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个老话题，所以重新提起，是因为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特别是一些境外反华势力利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产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转换间不同价值观体系的矛盾制造思想混乱，攻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及领导人，企图摧毁我国上层建筑；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仅从个人恩怨好恶出发人云亦云，相互转发翻墙垃圾文章，扰乱了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所以务须澄清认识，健全人们的政治心态，以求社会生活的风清气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道分水岭，之前是公有制产品经济年代，其后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市场经济年代。前者号召公民一心为公，要求大家学习雷锋、焦裕禄，后者允许个性价值观体现。比如产品经济年代大中专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以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最高思想境界；而到市场经济年代学生在就业地域和岗位的选择上采取公平竞争，任由毕业生向工作条件优裕安逸、工资收入高的地域和岗位流动。两个时代两种价值观确实存在着根本差异。但是人们完全可以凭借正义者的良心和良知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公共利益间的关系，只是一些极端利己主义者害怕自己的形象在社会公共价值的观照下显得猥琐和丑陋，便不惜诋毁抹杀雷锋、焦裕禄及革命烈士、人民领袖的社会公众形象。而当他们把党和领袖作为攻击对象时，抹黑知青上山下乡便成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手段。


　　早些时候，有朋友转载了新浪博客署名涛声的一篇杂谈，题目是：《一个并非绝不可能的假设》，想必大家都看过，我这里不妨为大家摘录几个自然段：


　　知青下乡10年，经历了痛苦艰难绝望，耗费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后，终于刮起了“返城风”，大家才得以回家。但要是多加10年，他们会怎么样？


　　这并非绝不可能。如果没有“林标事件”的重大打击，伟人多活10年，则文革不会结束；上山下乡也就不可能终结。那么有相当一部分知青要在广阔天地滞留达20年之久，应该成为定局。他们会怎么样？这个假设让人不寒而栗，细思极恐！    


　　每一个知青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命运会有什么变化？“铁杆扎根”延长10年会有什么结局？“青春无悔”的人还有力气继续无悔么？还要继续赞美“知青精神”吗？还要祝伟人“万寿无疆”吗？如果伟人多活10年，且不谈国家经济可能彻底崩溃；且不谈我们的大学和科技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留下一大段空白，无法弥补；且不谈广大民众和老干部还得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几乎都可以肯定必然发生。单单考虑一下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就让人感到极其恐怖！


　　不知大家读过涛声的上述言论作何感受？


　　我认为涛声正是脱开上山下乡所处社会历史条件，仅从个人恩怨好恶出发，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价值观批判产品经济年代社会公共利益价值观，批判那一年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及社会活动。但是他没能意识到，他的振振有词，他在对伟大领袖进行人身攻击的同时，已经把个人及小集团利益同党、国家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并凌驾其上。两个年代价值观虽有差异，但是党、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却始终是一致的，任何个人行止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必须统一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之下，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整体利益这一大局。


　　这里，我不想就涛声对领袖恶毒的人身攻击作何批判，只对涛文否定知青下乡讲如下几点意见：


　　其一、知青上山下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历史唯物论认为，任何社会历史事件都是该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客观规律的必然反映。从现象上看似乎是某一阶级代表人物的个人行为，但实则都有其因果，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揭示给人们最深刻的道理。比如四一二、七一五蒋、汪反革命政变，看起来是这两个人发动的，但是国共合作破裂是必然的，没有他俩发动可能还有别人发动。因为两党纲领和利益导向不一致，已经执政的国民党右派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存在视为毒瘤必须清除而后快。所以当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在军队和政府中排除异己是必然的，迟早要发生的。处在封建王权并未结束军阀混战和独裁政治时期这种政变必然是流血的政治。知青上山下乡同样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产物，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当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政治斗争环境充分考察作出的决策。六一八批示显然不是主席个人意志，而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考察和应对当时国际社会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做出的战略决策，因此，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是这一历史条件下的必然。


　　其二、知青上山下乡在实质上是一次移民运动。为解决一定社会问题，古今中外不乏移民范例。不去说秦汉以来的屯垦戍边，就以顺治八年为例，清朝统治者用明朝汉吏范文正为相并接受其建议，自1651年始将世居山东河南河北民众向地广人稀的东北移民，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移民潮。不但解决了土地资源、人居条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配置等诸多不平衡问题，还提高了全社会抗御粮荒及多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奠定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我国建国初期从上海等各大城市选派数以万计的各行业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全国各地，成为这一时期的技术性移民，推动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知青上山下乡属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搭建起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桥梁，拓展了就业渠道，化解了就业难题，平衡了城乡经济，从而提高了我国精神和物质两个文明发展水平。事实说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如果深思知青下乡，去掉其名词主体，不论你承认与否，愿不愿意，在本质上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由城市到乡村的移民！只不过不带家庭，但这更有利于运作。自古以来，移民都是国家和政府行为，无需老百姓同意和讨论。可以这样说，反对知青下乡是既不了解历史更不懂得政治的一种民粹主义倾向。


　　其三、知青上山下乡和返城，都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文革到六七年五、六月份中央号召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但处在大革命浪潮中的红卫兵正值浪头上，且无政府惯了收不住手，教育机制又一时难于恢复，复课不大可能；城市就业又因当时国家扩大再生产能力低下，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广阔的农村、农场、林场为城市青年学生提供了就业可能性，中央便做出知青下乡的决定。这同时终止了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对社会的冲击和文革混乱状态，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六八年后全国持续抓革命促生产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一九七五年我国召开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启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城市经济逐步复苏。至七八年以后，建筑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链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有可能安排一定数量的就业人口。所以即使没有返城风的鼓动，城市建设日趋呈现大量剩余就业岗位，就业人口匮乏，知青返城潮的出现便是迟早的事（其后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可以想见）。所以知青下乡和回城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哪一领导人头脑里主观臆造的产物。


　　其四、大批城市知青集中上山下乡是应对当时恶劣的国际斗争环境和全国上下备战备荒的需要。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极其恶劣的的国际政治斗争环境。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企图讹诈我国成其附属国，为保护本国主权的完整不受欺压势必发生两党两国矛盾争端。苏联宣称要用战争解决，并陈兵边界挑起冲突。其时中央已经获悉苏联要对我国发动核战争。所以就有毛主席六一八批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有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就有三大直辖市知青一片红上山下乡，疏散城市人口。将城市知青派往新疆、黑龙江及广大农村，正是为预防核大战保护和延续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血脉。未雨绸缪，这是对战争做最坏的打算，倘如战争打起来，只怕几个直辖市都要生灵涂炭，那是超出广岛、长崎千百倍的灾难。战争逼近，我们中的一些人却惧怕农村的艰苦留恋城市的安逸，国家领导人从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大局和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做出相关的决策，这是崇高的国家关怀！当然，领导人是不会用战争的恐怖去威胁和动员你离开城市上山下乡。时过境迁，涛声和某些不讲良心的人居然咒骂起领袖，极其可悲。


　　综上所述，知青上山下乡的决策不是伟大领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当时国际斗争环境决定的。我们作为承上启下新一代中国知青人，理应高风亮节，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年这一重大决策和国家关怀！应以特殊历史时期的责任担当为己任并为之自豪，做好后世子孙的表率！但是一些知青中人，而今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却像什么也不懂刚刚脱胎于母体哇哇啼哭的婴儿，仅从个人恩怨好恶出发，对已过岁月叫苦连天，矫情肆为，其中有人还和境外反华势力唱一个调！为什么不能从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对党和伟大领袖引出一番公正的思考呢？


　　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我们这代知青人，既高居于庙堂，也远处过江湖，既感受过和平年代党的抚慰，也感受过战争逼近时刻国家的关怀，当年我们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所担当，此刻也应有不逊于古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既如此，我们就应尊重自己的历史，同时公正地评价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呕心沥血的时代伟人毛泽东。


　　[注]：作者系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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