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冼星海的音乐之缘

       在我们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史册中，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名字闪闪发光，犹如永不陨落的星辰。

　　 他创作的《救国军歌》《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歌曲，雄浑、有力，是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进军号角，特别是他于1939年3月创作并于1941年在前苏联重新整理加工的影响力最大的交响乐代表作《黄河大合唱》（诗人光未然作词），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背景，赞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气势磅礴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宏大场面，向全世界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铿锵誓言，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在歌声中昂然挺立。

　　 儿时，常听父亲津津乐道地说起他的“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学生来源最初是驻校轮训红军的各级部队干部，后来大量招收培训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抗日知识青年）生活，最让我自豪的是，冼星海竟然是父亲在抗大的老师和战友，更是父亲的音乐启蒙人。

　　 我父亲叫徐兴华，一个放牛娃出身的红军、八路军老战士。

　　 1932年6月，他在家乡安徽省六安县麻埠（今属金寨县）参加了红二十五军。1935年，父亲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并为红十五军团，后归属中央直属红一方面军。

　　 长征路上，父亲是宣传员“红小鬼”，爱编歌谣、爱唱歌，似乎天性里就埋藏着一份对音乐的喜好和天赋。

　　 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受组织调遣，一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战斗、学习和工作，先后任抗大直属队指导员，总校学员五大队宣传股长、太行陆军中学政治处主任等职。在八路军部队开展歌咏活动，是父亲经常性的工作之一。

　　 父亲告诉我，当年八路军的战斗生活非常艰苦和危险,但是崇高的革命理想给同志们注入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抗大”的教学生活确实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课前课后，学生们的歌声此起彼伏，群众性的大唱抗日歌曲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8年冬天，担任抗大总校五大队宣传股长的父亲接到上级通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从敌占区来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明天，他要来我们大队了解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开展情况。”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甭提有多高兴了！

　　 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抗大”教学员中迅速传开。

　　 因为，冼星海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太行山上》等风靡全国的抗战歌曲，早已成为“抗大”教学员们每天都喜欢唱的歌曲，这次，终于要见到这位著名的音乐家的即将到来，大家自然是十分的兴奋。

　　 组织上让我父亲负责接待冼星海同志的工作，这让我父亲既激动、又紧张，他想：“著名音乐家是什么样子？就凭我，一个十三岁参加红军的放牛娃子，对音乐一窍不通，我能和音乐家对得上话吗？”

　　 这天是陕北高原上少有的好天气，五大队的同学们早早起来，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约莫九点多钟，冼星海来了。只见他，年纪在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头，不胖不瘦，身穿一套灰布八路军制服。看上去像工人，也像农民，更像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他面含微笑，和五大队的干部战士们亲切握手……“原来，著名音乐家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啊！”父亲心想。紧张的感觉立马烟消云散。

　　 按照事先的准备，五大队的同志们先唱了几首歌，然后，父亲怀着敬仰的心情，向冼星海同志汇报了“抗大”教学员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的情况。父亲说，“抗大”经常充满革命歌声，特别是您作曲的《青年进行曲》《救国军歌》等，一唱起来，同志们就热血沸腾、士气高昂，许多同志都是高唱战歌奔赴抗日前线的！谢谢您，冼星海老师！

　　 听到这，冼星海的眼睛里露出兴奋的光芒。

　　 “我们大都是农村出身的‘土包子’，虽然爱唱歌，但不知怎样才能指挥大家唱得更好？”父亲适时地向冼星海同志摆出了困难，希望得到他的指教。人民音乐家饶有兴趣地听父亲介绍完情况后，操着广东口音谦虚地说：“我唱得不好，主要是作曲和指挥。”然后，他站起来说，我来教你们怎样指挥。父亲他们也都一齐站起来，跟着冼星海老师一招一式地学起指挥来。看到谁的姿势不对，或者做得不到位，冼星海就会走到跟前，手把手的示范，手把手的纠正……

　　 父亲告诉我，很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可是，那天冼星海教他们指挥时的样子，始终清晰如昨。冼星海认真执着的态度和有力的指挥范儿，一直铭刻在父亲的脑海里。

　　 当冼星海听说“抗大”的同志们也想结合战斗生活学习写歌曲时，他连连点头表示赞赏。他先给大家详细地讲了“我们为什么写作，为什么唱歌”的道理，然后，又耐心教大家怎样写歌词，鼓励大家都来练习写。

　　 他说：“写歌词要反映党的路线和政策，也要符合艺术的要求，反映群众的呼声，抒发群众的感情，鼓舞群众的斗志。押韵不押韵是次要的，当然押韵更好。参加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常写常练就能写好。”讲到这儿，他举了个拉提琴的例子，他说：“拉提琴想拉得好，就要下功夫苦练，拉提琴不能光在室内拉，还要在野外拉，在冰天雪地里拉，拉得手臂酸痛，浑身出汗，拉！拉！拉！”他边说边做拉琴的姿势，让父亲他们这些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大开眼界，不禁越发喜爱这位人民的音乐家。

　　 午饭时间到了，伙房给冼星海端上来一盘木须肉。他一看就皱着眉头说：“这就不必啦！”执意要和五大队同志们一起吃大锅煮的小米饭和燉土豆。父亲对他说：“这是大家表示对您的优待和尊敬，您就别客气啦！”听父亲这样说，冼星海同志也不推辞了，拉着父亲和他一起吃，边吃边聊，没有一点大音乐家的架子。

　　 当他听说父亲在红军时期就喜欢唱歌，经常用编歌谣的形式来鼓动部队、瓦解敌军，还一直带着把旧二胡，走到哪拉到哪，他特别惊讶，连说没想到，对我父亲这种热爱音乐的天性大加赞赏。想来也很费解，父亲参加革命时斗大的字没识几个，哪里来的“音乐细胞”呢？

　　 吃过饭，冼星海同志又给父亲他们讲了一些由浅入深的音乐知识，这对父亲来说真是“偏得”呀！父亲清楚地记得，冼星海老师当时这样说：“音乐是在人民中间产生的，要为人民所喜爱，为人民服务。”父亲说，这句话听上去很普通，但却表明了人民音乐家的创作宗旨。不论做什么，离开人民的喜爱和拥护，都是不能深入人心的。而冼星海创作的歌曲为什么能唱遍全国，就是因为他的心与人民紧紧连在一起，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

　　 这天，冼星海同志一直到晚上才返回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父亲和五大队的同志们恋恋不舍地送走了他。从那以后，父亲和抗大的同志们经常有机会见到冼星海老师。

　　 然而，第一次接待冼星海，成了父亲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革命根据地的新生活，革命人民的思想风貌，丰富的民间音乐的滋养，以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理想，更加激发起冼星海蓬勃的创作热情。他在延安先后创作了《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歌曲《反攻》、《三八妇女节歌》、《打倒汪精卫》等，在全国抗日军民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由八路军战士在延安排练、上演以后，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及至全国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增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

　　 冼星海的名字也在父亲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在冼星海同志的启蒙下，父亲也痴迷地爱上了音乐。他反复琢磨冼星海同志讲的音乐知识，并且也大胆地拿起笔来学习音乐创作。在“抗大”工作期间，父亲还找机会和在延安的贺绿汀、孙维世、塞克等革命音乐家接触，虚心学习写词做曲，学拉手风琴、弹钢琴。后来父亲写的歌曲《人民子弟兵》经塞克同志审词，金紫光同志帮助修改曲子，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此更加激励了父亲的创作热情，相继创作和发表了一些歌曲，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抗大”后来改编的华北军政大学工作时，为《立功运动歌》填词：

　　 革命的热情火样红，

　　 大家团结一条心，

　　 为人民立功!

　　 当一个人民战士最光荣，

　　 跟着共产党，

　　 跟着毛泽东！

　　 努力学习，加紧工作，积极劳动。

　　 勇敢战斗向前冲！

　　 《立功运动歌》作曲者不详，其歌词朴实无华，朗朗上口，又容易记忆，曾在解放军野战部队传唱很久。这首歌曾发表在1949年《华北军大》一周年特刊上。如今，人们偶尔在一些电影、电视剧里，还能听到这首歌的铿锵旋律。

　　 这是父亲一生的骄傲。

　　 1940年，冼星海被派往苏联工作。1945年，他因病不幸在莫斯科辞世。噩耗传来，父亲悲恸不已。他一再跟我说，是冼星海给了他“音乐细胞”，给了他爱国的斗志，也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生活的力量。他后来很长时间保存着延安原版的《黄河大合唱》歌本，以此纪念冼星海。

　　 建国后，父亲被派到新组建的空军工作，曾经长期在飞行师和航校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他一直牢记冼星海老师的话：“写歌词要反映党的路线和政策，并符合艺术的要求，反映群众的呼声，抒发群众的感情，鼓舞群众的斗志。押韵不押韵是次要的，当然押韵更好。参加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常写常练就能写好。”根据空军部队的战斗训练生活，父亲创作了反映空军飞行人员精神面貌的歌曲《战鹰之歌》，在1957年获得了空军首届文艺汇演创作奖，五十年代这首歌曾在部队广为传唱：

　　 年轻的人民航空兵，

　　 驾驶着钢铁的战鹰。

　　 穿过云层，飞向高空，

　　 好象那火箭一样地向前向前飞行！

　　 保卫祖国，保卫和平，

　　 坚决勇敢作战消灭敌人！

　　 战鹰胜利向前进，

　　 战鹰胜利向前进！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我们在战斗里成长。

　　 强大的机群飞向前方，

　　 飞过那高山飞过那平原飞过海洋！

　　 沉着坚定，英勇顽强，

　　 谁敢侵犯我们叫它灭亡！

　　 战鹰胜利向前进，

　　 战鹰胜利向前进！

　　 1964年，父亲转业到民航沈阳管理局工作。在忙碌的工作中，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开展群众性的歌咏活动，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哪里。

　　 1966年,父亲为毛主席语录谱过曲；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在兴奋之余，自己填词作曲《忆秦娥•欢庆胜利》。他写的曲子，当时还请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和沈阳市歌舞团的巩老师帮助修改过。虽然我那时在南方当兵，并不知道父亲写的这首歌是否演唱和发表过，但是我觉得，它是父亲留给我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的母亲张家蕙当年也是“抗大”校友，她与父亲一样，也喜欢唱歌。闲暇时，他们老两口经常在家里深情合唱冼星海的《太行山上》。受父母的影响，我们全体子女都从小喜爱音乐。像冼星海的《黄水谣》、《保卫黄河》、《二月里来》等脍炙人口的抗日歌曲，都是父亲母亲教我们唱会的。

　　 儿时，我们家每逢星期六晚上都要开家庭晚会，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唱革命歌曲。家里总是充满了歌声、琴声、笑声，即使在1962年前后国民经济困难时也没有中断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开始意识到，与音乐结缘，绝非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好的歌曲，昂扬向上的歌曲，可以塑造人的灵魂。爱音乐，爱唱歌，有助于培养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热爱生活、不怕困难、不懈追求的高尚情操。

　　 1986年12月，父亲因患肺癌不幸去世。他虽然离开了我们，可他和冼星海老师的音乐之缘、战友深情，以及那个年代八路军的革命战斗精神，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仔细想来，父亲不仅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那里学会了歌曲创作，也培养了我们后一代对音乐的热爱。更重要的是，他把音乐变成了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承，让我们学会从音乐中不断吸取前进的力量，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为真理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