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我利用假期与几位女同志结伴组成”红军女儿长征小分队”，沿着当年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从鄂豫皖到陕甘宁，寻访父辈当年的抗战历程。一路风雨兼程。

　　在这条红色线路中，抗大是我最神往的地方。因为，抗大是爸爸妈妈的母校。抗大是我家的根。我是抗大的女儿。

　　出发前，我作了一些准备：把父亲徐兴华、母亲张家蕙当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和生活的照片加印放大，准备赠送给馆方。

　　一踏进抗大那红漆青瓦校门，心里忽的一热，眼眶立刻湿润了。走在校园里，这里的一砖一瓦，每一张图片，每一件实物，都让我感到那么亲切，那么留恋，仿佛每个角落都留下了父亲母亲当年在这里生活、学习、包括热恋时的印记。

　　我的妈妈张家蕙原来是长沙周南女校的学生。抗战爆发后，已经在学校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妈妈于1938年9月历尽艰辛从长沙来到延安，来到抗大，被编入总校五大队女生队。爸爸在五大队任宣传股长。后来，正值青春的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战火中的爱情故事——一个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和一位富家小姐结为伉俪，而抗大就是他们的红娘。

　　抗大，其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初，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在延安，是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

　　毛泽东曾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抬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由于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抗大于1939年7月向敌后挺进，同年12月到达晋察冀，翌年2月到达晋冀豫，1943年3月返回陕北绥德，直至抗战胜利。

　　抗大在敌后先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一分校在晋东南、后迁山东；二分校在晋察冀的灵寿，后返陕北并入总校；三分校在延安，曾改为军事学院扩后亦并入总校；四分校在淮北，五分校在苏北，后迁淮南；六分校在山西武乡，后并入总校；七分校在山西兴县；八分校在淮南天长县，后改新四军二师教导团；九分校在南通，后改苏中公学；十分校在鄂豫皖，太行分校在河南涉县；太岳分校在山西沁水，1945年10月迁至黑龙江省北安，不久迁往齐齐哈尔，改称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学员以部队调干为主，还招收投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游击战、中国历史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都到抗大讲课或作报告。抗战八年，抗大培养了二十万优秀军政干部，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和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爸爸生前在《难忘的抗大校园生活》里说：“我在抗大度过了整个青春时代，抗大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抗大是我的母校，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父亲当年使用的抗大职务胸章，现存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从1937年到1945年，父亲先后任抗大五队学员、直属队指导员、学员五大队宣传和组织股长、中央党校学习小组长、太行陆军中学政治处主任等职。期间，父亲除参加学习和教职工作外，先后参加了八路军百团大战、反“扫荡”、保卫延安等著名战斗和挺进敌后进行游击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培养我军的军政抗日力量，积极学习、工作、战斗，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爸爸生前有一只三尺见方的小牛皮箱。平时总是锁着的。爸爸根本不让我们去碰它，说“这里面可有贵重东西呵！”直到他1986年去世以后，我才打开小皮箱，解开了它里面的“秘密”：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父亲珍藏的带着战争年代烙印的红军纪念章、八路军胸章等，还有大量照片、文字资料。父亲生前爱像护生命一样爱护着这些无价之宝。它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党和军队的共同财富。两枚抗大职务胸章，是用粗布缝制的，上面染的蓝色和黑色墨水字迹在七八十年以后仍然清晰可辨。两枚胸章上的字，都是父亲当时用毛笔亲笔写的。

　　现在我知道了，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父亲一生中最无法忘却的纪念。那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其实是有生命的，也是有故事的，它们带着父亲身上的气息，陪伴着父亲一起南征北战、奋勇杀敌，一起穿越枪林弹雨，走进和平年代……这其中，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经历啊！

　　突然醒悟，它们被父亲小心翼翼的珍藏起来，不光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传承，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

　　200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一位处长得知我家藏有抗大胸章原物，鼓励我们捐赠给档案馆（此前该馆已经收集了我军从红军起各个时期的帽徽、领章、臂章、勤务符号等，就缺抗大胸章了）。当年9月，我代表全家，把这两枚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抗大胸章捐赠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让它成为国家和军队的共同财富。

　　看着它们，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斗争的历史，回忆起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陕甘边区军民战斗、生产学习、建设并举的如火如荼的生活。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延安抗大总校，再往前延伸，即瑞金时期和陕北保安的红军大学。八十多年过去了，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军现代化也进入了全新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军人所留下的不朽精神，也在由当今的现代军人传承和弘扬，开始新的长征，建立新的功勋！

　　生前最喜欢唱《延安颂》的爸爸，一辈子都在怀念抗大岁月，却因工作忙碌，没有机会再回延安，1986年，他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了我们。

　　妈妈也在76岁那年查出肝癌，自知来日不多，她说，她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延安看看。1996年，妈妈回到了阔别58年的延安。不巧的是，那天，妈妈感冒发烧39度。为赶时间，妈妈没有休息，在二女儿淮平的陪伴下，从西安到延安坐车六个小时，硬是挺着去了。

　　抗大，曾经燃烧过妈妈的全部青春和希望，也满含着她的酸甜苦辣。

　　1943年，爸爸妈妈随抗大总校艰苦转战，开展敌后斗争。转移到陕北绥德的时候，妈妈生下了我的大哥，取名德生。陕北一直流传这样的传闻：“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是说绥德汉长的好看。可是，我的绥德汉德生大哥却没有好福气。他两岁半的时候，抗战胜利了，父亲被派到河北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政委。德生大哥跟随父母转移到河北，本是迎接新生活的他，却因患肺炎无药治疗而不幸夭折，身为医院政委的父亲领导着全院医护人员日夜战斗在前线救治伤病员，却救不了自己儿子的命……

　　爸爸妈妈生前，我们兄弟姐妹谁也没有问起过关于德生大哥的事，我们知道，那是爸妈心里永远的痛啊！

　　我哥哥徐正平在《父爱天地》一文中这样记载：“父亲曾在小记事本上写道：‘爱儿不幸早夭亡，三尺坟头立路旁。闲人不识伤心处，为父独自泪汪汪。’父亲不忍天天看见那个坟头，曾要求调离那个驻地。在父亲的干部档案中有一份自传，父亲对当时要求调离岗位还作了检讨，检讨自己革命意志不够坚强，因个人私事影响了工作情绪。那时父亲只有二十六七岁，是军分区野战医院政委。那所医院就是现在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引自中国文联出版社《难忘的父爱》）

　　我知道这个故事后很伤心，我只能在照片上和未曾谋面的德生大哥默默对话了。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妈妈穿着八路军服装拍了照片。1938年，她就是途经这里去抗大报到的。后来，在枣园、王家坪等地，妈妈也拍了很多照片。大家说，这是真正的老八路妈妈回来了。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妈妈这是在和延安做最后的诀别。1999年4月，妈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而仙逝。

　　我知道，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革命前辈，是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被悲伤压倒的。爸爸妈妈生前教育我们：“个人的损失算不了什么，多少革命前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能活到今天就已经很幸福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要继续奋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年锻造成的红军八路军精神，抗大的精神，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准备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答案就在这里。

　　革命岁月造就了无数坚强的战士，为了民族大义，他们自愿牺牲小我。爸爸妈妈正是这样无私无畏的革命者、共产党员。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到了延安，我的心跳总是这么快？为什么处处感到亲切和难舍？因为，那是父母的青春在跃动，那是父母的信念在闪光，那是父母的教诲在鸣响：“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奔流，奔流。

　　我是抗大的女儿，血管里流着抗日志士的热血。是人民把我养育大，是父辈用心血和生命，以不懈追求的革命理想、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滋润着我一点点成长起来。革命事业的后代永远不能忘本，不能褪色。

　　告别抗大前，苏雅琳馆长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这样的话：“抗大不仅名扬中外，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由所有抗大人所创造的抗大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抗大精神发扬下去，让她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2008.8.21”。

　　此刻，忽然想到爸爸妈妈生前教我们唱会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吕骥曲），像黄河流水一样，在我的心里汹涌澎湃，奔流不息：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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