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酒下酒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去大兴安岭出差，办完公事，还要办一件私事：为同事们买木耳。不料我出差的山区，只长木头不长木耳，咋整？听说一个叫大杨树的集镇有货，刚巧又在返程途中，妥，就去那里走一趟。

      下了火车，四处踅摸，集市不是正日子，空空荡荡，哪儿有木耳？只有寒风和飞雪，狠命冻着我的人耳。

      天黑了，今夜无火车，只能住下来。大杨树在加格达奇和嫩江之间，名字大，地方小，仅有的几家客栈早早就满员了。拣一家小饭铺吃了点东西，咯吱咯吱踩着冻雪，东问西询，总算在荒凉的镇郊找到落脚之处——反修农场办事处对外接待的客房。

      为啥“反修”？从此地到“苏修”的边境，尚有一段距离。想一想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反修是当时规定的全国任务，在哪儿反都合适。

      房间条件比预想的还差，地面不平，暖气失灵， 或者干脆就没有暖气，因此又潮又冷。糟糕的是，窗缝还不严，北风钻进屋子，又钻进我的被窝。我是和衣而卧，个子高，被子短，鼓鼓囊囊一个大长身段， 翻过来，掉过去，总也掖不严被角。

      蓦然，黑暗中“嘭”的一声响，接着坐起一个人，好像喝了什么，然后轻声道：“你也来点，暖和暖和。”

      我吃了一惊，不知他在跟谁说话。

      那人又说：“来吧，反正都睡不着。”

      屋里有六张床，只住了我和他两个人，他的铺位跟我的隔了段距离。刚进屋时，我的眼睛尚未适应环境，此人躺在暗处，一声不吭， 我还以为他的床上堆的是一垛被褥。那一时期，各方面情况都不太好，还老停电，正式说法管这个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我俩披着被子，面对面，坐到一张空床上。邀我的人说他姓李，得知我姓刘，随口说：“都是大姓，走到哪儿都不孤。”说话间一道暗光闪来，接到手里，是一个医用的输液瓶子。当年，不少人都爱用这种容器装酒，装得多，盖得严，乳白色的橡胶塞子原本很紧实了，额外又加了一圈边子，连堵带围，滴水不漏。刚才那一声响，就是瓶塞被拔出的动静。

      “对嘴喝，”他说，“放心，酒杀毒。” 我尝了一小口，是一种说不出名堂的劣质白酒，还夹着浓重的煤油味。这种味道我当知青时就领教过，腹腔一阵抽搐，有点不适。

      白酒是个比较霸道的东西，城里的店铺只要卖酒——一酒提一酒提舀出来的散白酒，那酒气便会挤满各个角落。农村的供销社卖酒，也卖煤油。煤油味更霸道，逮谁掺乎谁，不把你的风头压住不算完。

      那人让我叫他“老李”。他裹在棉被里，很小的一团轮廓，声音暗哑，听上去挺沧桑的，应该是一个老头。管一个老头叫“老李”，叫不出口。

      “喝吧，多喝几口就好了。”他似乎看出我的感受，自己仰脖掫了一口，喝完长嘶一声，大概也嫌煤油味太强，特意用空气冲淡一下。

      我说：“有点下酒菜就好了。” 说完用脚划拉地面，找鞋，打算出门买点什么。那时供应不好，但小零食还能买到几样。无缘无故，不能白喝人家的酒。

      “这儿没商店，镇里有，太远，早关门了。”老头止住我，“就这么喝。”

      没有菜干喝，东北话叫“干拉”（“拉” 字读第二声）。我长这么大，还没“干拉” 过，不喝则已，喝必有菜。最好的下酒菜吃过鱼肉和花生米，过年的时候。最差的一次在我插队的村子，几个知青弄来一棵大白菜，切吧切吧，装进脸盆，撒一把粗糙的海盐也叫大粒盐，哧喽一口酒，咔嚓一口菜，虽说素得有点惨，总比没有强。

      “不怕没菜，就怕没酒，喝。”老头自有主张。

      为了驱寒，我硬起头皮，跟他一替一口，轮番“吹喇叭”。

      身子渐渐发热，话也多了，说了不少我在沈阳单位里的情况，外加道听途说的一些传闻。老头听得挺认真，不时还问点什么。他的双腿细而短，盘起来又松开，松一会再盘上，不断变换姿势，除了跪姿，啥姿都有。肩上的被子滑落一次，提上一次，动作很快，不像一般老人那样迟缓，或者说稳重。

      他不习惯东北人的盘腿方式，说话又是南方口音，我便问他是哪里人。

      “我吗？贵州的。”

      贵州，黔驴技穷的地方，太遥远了，先前只在书本和地图上见过。现在，一个活生生的贵州小老头，冷不丁坐到跟前，我来了兴致，问他家在贵州啥地方。

      “仁怀。”他低声说。

      这个地名很耳生，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我停一下，换个简单话题，问老头做啥工作，在哪个单位上班。那时不像现在，处处有江湖，那时是人人有单位，即便你是社会底层的农民，也有一个生产队管着。所以，问一个人是哪个单位的，跟问他吃了没有一样平常。

      谁知老头犹豫一下，没有回答问题，而是反问，“你知道茅台吗？”

      “茅台谁不知道，名酒，比这个好喝多了。” 

      “喝过？”

      “没有，听说。” 

      “茅台的产地就在仁怀。”

      “是吗，这么巧？”我漫应道，心里却想，茅台那边的人，跑到这边来干啥，自家有好酒，却喝这么破的酒。

      “你晓得茅台是啥子香型？”老头盯着我问。

      香就是香，还分什么型？我有点纳闷。老头等了一下，见我不吱声，给出答案：“茅台是酱香型。”

      我越发疑惑起来。那年我二十三岁，好歹知道一些酒事，却从未听过，酒里还有“酱香”这一说。

      “你是说，吃的那个酱？”       

      “对头。”                    

      “大酱、面酱、芝麻酱、豆瓣酱？”

      “小伙子不错，晓得这么多酱。”老头夸赞。我挺受用，但疑问仍在，“酒和酱掺到一起，行吗？不都成色酒，成酱油了？”色酒是我们家乡对带颜色的酒比如葡萄酒、桂花酒的叫法。

      “妈哟，你以为茅台酒像这个，掺的是煤油味？”老头摇了一下输液瓶，哈哈大笑，

      “茅台酒的酱香气，不是掺出来的，是骨子里带出来的。”

      “那它那个酱香，是哪种酱的香？”作为东北人，我是闻酱则喜，小葱蘸酱、酱焖鲫鱼、酱炒鸡蛋、炸酱面，不论荤素贵贱，只要饭菜里带一个“酱”字，我都热爱。如果不要酱票、肉票、粮票，敞开享用随便买，那就更好，简直快到共产主义，物资极大丰富了。我吧嗒吧嗒嘴，琢磨着茅台酒的酱香，跟我所知的哪一类酱比较接近。

      “这么跟你说吧，”老头喝了一口酒，让我也喝一口，“茅台的酱香天下一绝，你说的那几种酱，跟茅台的酱香又像又不像，把它们几个加到一起，让它们XX香，也香不过茅台。”

      老头话里的叉叉，是方言用语，我模仿不了，更听不懂，经他解释，大致知道是“使劲”的意思。

      香味跟人一样，还会使劲？酱兄酱弟手挽手，绷起肌肉“使劲香”，往死里香，多有意思！那也不中，不管用，好你个茅台，还真整不住你了。

      “茅台的酱香，是神仙酱香，”老头的声音亮起来，“不是随便哪个作坊，都能造出来的。”

      一个酱字，引出这么多话题，我大开眼界。

      “色酒，是你说的吧？”老头问。    

      “我说的。”                       

      “茅台酒跟别的白酒不同，仔细看，也带点色儿，是淡淡的黄，透明的黄，没有多年的酿造慢功，出不来这个色儿。”

      接着话茬，老头又告诉我许多匪夷所思的事，说茅台不但“挂杯”，而且“留香”， 杯子只要沾了它，即使过了一整天，空杯里照样闻得到香气。我被引入一个奇妙境地，都有点听傻了，对老头的家乡，那个出产茅台的仁怀，那个挺贵挺贵的贵州，向往得不得了。可是，他放着好好的地方不呆，孤身跑到东北边地，穷乡僻壤，想干什么呀？别是一个，一个特务，准备选一个薄弱环节，偷渡到国外。我身上植入已久的阶级斗争程序准备启动，感觉有点紧张。再一想，不对呀，贵州那里，也算边远地带，离国境线也不远，何必冰天雪地， 兜这么大一个圈子？

        胡思乱想中，老头举起输液瓶，“来，碰一下杯。”

        碰杯？没听错吧？这么简陋一个房间，哪来的酒杯？没等我问，只见他拇指为弓，食指为弹，弹子的弹，轻轻弹了一下瓶壁。

        原来是这么个碰法，没看出，老头还挺能整。我有样学样，拇指食指拢成圈，也在夜色中发出一声响。那声音说脆不脆，说闷不闷，不难听，也不悦耳，却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电影里的一些镜头，差点笑出声，神经随即松弛下来。电影里的特务，人那是什么派头，吃的是烧鸡，喝的是洋酒，怀揣一个便携式的金属小酒壶，方方的，扁扁的，带点弧度，又精致又贴身，哪像贵州小老头，用这么不专业的瓶子，装这么难喝的酒？

        但老头的碰杯方式挺诱人，碰了一次，还想再碰。每喝一口，我俩都在瓶子上弹一下， 我的指甲盖儿生疼，主动性大增，劝也喝，不劝也喝，有一次还紧紧把住瓶子，不知周转给对方。

      “慢点，”老头警告，“这个酒上头。” 

      “你们那个茅台，上不上头？”       

      “哪个上头，茅台都不上头。”他把瓶子放耳边一晃，像是在判断酒的余量，正色道，“别你们你们的，谁们啊？茅台的人，也未必喝得上茅台。”

      “怎么会，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那可不一定，”老头苦笑，“有时候，近水楼台先呛水。”

      他把被子往肩上一提，被角左一抿，右一抿，抿到颌下。窗外雪光映进来，挺单薄的身影，不过一个爱喝酒、喝穷酒的南方小老头，怎么看怎么不像特务。这么冷的天，老头请我喝酒，给我温暖，我却把他往坏里想，我成什么了？

      “茅台，你等着，我一定，一定……”借着酒劲，一股豪气涌上胸口，我的话有些连不成溜儿，思维也乱跑起来，仿佛茅台被什么东西锁住，正可怜巴巴望着我，盼我赶紧出手，放它出来。“嘭”的一声响，瓶盖窜上天，先给老头斟一杯，再给我自己斟一杯，还有谁，都来，全满上。林冲风雪山神庙，花枪上挑一个酒葫芦。我是风雪、风雪办事处，跟贵州老汉论酒香。手中握得温热的输液瓶，就是老头他千里走单骑的酒葫芦。里边的酒虽然不高级，但毕竟是酒，终归是酒，我的口舌生津，越喝越甜，先前那个混账的煤油味，再也闻不出来了。大概天地间真有一个神，专职负责酒的神，关键时刻一发威，入侵者不好意思，悄悄撤了。

      北风钻进窗缝，持续呼啸，却不再恼人，借而像是吹箫，为萍水相逢的饮者助兴。

      沉沉睡了一觉。

      第二天，很晚我才醒。

      天色大亮，墙皮上毛茸茸的，结了一层厚霜。老头的被子叠得规规整整，人已不知去向。这位我只知他姓李的老人，昨夜说的一切都挺美好，值得回味，只有一条他没说准—— 我们喝的那个酒，并不上头。此刻，我的脑袋清清爽爽，四肢伸展自如。

      可能由于我年轻，身体拥有很强的化解能力？再不，就是茅台，从老人口中说出的那个茅台，给我的内心注入了某种力量。

      我们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用一种世界上最神奇的酒，给普通百姓喝的最卑微、最廉价的酒，当了一回亦真亦幻的“下酒菜”。

      床头有一张展开的烟盒纸，背面的空白处写着字，显然是老人的留言：

        “从大杨树坐火车，到前达拉滨下车，那里有人卖木耳。”

      2018年6月19日海南清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