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去大兴安岭出差,办完公事,还要办一件私事:为同事们买木耳。不料我出差的山区,只长木头不长木耳,咋整?听说一个叫大杨树的集镇有货,刚巧又在返程途中,妥,就去那里走一趟。

      下了火车,四处踅摸,集市不是正日子,空空荡荡,哪儿有木耳?只有寒风和飞雪,狠命冻着我的人耳。

      天黑了,今夜无火车,只能住下来。大杨树在加格达奇和嫩江之间,名字大,地方小,仅有的几家客栈早早就满员了。拣一家小饭铺吃了点东西,咯吱咯吱踩着冻雪,东问西询,总算在荒凉的镇郊找到落脚之处——反修农场办事处对外接待的客房。

      为啥“反修”?从此地到“苏修”的边境,尚有一段距离。想一想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反修是当时规定的全国任务,在哪儿反都合适。

      房间条件比预想的还差,地面不平,暖气失灵, 或者干脆就没有暖气,因此又潮又冷。糟糕的是,窗缝还不严,北风钻进屋子,又钻进我的被窝。我是和衣而卧,个子高,被子短,鼓鼓囊囊一个大长身段, 翻过来,掉过去,总也掖不严被角。

      蓦然,黑暗中“嘭”的一声响,接着坐起一个人,好像喝了什么,然后轻声道:“你也来点,暖和暖和。”

      我吃了一惊,不知他在跟谁说话。

      那人又说:“来吧,反正都睡不着。”

      屋里有六张床,只住了我和他两个人,他的铺位跟我的隔了段距离。刚进屋时,我的眼睛尚未适应环境,此人躺在暗处,一声不吭, 我还以为他的床上堆的是一垛被褥。那一时期,各方面情况都不太好,还老停电,正式说法管这个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我俩披着被子,面对面,坐到一张空床上。邀我的人说他姓李,得知我姓刘,随口说:“都是大姓,走到哪儿都不孤。”说话间一道暗光闪来,接到手里,是一个医用的输液瓶子。当年,不少人都爱用这种容器装酒,装得多,盖得严,乳白色的橡胶塞子原本很紧实了,额外又加了一圈边子,连堵带围,滴水不漏。刚才那一声响,就是瓶塞被拔出的动静。

      “对嘴喝,”他说,“放心,酒杀毒。” 我尝了一小口,是一种说不出名堂的劣质白酒,还夹着浓重的煤油味。这种味道我当知青时就领教过,腹腔一阵抽搐,有点不适。

      白酒是个比较霸道的东西,城里的店铺只要卖酒——一酒提一酒提舀出来的散白酒,那酒气便会挤满各个角落。农村的供销社卖酒,也卖煤油。煤油味更霸道,逮谁掺乎谁,不把你的风头压住不算完。

      那人让我叫他“老李”。他裹在棉被里,很小的一团轮廓,声音暗哑,听上去挺沧桑的,应该是一个老头。管一个老头叫“老李”,叫不出口。

      “喝吧,多喝几口就好了。”他似乎看出我的感受,自己仰脖掫了一口,喝完长嘶一声,大概也嫌煤油味太强,特意用空气冲淡一下。

      我说:“有点下酒菜就好了。” 说完用脚划拉地面,找鞋,打算出门买点什么。那时供应不好,但小零食还能买到几样。无缘无故,不能白喝人家的酒。

      “这儿没商店,镇里有,太远,早关门了。”老头止住我,“就这么喝。”

      没有菜干喝,东北话叫“干拉”(“拉” 字读第二声)。我长这么大,还没“干拉” 过,不喝则已,喝必有菜。最好的下酒菜吃过鱼肉和花生米,过年的时候。最差的一次在我插队的村子,几个知青弄来一棵大白菜,切吧切吧,装进脸盆,撒一把粗糙的海盐也叫大粒盐,哧喽一口酒,咔嚓一口菜,虽说素得有点惨,总比没有强。

      “不怕没菜,就怕没酒,喝。”老头自有主张。

      为了驱寒,我硬起头皮,跟他一替一口,轮番“吹喇叭”。

      身子渐渐发热,话也多了,说了不少我在沈阳单位里的情况,外加道听途说的一些传闻。老头听得挺认真,不时还问点什么。他的双腿细而短,盘起来又松开,松一会再盘上,不断变换姿势,除了跪姿,啥姿都有。肩上的被子滑落一次,提上一次,动作很快,不像一般老人那样迟缓,或者说稳重。

      他不习惯东北人的盘腿方式,说话又是南方口音,我便问他是哪里人。

      “我吗?贵州的。”

      贵州,黔驴技穷的地方,太遥远了,先前只在书本和地图上见过。现在,一个活生生的贵州小老头,冷不丁坐到跟前,我来了兴致,问他家在贵州啥地方。

      “仁怀。”他低声说。

      这个地名很耳生,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我停一下,换个简单话题,问老头做啥工作,在哪个单位上班。那时不像现在,处处有江湖,那时是人人有单位,即便你是社会底层的农民,也有一个生产队管着。所以,问一个人是哪个单位的,跟问他吃了没有一样平常。

      谁知老头犹豫一下,没有回答问题,而是反问,“你知道茅台吗?”

      “茅台谁不知道,名酒,比这个好喝多了。” 

      “喝过?”

      “没有,听说。” 

      “茅台的产地就在仁怀。”

      “是吗,这么巧?”我漫应道,心里却想,茅台那边的人,跑到这边来干啥,自家有好酒,却喝这么破的酒。

      “你晓得茅台是啥子香型?”老头盯着我问。

      香就是香,还分什么型?我有点纳闷。老头等了一下,见我不吱声,给出答案:“茅台是酱香型。”

      我越发疑惑起来。那年我二十三岁,好歹知道一些酒事,却从未听过,酒里还有“酱香”这一说。

      “你是说,吃的那个酱?”       

      “对头。”                    

      “大酱、面酱、芝麻酱、豆瓣酱?”

      “小伙子不错,晓得这么多酱。”老头夸赞。我挺受用,但疑问仍在,“酒和酱掺到一起,行吗?不都成色酒,成酱油了?”色酒是我们家乡对带颜色的酒比如葡萄酒、桂花酒的叫法。

      “妈哟,你以为茅台酒像这个,掺的是煤油味?”老头摇了一下输液瓶,哈哈大笑,

      “茅台酒的酱香气,不是掺出来的,是骨子里带出来的。”

      “那它那个酱香,是哪种酱的香?”作为东北人,我是闻酱则喜,小葱蘸酱、酱焖鲫鱼、酱炒鸡蛋、炸酱面,不论荤素贵贱,只要饭菜里带一个“酱”字,我都热爱。如果不要酱票、肉票、粮票,敞开享用随便买,那就更好,简直快到共产主义,物资极大丰富了。我吧嗒吧嗒嘴,琢磨着茅台酒的酱香,跟我所知的哪一类酱比较接近。

      “这么跟你说吧,”老头喝了一口酒,让我也喝一口,“茅台的酱香天下一绝,你说的那几种酱,跟茅台的酱香又像又不像,把它们几个加到一起,让它们XX香,也香不过茅台。”

      老头话里的叉叉,是方言用语,我模仿不了,更听不懂,经他解释,大致知道是“使劲”的意思。

      香味跟人一样,还会使劲?酱兄酱弟手挽手,绷起肌肉“使劲香”,往死里香,多有意思!那也不中,不管用,好你个茅台,还真整不住你了。

      “茅台的酱香,是神仙酱香,”老头的声音亮起来,“不是随便哪个作坊,都能造出来的。”

      一个酱字,引出这么多话题,我大开眼界。

      “色酒,是你说的吧?”老头问。    

      “我说的。”                       

      “茅台酒跟别的白酒不同,仔细看,也带点色儿,是淡淡的黄,透明的黄,没有多年的酿造慢功,出不来这个色儿。”

      接着话茬,老头又告诉我许多匪夷所思的事,说茅台不但“挂杯”,而且“留香”, 杯子只要沾了它,即使过了一整天,空杯里照样闻得到香气。我被引入一个奇妙境地,都有点听傻了,对老头的家乡,那个出产茅台的仁怀,那个挺贵挺贵的贵州,向往得不得了。可是,他放着好好的地方不呆,孤身跑到东北边地,穷乡僻壤,想干什么呀?别是一个,一个特务,准备选一个薄弱环节,偷渡到国外。我身上植入已久的阶级斗争程序准备启动,感觉有点紧张。再一想,不对呀,贵州那里,也算边远地带,离国境线也不远,何必冰天雪地, 兜这么大一个圈子?

        胡思乱想中,老头举起输液瓶,“来,碰一下杯。”

        碰杯?没听错吧?这么简陋一个房间,哪来的酒杯?没等我问,只见他拇指为弓,食指为弹,弹子的弹,轻轻弹了一下瓶壁。

        原来是这么个碰法,没看出,老头还挺能整。我有样学样,拇指食指拢成圈,也在夜色中发出一声响。那声音说脆不脆,说闷不闷,不难听,也不悦耳,却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电影里的一些镜头,差点笑出声,神经随即松弛下来。电影里的特务,人那是什么派头,吃的是烧鸡,喝的是洋酒,怀揣一个便携式的金属小酒壶,方方的,扁扁的,带点弧度,又精致又贴身,哪像贵州小老头,用这么不专业的瓶子,装这么难喝的酒?

        但老头的碰杯方式挺诱人,碰了一次,还想再碰。每喝一口,我俩都在瓶子上弹一下, 我的指甲盖儿生疼,主动性大增,劝也喝,不劝也喝,有一次还紧紧把住瓶子,不知周转给对方。

      “慢点,”老头警告,“这个酒上头。” 

      “你们那个茅台,上不上头?”       

      “哪个上头,茅台都不上头。”他把瓶子放耳边一晃,像是在判断酒的余量,正色道,“别你们你们的,谁们啊?茅台的人,也未必喝得上茅台。”

      “怎么会,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那可不一定,”老头苦笑,“有时候,近水楼台先呛水。”

      他把被子往肩上一提,被角左一抿,右一抿,抿到颌下。窗外雪光映进来,挺单薄的身影,不过一个爱喝酒、喝穷酒的南方小老头,怎么看怎么不像特务。这么冷的天,老头请我喝酒,给我温暖,我却把他往坏里想,我成什么了?

      “茅台,你等着,我一定,一定……”借着酒劲,一股豪气涌上胸口,我的话有些连不成溜儿,思维也乱跑起来,仿佛茅台被什么东西锁住,正可怜巴巴望着我,盼我赶紧出手,放它出来。“嘭”的一声响,瓶盖窜上天,先给老头斟一杯,再给我自己斟一杯,还有谁,都来,全满上。林冲风雪山神庙,花枪上挑一个酒葫芦。我是风雪、风雪办事处,跟贵州老汉论酒香。手中握得温热的输液瓶,就是老头他千里走单骑的酒葫芦。里边的酒虽然不高级,但毕竟是酒,终归是酒,我的口舌生津,越喝越甜,先前那个混账的煤油味,再也闻不出来了。大概天地间真有一个神,专职负责酒的神,关键时刻一发威,入侵者不好意思,悄悄撤了。

      北风钻进窗缝,持续呼啸,却不再恼人,借而像是吹箫,为萍水相逢的饮者助兴。

      沉沉睡了一觉。

      第二天,很晚我才醒。

      天色大亮,墙皮上毛茸茸的,结了一层厚霜。老头的被子叠得规规整整,人已不知去向。这位我只知他姓李的老人,昨夜说的一切都挺美好,值得回味,只有一条他没说准—— 我们喝的那个酒,并不上头。此刻,我的脑袋清清爽爽,四肢伸展自如。

      可能由于我年轻,身体拥有很强的化解能力?再不,就是茅台,从老人口中说出的那个茅台,给我的内心注入了某种力量。

      我们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用一种世界上最神奇的酒,给普通百姓喝的最卑微、最廉价的酒,当了一回亦真亦幻的“下酒菜”。

      床头有一张展开的烟盒纸,背面的空白处写着字,显然是老人的留言:

        “从大杨树坐火车,到前达拉滨下车,那里有人卖木耳。”

      2018年6月19日海南清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