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美人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读过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就更证实了叶圣陶的说法。这张家四姐妹是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中张充和的成就最高。她是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的入室弟子，学问比其他三姐妹更为深厚。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评语。周有光是少数几位跟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之一，今年一百岁，是二妹允和的丈夫。其实，四姐妹的学养都是一流的，而且，都会唱昆曲，大姐元和就嫁给了当年红遍上海滩的昆曲小生顾传玠。现在还在世的小妹张充和是诗人卞之琳苦恋的“女神”，她后来嫁给了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的朋友——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斯。
合肥城西五十里外是张家祖屋，院内有两棵梧桐树，是慈禧太后赏赐给张家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的，奖赏他襄助清政府镇压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张家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谨从家训，将所有的精力和财产都用在培养后代读书和创办“乐益”女子学校上。张武龄亲自为“乐益”女子学校创作校歌：
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秦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张家田亩不计其数，仆妇成群，但更多的是书，从古典文籍、诗歌、散文、传记、儒经到翻译作品、新闻报刊将家中塞得满满的。行事果断的张武龄在1921年雇请了专业艺人来教女儿们学习昆曲，使她们一生都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中得到了快乐和安慰，也借着表演来展现自我，通过演出，她们渐渐习惯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害怕在人群发出声音了。
四姐妹的母亲陆英是扬州人。1906年嫁给张武龄，送嫁妆的队伍足足排了十条街。婚后十六年，为张家留下九个孩子。她的宁静，大气，宽厚、聪颖，使整个大家庭其乐融融，更成为儿女们眼中的“楷模”。母亲去世后，兆和写诗表达自己的悲痛：
月照我窗，
我心忧伤。
以往不幸兮，
前途茫茫。
悟失恃之孤凄兮，
……
父亲张武龄为四个女儿的名字都取了一双脚（元、允、充、兆下面都是儿字），这是不是寓意女儿们将靠着自己的才学远走天涯，独自撑起人生的一片天呢？女儿们有三个客居海外。最有才气的充和，是著名的书法家，她感觉她的人生也有一种“悬”的感觉，“凌空”和“虚幻”是她体验人生的别一种心态。
充和喜欢的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手腕要轻悬在书桌的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捕捉到了龙飞凤舞的境界之后，书法家方能达到“悬”的境界。最好的演员，也要让自己悬隔起来，让自己的技巧独立探索角色的动机、行为和举止。
诗人卞之琳一生都爱恋着充和。就是充和嫁人之后，他依然在为她写情诗写信。他收集充和的诗歌、散文，拿到香港去出版。但充和却觉得诗人有些卖弄和做作，觉得他的外表，甚至他佩戴的眼镜都有些装腔作势。1979年，离开故国三十年的充和回到故土，写下这样的诗句：
愁远路，记当初。眼前事事总模糊。
年年归梦扶清影，及到归时梦待扶。
四姐妹中，最漂亮，最出名的是三姐兆和。她的一生和丈夫沈从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兆和身上独特的书香味和独特的美，让很多男士迷恋，她被称为“黑凤”，“黑牡丹”。沈从文是追求最厉害的一个。以至于结婚许多年以后，沈从文还将兆和作为原型写进自己的作品里，《边城》里的翠翠，《主妇》等篇章都能看到兆和的影子。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有这样的文字：
三三，昨天晚上同今天晚上星子新月皆很美，在船上看天空尤可观，我不管冻到什么样子，还是看了许久星子，你若今夜或每夜皆看到天上那颗大星子，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粒星子的微光上，仿佛更近了一些。因为每夜这一粒星子，必有一时同你的眼睛一样，被我瞅着不旁瞬的。三三，在你那方面，这星子也将成为我的眼睛的！
结婚后，作为大家闺秀的兆和，一改往日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心一意、朴实无华地做起了小妇人，她像一个舵手，驾驶着山民艺术家沈从文的这艘航船，其中的惊涛骇浪，都被她处变不惊的书香大气所征服。
兆和在张家姐妹中最为朴素。生活再艰难也从不向娘家要钱。因为她相信简朴是最美好的，而自力更生能减轻自己和他人的负担。她对沈从文说，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活下去已是造化。
在“文革”中，沈从文很苦恼，因为思想被“左”的东西禁锢，这位性情如水的山民艺术家不知所措，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因经常出鼻血，失血过多，用脑过度，结果成了一种周期性的郁结。张兆和除了一心关心沈从文和她的爱情，还很关心沈从文的写作，关心他是否全力以赴，会不会停下手中的笔。她认为沈从文不适合写评论文章，在写给他的信中说：
你放弃了你可以美丽动人的小说的精力，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把来撕得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我说得太直了，希望你不要见怪。
沈从文曾是兆和的老师。在两夫妻中，兆和出身名门，从小被成群的仆人、家庭教师环绕，锦衣玉食，而沈从文却是“乡下人”，兆和是他的“甜酒”。兆和从她的家庭得到庇护，受到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因此被培养出对正直操守的坚持和信念。这种信念是四姐妹共同拥有的。所以即使面对丈夫，也不怕得罪对方，直言他应该正确使用自己的才能。希望沈从文能够保持自己的素朴面貌，因为外加的任何面具都不适合他。
“文革”中人际关系的疏远脆弱与无从下笔的无奈，使沈从文万念俱灰。他在给兆和的信中写道：莫再提不把我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里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他还在信的下面附了一段话：“小妈妈，你的爱，你对我的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
不久，沈从文就试图自杀。他喝下煤油，又割腕割喉。陷入昏迷状态时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兆和尽最大努力地陪伴着丈夫，并申请进入华北大学。沈从文恢复得很慢，北京大学取消了他的课程，沈从文的新职务是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沈从文得以在“文革”中存活下来，并且在服装研究上取得成果，得益于他的妻子。被沈从文称为“乌金墨玉之宝”的妻子张兆和，一直鼓励脱离文学界许久的丈夫重新开始写作。她自己已经成了《人民文学》的编辑。换句话说，兆和已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成了评判文学价值的人。
沈从文并非完全停止写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他还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并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1949年以后，沈从文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妻子张兆和。
沈从文失去了很多私人的东西。在“文革”期间，解放前的作家几乎全部被游街示众，遭受到政治迫害和凌辱，沈从文却逃过一劫。他被下放到湖北乡下的“五七干校”呆了三年，兆和也被下放到那里，大部分时间是负责看守厕所。1972年，夫妇俩一起回到北京。
张兆和从来不觉得家庭主妇是一件轻松的事。她有好的出身温暖的家庭，读过好的学校， 她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倔强的个性使她从不把自己的个性告诉别人。她结婚了，她的生活从此和丈夫交织在了一起。她爱孩子们，并且尽心照顾整个家庭。她对朋友很富有同情心，对各种与她两样的人也保持着宽广的胸襟。这使得她得以追求外在的成功，顺利地适用社会规则的变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对沈从文而言，生命的意义来自深思默想。他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是他沉思的产物。当他不能再为自己写作时，他就放下了笔。
1995年，沈从文逝世7年后，张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夫妻间的通信。兆和在《后记》在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实……从文同我相处，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我的书案上，摆放着一本金安平著的《合肥四姐妹》。封面题字是充和。书的封面是四姐妹的合影：一样的宽宽的洁美的额头，一样的淡淡的含蓄的微笑，一样的眉清目秀，一样的典雅的中国旗袍，一样的幽兰般的气韵，这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文学艺术的、富有诗情画意的气韵。她们身上散发着女性之美，书香之美，一种贴近人生的平实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