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的木椅是用白杨树枝杆做的。

        家里原来并没有椅子,记得只有几个木凳。一个长条的高木凳没有油漆,是木头的本色,凳子表面也不是那么平整光滑,显得非常粗糙。这条长形的木凳大多时候放有装着麦子苞谷的长形布口袋或者粗壮的麻袋。将粮食装进袋子放在高点的木凳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怕装在袋子里的粮食挨着地面潮湿,粮食发霉变质,另一个原因是怕老鼠咬破口袋,钻进袋子里,偷吃粮食。
        那时,老鼠非常多,也格外猖獗,有的时候全然不顾人们的存在,会从你身旁大摇大摆地跑过。农家人想尽千方百计防范老鼠的骚扰,有的把蒸好的馒头拾在篮子里,挂在房屋的横梁上,或者将篮子挂在井绳的钩子上,悬在水井半空。办法想尽了,招儿用完了,往往还是躲不过老鼠的侵袭。到了晚上,老鼠就不再是偷吃粮食了,而是如入无人之地地抢,几个老鼠也会为一个目标大咬出口。夜深人静的时候,老鼠相互撕咬凄惨的哀鸣声常常会打破这乡村的夜的安宁,搅醒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的梦。
        那只长条的木凳只有在春荒的时候空出来,招呼闲下来串门聊天的左邻右舍。           父亲的地位在家里是至高无上的。平时,家里另一只黑色的高木凳子就摆放在屋子板柜的一侧,父亲坐在木凳上,斜靠在板柜旁,借着煤油灯的火,一锅接着一锅抽着旱烟。父亲一边抽着旱烟锅子,一边喝着用搪瓷缸子泡好的茶水。茶叶虽然是父亲从供销社里买回的最便宜的“陕青”,父亲却喝的很香,有滋有味。全然忘记了一整天庄稼地里干农活的劳累。  
        这个木凳子别人很少去坐,只是有段时间,学校里没有凳子,老师让学生自己带凳子去上课,我才享受了几天坐这只木凳的权利。也只是早上把凳子带到学校去,下午放学又带回家里,不能影响父亲晚上坐在凳子上抽烟喝茶陪来串门的乡亲聊天拉家常。
        家里还有一个木凳子,矮点,是父亲吃饭时候的专座。到了饭时,母亲便让我们摆放好小饭桌和木凳子,招呼父亲吃饭。等父亲端上放在小饭桌上的饭碗后,我们做儿女的才会走进厨房,各自盛饭。
        母亲往往是最后一个给自己盛饭,她老怕饭做的少,不够我们吃。如果真的不够吃了,母亲就吃点剩饭,或者啃几口干馒头。母亲常常塘塞道:我不想吃饭,就想吃点干馍。
        母亲和姐姐常坐在厨房的草垫子上吃饭。草垫子是父亲用苞谷棒子壳儿编织的,有好几个呢。哥哥喜欢端着饭碗,圪蹴在地上吃,而且常常背靠院子西边的土墙圪蹴。
        我有时找到家里那只巴掌大的木屐子,垫在屁股下。现在,估计很少有人知道木屐了。很早的时候,人们还没有雨靴,为了方便在泥路上行走,便按照鞋的大小做成类似木凳的样儿,用绳子绑在鞋上,这样,鞋也不会粘泥淋水。我没有穿过木屐子,却见过别人穿。那是我上初一的时候,从外村来我们学校上学的一个同学穿它。有天下雨,这个同学穿了木屐子来上学。同学们都觉得好奇,围着他看。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好像没有上完初中就辍学了。我后来再没有见过他。

                           

                                                                               (二)
     

        我上初中的时候,三姐从高中毕业,被学校聘为民办老师,带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有次放学时,三姐让我帮她拿一把小椅子,她自己扛着大木椅。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很高兴,轮换着在木椅上坐,感觉就是不一样。三姐说,学校里来了一个南方人,能行的很,能用白杨树的树干树枝做椅子。正好学校操场周围的杨树需要剪修,就让南方人给每个教师做了两把椅子,一大一小。公办老师和民办老师一样。母亲很高兴,说干啥工作都比当农民好,还发东西呢。三姐说,不是白给的,大椅子要扣一块钱,小椅子要扣五毛钱呢。她半个月的津贴就没有了。当时,民办老师挣的是生产队的工分,学校每个月给补助三块钱的津贴。那会儿,我们生产队穷,工分值低,一年到头,分不了几个钱。有的家庭年底一结算,还倒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呢。当时,三姐一个月三块钱的津贴对我们家来说多么的重要!

        哥哥不知从哪儿弄来半桶油漆,把两把椅子漆成了深红色。他先用砂纸将木椅仔细地打磨,等木椅上泛起的纤维用手触摸不到,表明非常光滑的时候,哥哥用毛刷蘸着清漆,将椅子整个涂刷了一遍,完全晾干以后,他再用调制成深红色的油漆将椅子一点一点涂刷,刷的很细,很均匀,以致于油漆好的椅子跟新买的一样。

        那会儿也没有见过谁家新买家具,我是和后来在商场看到过的家具做着比较。           哥哥从哪儿学到油漆的手艺我到现在都无从知晓,就如同哥哥的一手好毛笔字。他写的隶书刚劲有力,字体优美好看,我在参加过的各种书法展中都很难看到。

        曾有几次动员哥哥在城里开一个书法工作室,或者书画廊,保证他的字有好多人会买。哥哥笑着说,写几个字就给人要钱,这咋行呢。我还是务好我的果树卖几个钱,心里踏实。由于一天到晚忙果树地里的活儿,哥哥几乎不太写字了。不过,村里乡党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备好笔墨,叫他去帮忙,他从是来者不拒。有时回老家,还能看到别人家门上贴着他写的对子和挽联,字体依旧是那么苍劲漂亮。
        我偶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哥哥这一手好字放在我这儿多好啊,我咋都会给自己换来一些名利呢。想完竟自笑了,笑自己的功利心,笑自己的漂浮和虚夸。
        两把白杨木椅自然而然又成了父亲的专座。大的椅子替换了板柜旁的凳子,小的木椅就成了父亲小饭桌旁的座椅。
        有了白杨树枝干做成的木椅,父亲傍晚在板柜旁抽烟喝茶时就可以半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享受享受吞云驾雾的滋味。但是,抽完烟后,他抬起右脚,将烟锅头儿在鞋底磕几下,弹掉烟灰的习惯动作却没有任何变化。亦或吃完面条,喝碗面汤,斜靠在小椅子上,打个盹儿,稍微歇息一下,又起身拿起锄头,戴上那顶发黄的草帽,一头扎进希望的田野里。父亲常说,庄稼地里的杂草就要在日头正烈的时候去锄,这样,杂草就会枯死的快,锄地的效果也最好。

                             

                                                                       (三)
       

        八十年代初的地下水灾彻底打乱了我们家正常的生活,也打破了我们那古老乡村的平静。
        地下水就像从地下往上涨一样,一天一个样儿。先是水井一天一天变浅,后来,路旁的洼地、树坑都冒出了水。村子南边的土壕里早已积满了水,土壕旁边的田地和小路也都浸泡在水里。
        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正好经过这里,有好几段路面也被地下水淹没了,通往大西北的主要交通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人们传说,毛主席去世后,人的心坏了,上苍在惩罚着人类呢。又有传言,老家那儿很早很早之前有一条河流过,这条河叫肖河,河水清澈流急。有次,几个神仙途径此处,见河流湍急,百姓出行不便,有个神仙随手抓了一把黄土抛洒在河水中,肖河瞬间消失,只有河床还在,西兰公路途经这里就利用这个河床的地势。小时候听母亲也讲过这个传说,也估摸着我们村子就建在河滩地里。
        这样的传说有很多版本。我也查过一些资料,却没有发现有关肖河的任何记载。
        地下水灾发生后,人们说肖河过了成百上千年后又显现了,也都预测我们这儿很快就会变成一条宽阔的河流。
        没有谁去怀疑这样的传说。因为,到了现在,也没有人弄清我们老家那儿当年发生地下水灾的真正原因。
        由于西兰公路受到威胁,终于引起政府的重视。我们那儿百姓遭受到房倒屋塌、拆迁搬家的痛苦之后,政府终于动员群众修筑了一条排涝渠,将大片大片的积水排到渭河里去了。
        也真奇怪了,自从地面的积水排掉之后,地下水位却再没有上涨,反而下降到上涨之前的水位。
        在我的记忆里,村子很古朴。东西的街道,虽是黄土铺就,却宽阔、平坦。曾有城里来生产队拉西瓜的大卡车相向而行,并不需要相互避让。
        村子西口向北有一条街道,紧靠街道西边有一排人家,十几户,座西向东,村子人把这十几户人家称为“西城门”。我们家就在这西城门里。
        记得村子的建筑都很土,土墙土房,还有几家的房顶用麦草苫盖。就是当时被定为地主成份的几家也没有用砖全部砌墙的房子。
        我有时想,如果我们这个村放到现在,不用任何修饰,不用任何仿造,一定是生态旅游绝好的去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古朴的村落,却在凭空涨起的地下水的灾难中房倒屋塌,在这个地球上很快就消失了。
        那几年,几乎家家都在打墙盖房。本来就很贫穷的乡亲,在地下水的袭击下更加穷困潦倒了。
        我们村后来搬迁形成了三个自然村,我家最后定居在中村。
        在搬迁建房的过程中,我正在上高中,经常一月半旬地请假回家,为了给家里盖房多一个劳力。那时,村子家家在搬迁,户户在盖房,谁也帮不了谁。
        那段日子,我刻骨铭心。不是因为我出了多大力,流了多少汗,瘦了多少肉,而是在建造新房的日子里,母亲拖着重病的身子忙前忙后,尤其在那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母亲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竹竿去顶掉苫盖在老屋土墙篷布上的雨水,一个晚上没有歇息,病倒在老家的土炕上,再也没有站立起来。

                           

                                                                          (四)
      

        搬迁到新房后,母亲就再也没有下过地,她的腿已经不能动弹。

        父亲从地里劳动回来,依旧坐在板柜旁的椅子上,抽着旱烟锅,却没有泡茶的搪瓷缸子了。他常常紧皱着眉头,轻轻地唉声叹气。
        母亲是1984年腊月离开我们的。记得那天下着大雪,是个周末,放学后,急急忙忙往回赶,离村子不远,隐隐约约听到哭声,离家越近,哭声越大。进了家门,奔到房子,看到已经穿着寿衣,双目紧闭地躺在门板上的母亲,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哭倒在母亲身旁。
        母亲走了,父亲的日子依旧要过。不管后来上学还是工作,一有机会,我就赶紧回家去看看父亲。回到家里,不是见到父亲坐在板柜旁的椅子上,就是坐在小饭桌的椅子上。再后来,小饭桌不太见了。父亲不是坐在板柜旁的椅子上,把板柜当饭桌用,就是坐在小椅子上,把火炉上的盖子当作饭桌。
        村子人一到农闲时聚在一起玩个麻将,一分二分的,就图娱乐娱乐,消遣时间。父亲就提着那把白杨小木椅,左邻右舍地去赶场子。后来,他的眼睛看不清了,耳朵也背了,就再没有人去叫他。
        父亲老了,一个人经常提着那把小椅子坐在家门口,看见有人招呼,就说上几句。虽然别人早已不耐烦了,他却还不停地问人家:你说啥呢?
        那把小椅子父亲坐的多了,提的多了,慢慢退了颜色,变的黑黝黝,光滑滑。椅子坐面上一块白杨枝干也断了,掉了,父亲不知在哪儿找了块海绵,用装过化肥的蛇皮袋子包住,用绳子绑在椅面上。
        我后来给他买了只布躺椅,他坐了一两次就不坐了,非得坐那把小椅子。有几次我对他说,给他买新的椅子,绝对比这把白杨树椅子坐着舒服。他总是摇头,他说他就喜欢坐这把小椅子,别的不要。
        2002年,父亲下床时摔伤,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那年,父亲82岁。
       送走父亲后,整理父亲的遗物,我首先看到的就是陪伴父亲二十多年的两把白杨椅!以后回家,看到白杨木椅,我似乎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提着木椅,坐在家门口嗮着太阳,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
       有时候因为工作繁忙,时间久点没有回家去看望父亲,等到家门口时,叫着父亲,父亲睁着浑浊的眼睛,问我:你找谁啊?我大声说:我是你儿啊!父亲嘴里哼哼哈哈。我知道,父亲是生气了,嫌我好长时间没有回家看他。就在他耳旁大声说:我开车拉你去县城吃羊肉泡馍,去理发,去给你买“工”字牌卷烟!父亲就说:好,好,好!他站起身,叮嘱我说:把椅子给我拿回,别忘门口了!我心里想:谁要这椅子呢。手里却没闲着,乖乖地提了小椅子,放在屋子里父亲经常摆放椅子的位置上!

                           

                                                                                 (五)
     

        想给老家盖点房子,哥哥说,你别管,我在家操心盖。盖房子要拆掉父亲原来住过的屋子。哥哥就叫人拆房,在老地方上建起了新房。

        房子盖好有多半年了,我忽然想起父亲屋子里原来的遗物。板柜,还有那两把椅子,不知拆房时放在了哪里?或者已经损毁了,不见了踪影。不过,我有空还是要问问哥哥,或许,能找到一两件父亲的遗物。
        那两把椅子如果还在的话,我一定要搬进我的新房里去。这不是父亲留给我的财产,它是父亲留给我永远的念想!
        本要搁笔,那两把白杨椅还在我的眼前晃动,让我握笔的手悬在桌面上,很久没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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