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妮
遇见妮妮是在大连瑞士酒店的咖啡厅。是她，是妮妮，是Tomas夫人。在一群安静走进酒店的欧美旅游者中间，黑头发、挺拔、苗条的她格外引人注目。她与一位举止很气派的白发老太太在用德语交谈。早知道她嫁给了在北京时同一个广告公司的德国人Tomas，并赴德多年，已入德籍。经常带团回国旅游。依挑剔的德国中产阶层的爱好，她的旅游线路上原本是没有大连这一站的，这次来连纯属老外们突然兴趣所致。
她带着这些有钱、有闲、有个性、特别是有鉴赏力的游客遍游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十年前常接到她来自西安、桂林、北京、三峡等地的电话和特快专递。 那次，她带团从德抵京专门为我买了德国产的巧克力、科隆香水、圣诞工艺品，给我先生的则是哈瓦那雪茄（雪茄没收到）。当然，行程中没有大连这一站，东西是用特快专递从宾馆寄出的。我买了真丝睡衣、仿古工艺品，却一直未寄出去，等待她的到来。那时，我们常在电话里长久地交谈：回忆学生时代在B市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的寄宿生活，谈我们共同的朋友……
有一次，八十年代初，那是她初到德国，寂寞时很想念国内的朋友，便给我打了国际长途，不知不觉中已聊了近两个小时，她的先生拨家里电话总占线，吓得急忙驱车回家，见她一直在用电话，显然生气了。那一次她花掉了四百多马克。友情对她来说远胜过金钱。 记得那次她从桂林打来电话，接通后就气哼哼地说：“国内的旅游界太黑啦。”接着她讲了游漓江被昔日同胞狠宰的经历。这以后的通话中她常常抱怨、痛斥国内的种种现象，使我们的谈话变得很不开心、很不愉快。
有一次在武汉，她约了刚刚走红的女作家C某，讲了许多她的经历，女作家很感兴趣，说是以此为素材为她写一本书，她先是拒绝了，后来又同意了。并委托我为作家提供必要的细节。她把我的电话给了女作家，以便随时联系。我们是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她深深地信任我。但是，从此，我既没有收到女作家的电话也没了她的音信。 十年中我失去了同她的任何联系。也许因为我搬家，换了电话，忘记告诉她新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总之，十年来我们没再联系。尽管除了信件、电话，skype＼msn＼imail联系方式早已是海阔天空。我曾经给她在北京的母亲去过电话，那边无人接。问了几位在京的朋友竟也同她失去联系。 我突然有些为她担心：是她的德国丈夫抛弃了她？还是在德国“新纳粹”的排外恐怖中遭遇不测？ 这期间有朋友去德进修，曾去她位于汉诺威的家。那是一栋古老的、曾印刷在当地明信片上的罗可可式和古日尔曼风格相结合的典雅建筑。朋友带来的消息是：那里已人去楼空。她搬家了？搬到哪里？
在这十年里每逢想到她我都抑制不住许许多多不安与疑问。说来是这么巧合，我竟遇见了她。她也认出了坐在斜对面的我。她显然激动又惊讶。我们紧紧地拥抱。她说，日程安排得很紧，这次来大连只有两天时间，她带着他们刚刚游览了金石滩风景区、滨海路沿岸风光。老外们感叹中国的城市竟也这般美丽，简直是欧洲城市的翻版。此话不知是褒是贬。她又说，我们好象很久没联系了。都怪我太忙，我是身不由己呀。你还好吧？我？随遇而安，一切都平静又平凡。我们约好晚上在酒店相聚，我为她接风。安排完团队已经很晚了，我和我先生在酒店中餐厅安排了丰盛的晚宴。淮扬菜是她最爱吃的。这几年真是久违了。望着一桌丰盛的佳肴，她的兴致很高，蟹粉狮子头的味道棒极啦，红烧鱼唇、清蒸桂鱼也是她不能忘怀的。这几年飘零海外，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国内的饮食。在学生时代她是我们之中名声远播的美食家。我们边吃边谈，我先生的幽默常常引得她哈哈大笑，很有点不拘小节。我内心惊诧她的巨大变化。我们那位女作家的小说有何进展？她沉思了片刻：最终我改变了主意，没有让她写。
难怪，我一直在等c某的电话，然而却如石沉大海。她匆忙离开武汉竟忘记告诉我她最终的拒绝。她最后还是拒绝了女作家的打算，回忆过去是痛苦的。妮妮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失去父亲。他是某部驻香港的官员，在香港病故。那时她母亲39岁。带着她的哥哥和体弱多病的她。也正是这个时候，XX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开始恢复招生，那时的招生对象主要强调根红苗正，所以，京郊的贫下中农子女占了生源的1／3。她是在我们正式入学后两个月才来的。那时，我凭着一股桀骜不驯的厉害劲儿在班里很有一股说了算的劲头。我们那一届招了80人，她低我两届。说不清怎么和我混在了一起。开始她不住宿。要知道，这是全日制寄宿学校，她每天回家显得很特殊，也很让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家庭的三年级小学生好生羡慕。我们只有在每个周六中午饭后才能离开学校。但是，只过了很短的时间，她也住校了。记得那天生活老师把我们宿舍的“四季青”（她是京郊四季青公社菜农的女儿）调到了俄语和西班牙语两个班的混合宿舍。生性怯懦的“四季青”大哭了一场。求我找生活老师不要让她到混合宿舍。我死心踏地地做了一回说客，可还是拯救不了可怜的“四季青”，还被那个老嫫嫫似的生活老师训斥为胡闹。 就这样，她来到了我们207宿舍，挤走了“四季青”。
“哎，天天回家多幸福，偏来跟我们挤，这不是傻冒吗？”我首先为“四季青”鸣不平，向她开战。不料，她居然大哭起来。结果是生活老师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小时候，我可不是挨了批评就老实的那种孩子。可以想象，她后来又受了我的不少“欺负”。 有一次，她一个星期没来学校，随后她的妈妈和她一同来了。找来班主任老师和生活老师长谈了一次。事后，她妈妈也找了我——讲了她从小失去了父亲，住校对她来讲也许能在小伙伴的嘻嘻哈哈中忘掉丧父的悲痛。没想到，你们很不友好，她甚至不想在这里上学了。听说你在班里很有威信，大家都听你的，阿姨很欣赏你，希望你能和她做好朋友，你能答应阿姨吗？ 我答应了她的妈妈。
有一次下午课后，我们宿舍全体女生都来到小学部食堂后面的桃园玩儿。树上正结着小小的绿桃，地上则长满了各种野花和毛毛草。我们用毛毛草编小动物。她编得最好，大家都去抢，她急中生智让大家猜谜语决胜负，赢者先得到她的小“动物”。 结果，那天我们猜了许多谜语，每个人都得到了她编的活灵活现的小“动物”。虽然，“四季青”一个谜语也没猜对，但是，她却给了她一个编得最好的小兔子。 她的手工很快赢得大家对她的喜爱。“四季青”无意中发现了一种可以吃的小果子，兴奋地大叫，采了一大把全部给了她。 我突然间感觉我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威胁。“四季青”小眼睛一转，突然说道：“妮妮因为今天你最累，所以给你。不过，我们大家还是听她的。”“四季青”指着我说。那天晚饭我们足足迟到了半小时，玩儿忘啦。
我喜欢读课外书，她也喜欢。于是我们经常换书看，有时上课也看。记得一次我在语言课上看《格林童话选》被老师发现后没收了，事后又悄悄地给了我。我得意地对她说：因为我学习好，上课可以看课外书。第二天她居然在林老夫子的语文课上看《安徒生童话选》，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没收了书，还告诉了班主任。并非她不聪明，可她的成绩确实不敢恭唯。 既然我答应了她的妈妈和她做朋友，那么，在各方面帮助她在我都是责无旁贷的。我找到林老师，可怜兮兮的哀求老师，居然，把那本《安徒生童话选》要了回来。当然，老师的要求是下不为例！她为此感激我，常作出令人感动的傻事。那时，我们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爱吃零食。常常是周日回来带了一大包吃的，转眼间就在宿舍里分个精光。周一晚上熄灯后，躺在床上睡不着，就说悄悄话。
“哎，你觉得我特厉害，是吗？”
“我觉得你特霸道。不过我很喜欢你。你特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对我初始的崇拜，后来几年的外附生活中我的的确确成了她的偶像。
“我可以上你的床吗？”
“快过来！”我乐不得她过来。她告诉我她妈妈又准备结婚啦。她可不愿意有个新爸爸！听说是新华社驻纽约的一位资深记者。她妈妈正因为她的哥哥也对此不高兴，所以准备随先生一同去纽约，为时三年。这段时间他们由小姨照顾。她说突然感到妈妈很陌生，觉得妈妈不应该再结婚。她让我给她出主意。
“那你就跟她闹呀！”我听她絮叨得有了困意。“有好吃的吗？”
“早就分光了。你想吃什么？”
“现在最想吃巧克力。” 我睡着了，不知她何时离去。第二天她发烧了，请假回家了。晚饭后就回来了，带来许多巧克力，全部给了我。
“你昨天病了？”
“没有。趁你睡着了我光着脚在凉台上吹了一会儿风。”
“就为了回家拿巧克力？” 我突然将她紧紧拥抱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五年级的时候她的母亲随她的继父去了纽约。每逢周末她或者去她小姨家，或者到我家，更多的时候还是在我们家度周末。我那慈祥的、乐善好施的母亲显然很喜欢文静的她。因为总在一起玩耍，免不了她还是被我欺负。升入中学部后我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领导才能，当上了学生会宣传部长，下有采访组、广播室、板报组。她成了我的采访组长。她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一跃成为班里的佼佼者。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娇弱的小女孩儿。后来，她的小姨曾对我说，我的潜移默化对她性格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与母亲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为此，她妈妈每次回国探亲都要找我谈这个话题。她知道后更加生母亲的气。她母亲觉得我在她们母女之间没起什么好作用。我也很为难，不知如何面对她们母女二人。在感情上我与她更亲近，毕竟我们是同龄人，是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正因为此，我总是站在她这一边，于是她母亲开始瓦解我们的友谊。她却愈加崇拜我了，死心踏地地追随我。
初中三年级时她的母亲与继父任满回国。她那自由的、自称“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结束了。还好，在她的努力争取下母亲同意她与哥哥住在原空军大院母亲的房子里，而她母亲则搬到她的继父那里住了。我们的聚会多数在她那里，特别是后来她哥哥参军去了浙江之后。她那里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安全起见，她母亲让她继父的已经三十多岁却未结婚的老姑娘陪她同住。这位叫苏珊的老姐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据说当年在部队写给连长的情书被当作范文传遍了全连。她将他们的爱情比作“卡尔。马克思与燕妮、弗拉基米尔。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拿破仑与约瑟芬”。可惜，连长在山东老家有老婆。苏珊的大作还有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骷髅美人》、《致松坂庆子》等。它们在那个文学作品匮乏的年代被相识或者不相识的人们广泛地传抄。记得“骷髅美人”是当时一位美国颓废派画家的名作。苏珊不知从哪儿搞到了图片，复印了许多，我们班里女生几乎是每人一张。 复员后，她没有去被分配的单位——市公安局签证处报到，而是到民航当了一名空姐。认识了妮妮的母亲。并成功地为自己的父亲做了一次红娘。 妮妮的母亲那时在民航某部门。后来，她继母的儿子从部队复员，她又把继母的儿子也弄到了民航，不久被首批公派美国波音公司学习客机维修。苏珊的路子很野。那是国人与老外授受不亲的年代，她居然结交了许多语言学院的留学生。当时学院的留学生宿舍就在我们X外附校的校园内。有一次，苏珊带我们倆去留学生宿舍找英国留学生大卫练口语，结果被学校保卫科叫去好一通盘问——都拿的什么，背书包否，谈了什么，坐了多长时间，苏珊与大卫是什么关系等等。直问得我心里发毛，象是做了间谍。后来，又把我的在某兵部工作的叔叔（那时我父母已回D市，我寄住在叔叔家，由叔叔监护。）叫到学校把我彻底教育一番。事后，苏珊听了笑得直不起腰，因为在介绍苏珊时，我很郑重其事——她是转业军人、中共党员。记得当时保卫科那位“阶级斗争脸”不以为然地说：“四人帮”还都是共产党员呐！看来共产党员也并非都是好人。 妮妮的老妈也被请到了学校。结果苏珊成了罪人，她的继母认为她满脑子离经叛道的念头。但她喜欢苏珊的豪爽、侠气——这在女人身上是罕见的。既便是这样她对苏珊还是有些恼怒。她开始频频为这为老姑娘介绍男朋友，空军大院里的现役未婚军官几乎都有缘见她一面。苏珊可谓是家喻户晓了。我与妮妮调侃她找一位解放军叔叔嫁了算了，我们也可以有个姐夫了。这件事之后苏珊对我们严肃了许多。
1978年的新年前夕，苏珊为我们举办了新年舞会。那时我们根本不会跳舞，倒是跟着苏珊请来的一些大男孩疯闹到凌晨。其中一位腼腆的男孩送我回叔叔家还让婶婶一通盘问，吓得语无伦次。那天苏珊说她不飞了。说是领导考虑到她年龄不小了，应该成个家啦。地勤工作在她看来太枯燥无味，因此她准备南下深圳去发展。她当年的不少战友已纷纷捷足先登打前站去了。那是1979年。我们正面临着高考，不过，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报考外语专业数学成绩不记入总分。要知道当时我们X外附校的教学大纲中数、理、化的课程安排得很少，在我们那一届只安排了少数的数学课，根本未设物理、化学。凭借专业的外语水平，考取大学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压力。还是照玩不误。 苏珊讲，玩得潇洒！我们差点跟了她跑到深圳。如果不是妮妮母亲的一再阻拦，我们甚至要放弃高考了。
那时，外界刚刚向国人开放，好莱坞的大片正来势凶猛地涌入中国，各大机关以内部放映参考片为由捷足先登，令人们大饱眼福。 我叔叔所在的大院每周三、周六放映。开始严格控制入场人员，只有行政十三级以上干部方可入内。由大院警卫连的战士把守礼堂大门，我等之辈有票也进不去。苏珊和妮妮居住的大院也是如此。有一天苏珊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服装、化妆品，让我们高兴了好几天。那天，大院里放映《罗马之战》，苏珊说什么也不肯错过机会，居然扶着一位老干部混了进去。晚上，躺在床上给我们讲电影情节，使我们大饱耳福、大开眼界。连着几天苏珊都很兴奋，四处讨票，几乎场场往里混。后来，“政策”有所放宽，每到开演之后，便悄悄放进去一些人，象我们这样在礼堂门口锲而不舍等待的青年人都能混进去看个大半场。有一次，忘记那部影片的名字了，当看到有暴露镜头时，突然银幕上漆黑一团——“首长指示这里要遮挡一下”。后来，苏珊想起来便学着山东口音重复那句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高考就在这种嘻嘻哈哈、看电影、聊天中来临了。我们的考场设在人大附中。并非想象的那么紧张三天考试就过去了。考完就更轻松了，至于是否金榜题名，根本不去想它了。这时苏珊准备回深圳，决定带我和妮妮同去。我们三个人谁也不会想到会发生那件让妮妮的人生产生巨大的、难以挽回的影响的深圳之行。此时对我们来说是太兴奋了。我们住在苏珊的朋友处，他是北京某家大公司驻深圳办事处的主任。这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苏珊有空便带我们出去玩，那时除了去沙头角买港货，对别的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一周后我收到叔叔的来信——我妈妈让我假期必需回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和妮妮考上了，却都没上大学。 她交了一位广州大学的外教，美国人彼得。苏珊警告她不要上美国公子哥的当，而妮妮却嘲笑她是“老姑娘的小心眼儿”。从信中看妮妮与美国朋友玩得很开心。说是最近去大连看我，顺便让我认识一下她的美国朋友。可是妮妮既未回来，也没来信、来电。这期间她妈妈曾问过我妮妮在深圳都干些什么，我们是否一直联系，我只能以“一问三不知”来答复她。她可以问苏珊，大概苏珊是“知情不举”。后来我回北京叔叔家，一天晚上苏珊打来电话——妮妮发生了麻烦，她与彼得去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向她母亲在广州的战友借了不少钱，以至被告到她母亲这里，她妈妈因不了解具体情况，未能及时将钱还上，那位战友向法院起诉了。恰是这段时间妮妮发现了彼得的“秘密”——他的“广州女友”。她是军区一位副职的女儿，他们已经认识两年多，并已同居。半年前彼得因一起诈骗案被起诉，他因此躲到了深圳，又与妮妮相识。他在那时就被广州大学解除合同，其实他不过是个在中国的外国无业游民。妮妮意乱情迷，为他大把花钱，大笔借钱，因欠债而被起诉。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使她震惊了，她急忙求助于母亲，但是已经无济于事，她母亲一怒之下“不管她了”。苏珊本可以帮她还上钱，但是继母已经下了“指令”，不得干预此事。无奈，妮妮回京后便被收审。这一切我知道得都太晚了。后来，是她哥哥将自己心爱的坐骑卖了，她才出来。接着发生的一切就她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她怀孕了。是彼得的。她已经与母亲闹僵。母亲声言与她“彻底决裂”。危难时刻她还是想到了我这个老朋友。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还不及她，毫无经验。突然想起婶婶是妇产医院的主治医，没办法只得求助于她老人家了。
天晓得，这种事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羞于启齿的，更何况是涉事不深的女孩子。她被骗财、骗色又失身，真是万念俱焚。苏珊飞回北京，面对继母痛心疾首。为了陪妮妮我迟迟没回大连。手术还算顺利，是我婶婶亲自做的，她嘱咐我如何照顾妮妮，一定不要着凉，要用热、温水洗脸，不要吃生冷食物等等。又对她本人千嘱咐万叮咛。婶婶原本在我看来是个异常严厉的老太婆，而此时是那么和善的一位老太太。她甚至带来了早已准备好的乌鸡大枣汤，亲自端给妮妮。感叹着：“你们这些女孩子太轻信别人，太不知爱惜自己，到了这一步有多遗憾。” 是呀，我们毫无社会经验，纯洁得可怜。教训是惨痛的。我和苏珊精心照料妮妮，尽力扶平她精神的创伤。在我们的格言本上都抄有这样一句话：用笑脸迎接一切厄运。显然，正是这种时刻。如果妮妮是一棵芦苇就让它枯萎吧，如果不是那就微笑着去迎接一切厄运！
彼得的广州女朋友也因此离开了他，这个美国流氓最终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然而它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他几乎毁了妮妮的一生。这件事之后，正逢夏季，我和妮妮决定去大连我父母那里。她的身体恢复很快，但是精神还是恍惚，情绪也一直低沉。我父母对她很热情，当然他们也不知道那件事，这对她会更好一些。 我们几乎每天去海边，她最喜欢大海，蓝天白云沙滩、海风海浪海鸥，她的诗人的情结渐渐复苏了。与大海相比人很渺小也很脆弱，但是人也同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我们白天观海，晚间读书。我老爸的书房藏有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她找来托翁的《战争与和平》，这是她的“床头书”——上学时她就是个小说迷，我们两个人是以读“禁书”闻名X外附校的。所谓“禁书”是文革期间的结论。在读书方面我是“杂家”，而妮妮则有选择，细读精读。往往我几天便看完一本书，她却只看了一半。我们都很喜欢《战争与和平》都喜欢书中的安得列、娜塔丽。她从娜塔丽的经历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我们从未象现在这样兴趣盎然地谈论小说人物。我们把安得列、卫希礼、罗切斯特等小说人物归类为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理想主义的、很内在，很崇尚精神生活的一类深刻的优秀的男人；而把彼挨尔、列文、聂赫留朵夫等归结为平庸但却善良的那类居家男人；把渥伦斯基、白瑞德、皮却林、于连等归结为流氓。还有一类理想主义的男人，他们是罗亭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我们欣赏的是“安得列们”，是那些勇敢的十二月党人，他们带着可爱、柔弱、美丽的妻子甘愿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我们崇拜成功的英雄，更崇敬失败的英雄。他们是荆轲、拿破仑、项羽等等最终失败了的勇敢者。他们的失败独具悲壮的色彩，正如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所表现的，它较之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更惨烈更悲壮。
妮妮在我们的交谈中获得勇气。假期过得很快，我要去当兵，再也无法赖在家里了。妮妮则继续留在大连，在她海军干休所的大姨妈家住一段时间。她每个周末给我打电话，讲她在姨妈家百无聊赖的生活。姨妈是位老太太，姨夫是位沉默的老头，子女都不在身边，老两口深居简出。妮妮独自在海边徘徊，这半年来的生活浑浑噩噩，恍若一场恶梦，她要从恶梦中走出来，她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她还年轻，她的人生刚刚开始，她要回到北京，要面对现实。那天，我去看她，她的脸被海风吹成浅褐色，举手投足充满青春活力，她已经从恶梦中醒来。她说要回北京了。她很快应聘了一家中外合资广告公司，并任了一个部门的主管。母亲与她和解了。妮妮通过这场炼狱的磨难一下子成熟起来。在工作中她认识了德籍的广告策划托马斯，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进展迅速。妮妮原本是希望借此离开北京，远离她熟悉的人们，躲避窃窃私语的人们，她的不幸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然而，托马斯很喜欢古老的中国文化，打算婚后定居中国。这使妮妮很为难。男友很尊重她，考虑她的打算，辞了广告公司的职务，带着新娘回到他在德国巴登－巴登的父母家。妮妮很快在当地的华人社团找了个中文教师的临时职业。她的工作就是教授和辅导社区的孩子们学习中文，向成年人传播古老的中华文明。她居住的这个德国中产阶层的高尚社区正在兴起中国热，有关中国的一切——国画、武术、功夫、针灸、按摩、中餐－－－－所有他们感到奇怪的文化都使他们狂热的崇拜。家长们纷纷把孩子们送到妮妮这儿学中国画、学做中式饭菜、学汉语，可惜妮妮不会功夫、不会武术、不会针灸、不会按摩。否则，她可要忙死了。 尽管这样，烹饪对妮妮来说也只是糊弄洋鬼子的水平。但是绘画她还是有一定功底的。
在外语附校时我们倆背着画夹跑遍了学校附近的紫竹院公园。我的花鸟写生画得还算不错，而她画人物是强项。我曾寄给她一幅蓝色的荷图，画面清秀至极，她很喜欢。后来在她寄给我她的一幅家居照片中，客厅的墙壁上就挂着这幅荷图。确实为室内增色不少。老外们对她的这幅水墨荷花更是爱不释手。她说我可以此为生了，让我多画一些，我自知画技尚不成熟。这种玩笑开不得。她寄来的照片中还有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们围绕餐桌在品尝她的中餐厨艺。照片上孩子们吃得非常开心。她在社区大出风头，甚至引来邻居女人们的嫉妒。有了钱的妮妮开始疯狂的采购。买高档时装、高档化妆品、进高级美容店。她也没有忘记为我买了著名的科隆香水和口红。如此干下去她会很快被当地主流社会所接纳。显然，整个社区都在议论她的“生财之道”。
然而，也被不少悠闲在家的夫人、太太们所嫉恨——这个中国小女人凭什么轻而易举地获得如此多的财富！？处世严谨、循规蹈矩的日尔曼民族骨子里深藏着民族优越感，正如他们自觉优越于相临的法兰西一样，他们对中华民族知之不多，却丝毫不掩饰骨子里的优越感。妮妮感悟，与其说他们崇拜中华文明不如说是猎奇更恰如其分。有几次，她明显感觉到三三两两的女人向她投来的略带敌意的目光。 后来的几个月里来学习的孩子们渐渐减少，不过，说实在的她也腻味了这种“家教生涯”。
通过一位荷兰籍的女友她在一家民间的德中友好团体找到一份导游工作。主要是组团赴中国旅游。参团者绝大多数为中产阶层人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热衷于世界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古代中华文化。多数人早已游历了埃及、希腊、印度等古代文明发祥地，而对古老、神秘的中国却还没有寻到适当的机会走近它。
妮妮同丈夫搬到了另一座城市汉诺威，很快与国内旅行社取得联系，开始频频带团回国。北京、西安、桂林、成都、昆明、上海、苏杭、海南，行程中没有大连，看来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妮妮喜欢这份工作，这使她阅历陡增，又结交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朋友。她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以至于这几年我们中断了任何联系。
她说，她的先生不希望她再忙碌下去，他很想要孩子，最好是四个：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妮妮平均每年组五个团赴国内旅游，加上周边法国、比利时、瑞士等临时散团，她几乎没有闲暇。如果想生小孩就必须放弃工作，做全职太太。这几年，妮妮为传播中华文化做了许多工作，是中德友好关系的民间亲善大使，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也许这次回去就要放弃做导游，而准备相夫教子，象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妇女一样，过悠闲的家居生活。这在她是不甘心的。
晚餐后她又邀请我来到她在酒店的客房，久别之后我们有许多话要讲，她冲了两杯速溶摩卡碳烧咖啡，我们交流着这十几年的生活感受，由沙发上聊到床上，却毫无睡意，我们又仿佛回到了X外附校的学生时代。她感慨万千，国内近几年的变化太大了，尤其是大连，她仿佛有置身于欧洲某个城市的感觉。这几年一直在外闯荡，以往的许许多多事情已成过眼云烟，但思乡的情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她说，很想回国居住一段时间，我非常希望这样。妮妮明天就要飞回德国了，对于是否要中断工作做全职太太，她还在犹豫，还在征求和等待我的意见，我则很难给她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在经历了青少年时代那许多磨难之后，作为挚友，我衷心祝福她今后的生活幸福、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