
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我对书籍的热情非但不减，反而与日俱增。种类也从单纯的文学书籍，向经济、哲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扩展，存书量也越来越多。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邢台出差，走进王金锋老师的家，进入他的书房，三面都是书柜，一侧放着电脑。我羡慕极了，多么渴望自己拥有这样一个书房呀。八年前，我要搬入新房。我对妻子说：“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拥有一个书房足矣”。妻子理解我的心情，专门为我开辟了一个房间。我测量了房间的尺寸，到木器厂自定了书柜，并买来电脑，安装上空调。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真正的书房。
目前，书房已成为我家对外交流的“标志性”房间。每当有客人来访，我总是带领他们参观我的书房。他们看着四组高高的书柜，书柜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书籍，都夸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虫”。
书房之梦承载着我的人生春秋，记载着那一幕幕温馨的往事回忆和我们这代人40年的奋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