诶？这家伙咋比我还黑呢
总以为自己的脸色就够深的了，没想到还真碰上一位比我还黑的主儿。
第一次见到黑子，是从团市委“转业”到市委政研室报到。当时，屋里的人都站着，而他却盘腿坐在办公桌上，一身匪气，满口脏话，对于我的到来熟视无睹。尽管别人都上前和我打招呼，他却始终把电话筒夹在脖子上，腾出手来胡乱翻着一本刊着美人照的《大众电影》，边聊边看，眼皮都不抬。后来有人介绍他是单位的司机——我便想怪不得呢。
这小子可真黑！像生锈的青铜器，像出土的兵马俑，从头到脚，天昏地暗，只有眼仁和牙齿特别白，显然，我是小巫见大巫，不禁心中窃喜，方才的不快已被冲淡了许多。
没过几天，黑子就和刚刚上任不久的新主任干了一仗，让我觉得这小子更黑了。原因很简单：那位比他年龄小不少的“后备干部”急着要出车，可黑子却说有事去不了。人家问他公事儿私事儿，他说私事儿。人家说公事儿比私事儿重要，他说重要个**毛，接着便破口大骂起来。
事后我才知道，黑子说的“私事儿”是要去拉一位离休的老主任上医院看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喜旧厌新——凡是后认识的，都不如先结交的，即使换台车，他都会难受好几天。而且他始终认为老主任是被新主任顶走的，一直耿耿于怀。当然，我也是新来的，他也觉得不顺眼。
其实，黑子的这个“毛病”倒是挺招人喜欢的。起码我喜欢。
又过了一段时间，政研室几个年轻人坐着黑子开的丰田面包去外地“考察”，一路上，我始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或是和他唠嗑，或是给他点烟，或是问他想听支什么曲子，或是帮他擦擦风挡玻璃。可是，他的脸一直“黑”着，始终不言语——后来他说，拉着一帮“小崽子”东跑西颠，其实就是游山玩水，觉得憋气。
我自觉无趣，便转过身来给大家讲了个故事：当年，我刚从工厂到机关的时候，许多规矩都不懂，上车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坐。开始是北京吉普，我便坐在前面，结果被人撵了下来——那是首长的位置；接着是伏尔加轿车，我就坐在后头，结果又让人给训了——那是领导的地方；后来是海狮面包，我想来想去只好坐在中间，结果还是错了……
顿时，车里的人都笑了，我在倒车镜里看见，黑子的脸上也挂着一丝笑意：千金难买呀！
自从那次出差回来，我便坐稳了副驾驶的位置。有两次别人也想和他套近乎，却没听到好话：下去！那是你坐的地方吗？若干年后，黑子不无歉意的对那些曾经被他“撅”过的人说：你们知道不，在面包车上，那是个最危险的位置，阿明为什么总是坐在那儿，我心里有数。
黑子在社会上有一帮拜把兄弟，按排行，人家都管他叫“三哥”——三教九流的朋友特别多，这帮哥们儿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可是一见“三嫂”心里就发怵。每次来找黑子，不是先打电话问三嫂在没在家，就是站在楼下喊三哥出来，若是看到三嫂在阳台上一露头，他们转身就溜。
三嫂是宣传部的文艺科长，人长得漂亮，也很要强。当初她费了不少劲儿才把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黑子调到市委大院开车。现在和黑子一起进机关的司机转干的转干，当官的当官，就剩下他还在那里管“方向”、管“路线”，抽空管管党（挡）。如果有谁不服管，即便是顶头上司他也照骂不误，为此，三嫂常常觉得脸上发烧——悔不该把黑子弄到自己身边。
老老实实当司机也行，还和一帮“狐朋狗友”（三嫂语）没完没了地喝酒打麻将，每次回来晚了，心虚的黑子蹑手蹑脚地进屋、上床，哪想到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症的三嫂正气哼哼地瞪着眼睛瞅天花板呢！后来，有高人教他一高招，不管多晚，进屋就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他妈的，这个破车没法开了，挨累受气不说，今天又坏在半道上了。别说，这招儿真灵，三嫂立马下地给他烫酒热饭端洗脚水。可是，三嫂一旦觉悟就更糟糕了。
我和黑子成了朋友，最高兴的莫过于三嫂——因为从此黑子身边的朋友换了一茬。在我领导的那个科里，全是年轻人，一天到晚几乎不在办公室里，总是坐着黑子的车，从这个工厂跑到那个公司，交下了许多企业界的朋友，完成了许多高质量的调研课题，而且有吃有喝，又玩又乐，让其他科室的同事们好不羡慕，后来连政研室主任也愿意上我们的车了。
在一个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集体里，黑子找到了兴趣，也找到了自己。和我们在一起，他已经不仅仅是司机，车上车下，常常参与我们的讨论，大家也很尊重他的意见，这时我才发现，作为“老三届”的学兄，黑子的文学功底和思想水平都相当了得；下班以后，黑子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的领袖，回不回家，上哪去玩，喝什么酒，谁来签单，都由他说了算，我们只要往车上一坐就什么也不管了。
三嫂一高兴，破天荒地告诉黑子：把你的朋友请到家里吃顿饭吧。
那天晚上，不仅我们喝多了，三嫂也有些醉了，好像“忆苦思甜”，一个劲儿地“控诉”这些年来黑子的种种劣迹，甚至把他喝醉酒回家往落地音响里撒尿的顶级秘密也公布于众，而且还说了许多让黑子感到特没面子的话。开始，黑子还憨憨地笑着，后来就不吱声了，再后来就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脸色越来越黑。尽管我用胳臂肘拐了拐三嫂，可异常兴奋的她已经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终于，忍无可忍的黑子拍案而起，在三嫂的叫号声中先是摔碎了啤酒瓶，而后又到厨房里操起菜刀，哪知三嫂面无惧色，刘胡兰似的昂首怒目——让黑子手中的刀起也不是落也不是，多亏一个聪明的哥们儿冲上前去，从容引颈：三哥，要砍你就砍我吧！
以后每次喝酒，看黑子差不多了，我都会偷偷地端起他的酒往我杯里倒，生怕他喝多了再出事。
几年后，我从营口搬到沈阳，尽管老家也有父母兄弟，但是我敢说，最不愿意让我走的，或者说因为我走而最伤心的，莫过于黑子，可是他不直说，只是黑着脸跟着你，只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只是在喝醉了的时候反反复复地说：走吧，阿明，走得越远越好。当然，三嫂也不愿意让我走，她不止一次地说：你一走，黑子我又管不了了。
那段时间，是他开着车，拉着弟兄们来沈阳帮我收拾房子；也是他开着车，把营口的家具搬得一干二净；还是他开着车，一直把我送到新的单位并且执意要看看我的新同事。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你那位黑脸朋友的眼神太可怕。然而，真正可怕的事情在后面。
一年后，黑子把我的继任者给打了，而且打得很重，人家是市委领导的亲属，岂能善罢甘休，结果黑子受了处分。
两年后，黑子又开始和他的“兄弟们”联系上了：喝酒、打麻将，夜不归宿，气得三嫂坚决要和他离婚。
三年后，黑子停薪留职了，去帮一个朋友开车，为躲人撞了树，胳臂折了，锁骨断了，脑袋像个血葫芦。我连夜赶回老家，冲进病房里与黑子抱头痛哭。
时至今日，我每次给黑子打电话，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黑子，以后少喝点酒吧，不像我在你跟前的时候，总能替你担着点。
心里头还是常常想起那句话：诶？这家伙咋比我还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