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大杂院,我记得靠着院子大门口住着一个老太太,院子里的人都叫她“左太太”。说是老太太,那个时候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岁就已经是老人模样,其实左太太当时也就是五十岁左右。

  左太太瘦瘦的,长的很白,连头发都是白的。左太太一个人住,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的儿子和女儿会来看她,平日里就是她一个人。

  左太太说话细声细语,还会一点医术,院子里谁有了小毛病,左太太就会建议他去药房买什么药吃,甚至自己买药送给他,所以,院子里的人都喜欢她。特别是小孩子,左太太会拿出饼干糖果给孩子们,当然不是每天都有。

  文革时期,不知道红卫兵是怎么调查到的很多情况,也许有一天,门口修鞋的老韩头就是特务,前边院子里的厨子刘叔就是前国民党军官等等,他们就会被批斗,被管制。大人们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对我这样的孩子是个震撼,我不明白这些平日里熟悉的街坊们,为什么突然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左太太突然间也有了情况,说她是日本特务。

  院子门口贴着大字报和横幅,上面写着“打到日本特务佐佐木”。

  左太太怎么成了日本特务了呢?这个“佐佐木”是谁?

  原来,左太太的确是日本人,抗战胜利以后,很多日本女人和孩子被丢弃在中国,为了活命,他们就嫁给了中国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娶日本女人的一定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因为大家当时都恨日本人,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娶一个日本女人?

  左太太的丈夫是个蹬三轮的车夫,后来去世丢下她一个人,留下了一儿一女。自从丈夫去世,左太太的头上总是插着一朵她自己做的白色的梨花。

  左太太被查出是日本特务以后,她经常被批斗,就在胡同口,红卫兵会撅起她的双臂,把她的头压的低低的,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日本特务佐佐木”,佐佐木这个名字还用红笔画着一个叉。

  每次看到她挨批斗的时候,我都转过头去。

  左太太挨了批斗以后,背上还有被打的伤痕印出的血印,她会走进院子,安静的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我小的时候特别淘气,姥姥经常把我按在床上,用缝补衣裳用的尺子打我,我的嚎叫成了院子里的风景,一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就知道,我又淘气了。

  每当我挨完了打碰见左太太的时候,她就会朝我举起拳头点点头,意思就好像是支持我。

  左太太挨批斗以后,我看见她回到院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她对我的支持,不由自主地朝她举起拳头,她看到我这个动作只是淡淡的一笑。

  大概是因为左太太除了日本特务以外再无劣迹,红卫兵对她的批斗渐渐少了,最后就停止。左太太的胸前被挂上一个黑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的仍然是“日本特务佐佐木”,左太太被规定,每天拿着一把扫帚扫胡同。

  左太太每天扫胡同,除了中午回来吃饭以外她要扫到很晚。因为淘气的孩子们会在她刚刚扫过的地方扔垃圾,她就必须再扫。

  有一天,院子里的黑白铁匠米伯伯到街道革委会申请,自愿监视左太太。

  从此,左太太的身后总有米伯伯的身影,一但有孩子扔垃圾就会被米伯伯呵斥。

  院子里的人也不理解米伯伯的做法,因为街坊们喜欢左太太,对她现在的处境爱莫能助,可是米伯伯为啥要监视她呢?从此,米伯伯在院子里就没人理了。

  中日邦交以后,左太太要带着她的一双儿女回日本请街坊们吃饭。饭桌上米伯伯说,不是我要监视你,是我怕你想不开。

  左太太笑着说,我怎么能不知道?我是不能说破。

  米伯伯特爱国的说,你回日本千万别说你这段经历,必定你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家丑不能外扬。

  左太太说,我当然不会说,日本人也做过很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啊?

  再后来,左太太病故在她的家乡北海道,临终前她嘱咐自己的女儿和儿子,要把自己的骨灰送到中国,理由很简单,她的丈夫是中国人,她要和丈夫埋在一起。

  左太太的儿子和女儿把她的骨灰带到中国以后,街坊们都跟着他们去了左太太丈夫的墓地送她最后一程,这个时候正是四月份,大家惊奇的发现,左太太丈夫的墓地周围都是梨树,开满了白色的梨花。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