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门前唱大戏

　　姥姥门前唱大戏很多年了，姥姥家门前的气氛，始终透着一种难以述说的诡异。

　　但说那一眼老井，就处处透着古里古怪。膝盖高的井台上长满了斑斑驳驳厚厚的绿苔，即便是冬天也泛着阴森森的绿色，像魔鬼的眼神。从井口探望下去，黑洞洞的不知到底有多深。我从来不敢拿颗石子投下去试试深浅，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没有过。我缺乏那份勇气。我莫名其妙地担心石子接触水面的瞬间，井口会跳出一个浑身绿毛红蓝眼睛的妖怪，张牙舞爪嘶叫着扑过来。所以我宁可保留着这份畏惧，战战兢兢地每次小心路过。

　　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奶奶家门前那眼水井的比较。那水井浅浅的，清澈见底。甚至趴在井口，可以直接喝水。在盛夏折一片苞米叶子，弯成圆锥体的酒杯，小伙伴们经常仨仨俩俩在井口以草为杯以水代酒。井水极清冽，即便严冬也从不结冰，远远望去甚至有热气蒸腾。挑水的人们，扁担不用下肩，两手各执桶梁，一哈腰一提，一哈腰再一提，两只水桶就在扁担两端沉甸甸颤巍巍的，转身就走。很清澈，很轻盈，很有节奏，如同舞蹈的动作，观感很美。我八九岁时初次张罗着挑水，扁担钩子挽两圈，挑了下半担水，学着成人，回屋后踩着板凳，左右手先后一提，耳闻目睹着井水咚咚地灌进水缸，然后很牛逼很潇洒地像父亲和叔叔们那样把水桶挂到老桃树的枝丫上。整个过程水桶始终不落地不沾土，极干净，很舒服，第一次挑水很有成就感。

　　这完全不同于姥姥家门前奇怪的老井。那井架更透着怪异。一根长长的木杆搭在另两根斜立交叉的木杆上，一头沉着块大石，一头连着一根长长的麻绳。麻绳的末梢，连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钩，那种能够锁住水桶提梁的大大的铁钩。把水桶挂上去，吃力地拽着井绳下放，水桶接近井水，然后打水人摇一摇臂膀，水桶在井里翻了个跟头，水桶盛满了水。打水人开始逆向用力，攥住井绳向上提。那块木杆另一头的石头开始使劲了，飘飘悠悠，盛满水的水桶才出了井台。重复动作一次，方得成就一担水。太复杂了，以至于很怪异。不就是极其简单的打水么！

　　四十多年后，我再去寻找那眼井，竟然找不到了，只有荒芜的野草，附近的人家，包括四舅一家，都用上了自来水。 隔着当时宽敞的一条土路，并不直接就是我姥姥家，中间突兀着一栋房子。方方正正的五间青砖灰瓦的房子，中间留着个门洞。这个门洞，我们叫它“门过子”。“我们”，包括姥姥姥爷，三舅一家子，尚未婚配的四舅和小姨。三舅当时有三个儿子，老二老三是双胞胎，才会磕磕绊绊地走路，很好玩！四舅和小姨总是吵架，一个粗门大嗓，一个声音尖细。拜年时还有母亲和我，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姥姥家世世代代，就这么每天串门过户。我每次穿过门过子，脚步再怎么放轻，也会产生混响，自己的脚步声在六维空间所有的方位响彻。它太安静了，安静得令人恐惧，毛骨悚然，头皮发麻。抬头望望，门洞上方永远满满当当神秘地摆满了黑黢黢的木材，不知做什么用，为什么一直不用。两侧的房屋明明有人，有活人，但我从来没见过，甚至连人声都听不见，令人感觉窒息，直到踏上姥姥家高高的台阶才敢松口气。后来才知道，这栋留着“门过子”的老房子，出过一名有名的土匪张大礼。我不敢想象张大礼落草之前在井台打水的镜头，不敢想象张大礼深更半夜潜入这所房子的情景。

　　从我能自己流利地走路，跟随母亲正月初四去姥姥家拜年，是我的专利，约定俗成的，哥哥姐姐们从不纷争，有时仿佛有些幸灾乐祸。其实我也不愿意去姥姥家，非要找个不能拒绝的理由，是姥姥家吃不完的猪肉、肉馅饺子，还有热情的小姨。小姨会让我帮她梳头，帮她编辫子，偷偷给我好吃的。姥姥一家人，姥姥、两个舅舅和小姨，都不吃猪肉。母亲很少的吃几口，吃血肠不吃皮儿。小姨变戏法似的摸出两张钞票要我选择。一大一小。大的一元，小的五毛。我对此毫无兴趣。不论大小与我无关，最后都会被母亲没收。小姨先天高度近视，她自己其实是分不清大小的。我偷偷感兴趣的，是四舅遮遮掩掩的鞭炮。小姨知道我的欲望，大吵着要四舅从一挂大鞭上拆了几十枚给我。我在院子里燃放了一枚，“啪”地一声大响，姥姥隔着窗户高声尖叫，谁在放鞭！姥姥当时已是暮年，双目失明，骨瘦如柴，性格乖戾，对各种声响特别敏感。她从来不理会我的存在，更不会像瞎眼奶奶一样摩挲我的头。姥爷也从不理会我。姥爷唯有喊过一次我的名字。我在石佛小学上体育课，姥爷隔着河水大喊大叫，怒气冲冲，要我过河去接一头被水淹死的小猪。感谢姥爷当时没喊我乳名，他竟然知道我的大名！

　　从土匪张大礼的老房子往北五六里地，当时有个大财主陈大肚子。陈大肚子家财万贯，良田百顷。不堪土匪无休止的袭扰，陈大肚子将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张大礼的本家侄子。那二女儿就是我姥姥。姥姥生来有六个姐妹，子孙后代如今分布各地，音信寥寥。据说张大礼家道殷实，读过几年私塾，长得人高马大，手使双枪。至于为何落草为寇，今天已经没人能说清楚了。后来日本人入侵，张大礼率着他的便衣队出生入死打鬼子杀汉奸，被日本人捉住砍了，头颅挂在光明山，坟墓坐落在这个叫做岗子屯落东北方向一所漫漫的山坡上，一座孤坟，一片荒山。墓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立起来的，落款是张大礼的女儿一家，盖棺定论为“抗日战士张大礼”；陈大肚子在土改时被棒子炖肉，生生打死。二儿媳妇带着我的几个年幼的表舅表姨，躲在我奶奶家的地窖三个多月，我的瞎眼奶奶一日三餐伺候着。他的大儿子不着调，将分家所得的家产败坏光了，定成分时竟是贫农；二儿子是教师，名字就比较反革命，叫陈卿庭，成分是四类分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摘帽翻身，一翻身就死了。我当时很以自己有个四类分子二舅老爷感到非常惭愧。陈老师最小的女儿，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但我从来不喊她表姨，喊她的名字也带着几分鄙夷。四类分子的孩子必须是四类分子！

　　大舅二舅十几岁就离家出走，北上黑龙江。在老家上学的机会和参军的可能都被剥夺了。大舅进入伊春粮食系统，二舅混进了林业系统，均为干部。有一年大舅遇见了晋升副局长的机会，组织上派人外调，结果不言而喻。娘家门是地主，本家爷爷土匪，这出身够复杂的了。母亲只上过三天小学就被赶回家，所以母亲的一生靠着本能活着。三舅本来是大队的铁匠，挂马掌打撅头，修理农具。后来三舅一家去了内蒙，说当时的内蒙五行缺铁，铁匠很稀罕。三舅的五个儿郎，四个考上了大学，却死活不让最小的儿子考学。都飞走了，偌大的家产谁来继承啊！

　　几十年后，四舅妈瘦瘦小小的一个女人，咬牙买断了“门过子”那栋房子，任其自然败落着，然后每日穿行于属于自己的房屋。

　　原先的土路如今替代以宽阔厚实的柏油路，与四舅家才翻新的金碧辉煌的房屋相辉映着，土匪张大礼的老屋显得越来越破败不堪了。房屋可以破败，但故事只会越来越传奇。假如有那么一天把张大礼以及那眼老井搬上银幕，谁会说这不是一出好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