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里有粮,心里不慌”,在农村,家家有缸。我们家有三口大缸,缸,村里人叫作瓮。两条直口的装粮食,一条圆腹收口的装水。3条瓮均为黑色,瓮壁厚实,光滑锃亮。瓮的量词是口,是个,是只,还有别的什么,不得而知,反正,我们村用的是条。

  3条瓮何时购买,各花了多少钱或用多少斤小麦换的,哪辈先人置的,产地哪里,都无从考证。从我记事起,它们就是我家的主要家当。装粮食的两条瓮,大的能装小麦420斤,平时用石板盖盖着。稍小的能装300斤,配有木头盖子,因有条裂缝,顶部用铁丝箍着。水瓮能装4担8桶水,平时用大箭箔盖着。

  说是粮缸,其实,在过往的岁月,装的粮很少,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的,或放些杂物。只是,每年春节父亲总要写上“仓满囤溢”、“粮食满仓”等条幅,寄托全家的希冀。奶奶年老,不止一次地念叨,等她死了,就装在那两条瓮里把她埋了。因为她知道,家里穷,做棺材是要花钱的。最终,父亲用我们家的场门,给奶奶做了松木的寿棺,使她入土为安。

  1981年种麦前,队里分了地,奶奶、母亲和我们兄妹3人都分到了口粮田,共4块,每人1亩多,有7、8亩。父亲在外教学,户口不在村里,则没有土地。但父亲成了主要劳力,他和母亲当年把所有的地都按时种上了小麦。1982年,我们家小麦丰收,晒干、扬净,一秤一秤过完斤数,有3000斤之多,这在我们家绝无仅有,也彻底结束了全家缺粮的历史。装粮的两条瓮派上了大用场,趁着暴晒的热劲,父亲和母亲用布袋装上麦子,然后过秤,再倒入瓮中,得出了大瓮和小瓮能装麦子的准确数字。瓮装满了,能装的布袋也装满了,但还有一千余斤无处放,这倒使父母为难。没办法,只好在空闲家里用砖块垒了座池子,才把麦子收拾好。

  收下成瓮、成袋、成堆的麦子,对于奶奶来说,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属于自家的这么多的麦子。她上了年纪,也干不动其他,就拿上簸箕拣麦,看着滚圆的麦粒,闻着带有泥土味的麦香,脸上荡漾着少有的笑容,拣了好几布袋。可惜,她没有福气享受,也没能尽情发挥她在集体食堂做饭受人夸赞的技能,就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病重期间,我老舅、老姑和我的两个姑姑都守候在床前,母亲每天蒸两篦子馍,多亏了有麦,才没让亲戚们受委屈。奶奶去世后,原计划摆60桌,因老亲戚多,坐了80桌,虽然人多,但并没有因为无粮而发愁。

   1982年麦收后,母亲种了1亩多棉花,卖了220元钱,还上了欠队里的全部粮款。父母终于没有了外债,肩上没了负担,顿觉神清气爽。棉籽压的油,除还清了埋葬奶奶借的5斤外,还有剩余,炒菜也敢多放了,油炸的食品也多了,饭食吃起来也更香了。还有就是拔下的棉杆可以为明年收麦扭腰子绳了。第一年收麦因捆麦的绳子不够,麦子拉到场里还要解开再用,既误工,又费劲,还不利于堆麦垛。有了棉杆,第二年4、5月份,母亲就捋去枝杈,捆上几捆,放在水中浸泡。几天后,待棉杆皮松软,再剥下来。父亲手劲大,干活又细心,放学后便开始扭腰子绳。一根根像麻花似的绳子,在他的手中不断翻飞,不大工夫就是一条。然后10条一把,捆扎好,等待收麦时再用。

  家里粮多,没地方收藏。邻近的峪里村有胶泥,也有烧瓮的传统。1983年收麦前,峪里村有人到我们村卖瓮,在邻居的参谋下,母亲用60斤麦换了一套瓮。黄色的,好像质量不是太好。一个套一个,一个比一个小,共有5条。大的能装300斤麦,第二大的能装180斤,剩下的70斤、50斤、30斤不等,反正是子子孙孙一大堆,放的家里一片金黄。瓮一下子多了,但每年产的粮食还在增加,又舍不得卖,母亲又用25斤麦换回了两条能装180斤麦的瓮。再以后,妹妹家建了粮仓,就把能装280斤麦的汽油桶送了过来。

  家里的瓮在不断增加,到底有多少,我没有数过。但对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当收下麦,装瓮时,父亲总要把瓮清理干净,等到装满时,再均匀地撒上一层“粮虫净”防止虫蛀,然后盖上一层薄膜,用绳绑紧,再盖上瓮盖,这才能算是结束。而要磨面或者换面,又非得父亲在场,因为他清楚,哪条瓮里是陈麦,哪条瓮里是新麦,先吃哪瓮的,后吃哪瓮的。生活就在装麦的哗哗声中开始,在舀麦的涮涮声中过去,日出日落,花开花谢。

  时光荏苒,瓮的作用在退化,虽然每年产麦不少,但晒干后或者送到加工厂存起来,或者干脆粜了,在家存粮的农户越来越少。

  我家的瓮也在减少,但那3条陈年老瓮还在使用。它们静静地矗立在墙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地见证着粮食的多少,年景的丰歉,主人为温饱而发出的喜乐与哀愁,也无言地见证着社会的兴盛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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