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日的午后，弟弟打来电话，说他们的车已经从营口出发，让我在办公室等着，两个小时后和他一起去黑龙江老家，给爷爷上坟。

　  第二天的上午，我们的车开到了哈尔滨地区的延寿县境内，剩下的一段通往适中村的几十里土道出奇地难走，坑坑洼洼的，坎坷不平，汽车好像行驶在波峰浪谷里的小船，不断地颠簸摇晃，幸亏我们开的是底盘高、轮胎大的“巡洋舰”，否则非抛锚不可。

　　路的两旁是挺拔高大的白桦树，路的前方是起伏延绵的小山冈，一望无际的豆子地满目绿波，间或耸起向日葵的金色船帆。

　　正是这条在广袤丰腴的松江平原上如同毛细血管般纤纤默默的乡间小路，一百多年来，层层叠叠地渗进了多少先人的血汗与悲欢。

　　第一个走进这片荒原的X氏祖先是我爷爷的爷爷。他的老家在辽南的海城孤山。正值甲午战败的晚清，要么天灾，要么人祸，一定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这才背井离乡，徒步千里，来到这块据说是“棒打狍子瓢浍鱼”“只要有把子力气就饿不死人”的荒草甸子里。一道横亘的山梁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后来他们管那座山叫石场山），一条顺流的小河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后来他们管那条河叫东小河），他们累了，他们渴了，他们不想再往前走了，于是，他们成为腰屯（后来改名为适中村）的第一代垦荒者。他们放下行李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披荆斩棘，修出这条为后人进进出出的路。

　　第一个从这条路上走向外面世界的是我的祖太爷。他是位中医，除了给村里的人看病，还要去山里采药，还要去镇上配方，还要去四乡行医。于是他的见识广了，于是他的眼界宽了，于是他的脑筋活了，于是他的学问多了，于是他成为我们家族中第一个“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的血液里才流淌着被改良了的基因。这条路开始变成一座“桥”——外面的人知道了腰屯有个妙手回春的华佗再世，腰屯的人知道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在这条路上走得最多的大概是我的爷爷，从小走到老，应当算是当年村子里寿星。然而，爷爷脚下的路一直是去时容易归时难。年轻力壮的时候，他揣着许多盼望走出去和人家合伙做生意，开始也做成了几笔买卖，可是日本人来了，把他们都赶回了村子，肩头负债的脚步一定走得很沉。后来送披红带花的儿子当兵打老蒋，自然是先喜后悲，独自回家的路上风雪交加。土改时，稀里糊涂被定成富农，此后到城里看望儿孙都得偷偷摸摸，去的时候还有个奔头，回的时候一步三回头，不割舍花儿子给拿的钱，下了火车硬是一步一步往家量。困难那年，他给营口背去大包的杂粮干菜，自己却饿昏在回家的路上。髦耋之年，地里的活实在干不动了，又怕给正在接受审查的儿子添乱，便去了长孙的建设兵团，这一走，踏上了不归路，再回来的时候，已是装在车上的黑棺白骨。

　　在这条路上走得最远最风光的顶数爸爸了。他是村子里第一个考到省城读书的状元郎，也是第一个参加了人民军队的子弟兵，更是第一个在外面做了“大官”的X氏子孙。正是在这个路口，爸爸告别了腰屯的父老乡亲，一路向南，枪林弹雨——下临江，打四平，围长春，攻锦州，经过平津、淮海战役，再到湘西剿匪……也是在这个路口，乡亲们用惊喜的眼光迎回来了一个年轻英俊，携妻带子的解放军大尉营长。那一天，村子里像过年一样热闹。时光荏苒，路是人非。如今，爸爸也老了，老得满头白发，步履蹒跚，像石光荣，像高大山。多少次，他叨念着要回老家看看，可是都被我们给拦住了。因为他的心脏再经不起任何颠簸，而老家那段几十里坑坑洼洼的土道，对他已经构成致命的威胁，蹦蹦跳跳地走在这条通往外面世界的路上——对于爸爸来说，已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梦。

　 自从有了这条路，我们该是第五代行人了。今天坐在车上的我和弟弟，一个在省直机关“替人做嫁”，一个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黑龙江老家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可是对于这条回家的路乃至路旁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格外亲切。正走着，汽车突然刹住了：原来是一群根本不怕汽车的鸭子横在路上呱呱乱叫，司机急了，狠狠地摁着喇叭，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劝阻了他，然后跳下车去，踩着一片泥泞，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群鸭子“哄”走，就觉得这条路上的鸭子也是同乡，没准正是在这路口欢迎我们的呢。

　　是啊，走出腰屯的儿孙又回来了。看到什么都亲。

　　我们会同已经先期到达的大哥，还有一大帮族人来到了石场山下一片短松林中的祖坟地上。沿着山坡，坟茔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分布的形状有点像金字塔。最上面是拓荒开路的祖太爷，接下来是八方行医的太爷，再往下是爷爷和他的六个兄弟，到爸爸这一辈的故人就更多些。他们已经化作默默无语的泥土。他们曾经都是生龙活虎的汉子。我们现在也是生龙活虎的汉子。我们也将化作默默无语的泥土。不朽的，唯有他们和我们走来走去的那条土路，那条渗透了一代又一代劳动、爱情、求索与生命的土路。

　　我在祖先的坟前长跪不起，耳畔鞭炮炸响，眼前烟火缭绕，可是我的心里很静很净——只想告诉长眠在地下的先人：我走了，沿着你们来时的路，去的却是另外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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