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仲夏我被聘为译员随本市一家装饰公司赴俄罗斯远东工作。纳霍德卡是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一座依山傍水、宁静美丽的小城。尽管经历着政局动荡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萧条,但是看上去纳市居民似乎生活得仍然富足而优闲。

       在我们临时居住的饭店附近有一处规模不大的自由市场,与国营百货商店相毗邻,设十几个由遮雨棚、水泥台组成的固定摊位。四周则零落着一些散兵游勇式的地摊儿。交易的东西多是些日用小百货、小食品、啤酒、饮料;有的货摊前只摆放着一小塑料桶土豆、一盆李子,或是几根黄瓜,一小堆洋葱。而国营百货商店前的小广场上经常有农场的大卡车满载着卷心菜、西红柿、土豆、洋葱——被在俄华人称为蔬菜中的“四大常委”。相比之下小市场便显得门庭冷落。常常是我们逛了几家商店回来,那些土豆、李子、洋葱、黄瓜仍然摆在各自的主人面前,静静的待价而沽,看上去颇似一幅幅静物油画。

       市场上的卖主并不刻意招揽生意,几乎没有一个人喋喋不休地做推销,顾客也便视若无睹,淡淡地浏览,缓缓地离去。我发现有几个货摊前只见货物,不见主人。便问一位近旁的卖主:这个货主同时有好几个摊位吗?回答是否定的。他指给我们看——原来该摊位的货主是位小伙子,正坐在离市场至少一百码以外的憩园内呷啤酒。细看,他的摊儿上摆着打火机、香烟、火柴、口香糖,还有几把儿童玩具手枪。恰逢这时候一位老者走到摊前,掏出150卢布压在打火机下,然后拿走了一盒香烟。这种烟可以戴着手套抽、被我们的同胞称为“大管儿烟”,当时的售价正是150卢布。这种自觉的交易方式堪称文明交易。

       同行前来俄罗斯考察的孙处长是位活泼风趣的妇人,极想尝试“文明交易”,怂恿我陪她就地“练一摊儿”。我向就近的摊主打探,意在了解一下当地政府对市场交易的有关条款、法规。摊主是位卖红菜头的姑娘,带雀斑的脸圆圆的,一头亚麻色长发,典型的俄罗斯女孩儿。开始,她好象不明白我所问及的有关纳税、市场管理等问题,待我稍做解释,她马上非常热情地答道:“想卖东西吗?拿来吧,放在这上面,就这样。”说着顺手递过来一个空纸盒箱,示意我们把要卖的东西放在上面,又拿来纸和笔教我们依照她那样,写上所售商品的价格。孙处长从随身带的小坤包中一一拿出:口香糖、巧克力、指甲油摆在纸盒箱上。咖啡口香糖是国内与韩国合资生产的那一种,当时国内的零售价是每条人民币2.2元,此时的标价是500卢布,折合人民币2元。长板果仁巧克力是上海出的那种,记不清国内的零售价了,我们标价400卢布,小金元宝巧克力每个售价100卢布,还有“大大泡泡糖”,每块50卢布。准备就绪,我们便俨然货主,立于摊前。开始只是有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并不买什么。

      “这种咖啡口香糖味道很好,不尝尝吗?”我不由自主地做起了推销。孙处长打开一条口香糖一一递给徘徊在摊前的年轻妇女们品尝。结果顷刻间6条口香糖全部售出。卖红菜头的姑娘要买泡泡糖,为了答谢,我们送给她一盒。

        姑娘问:“是韩国人吧?”

      “象吗?”

      “她,不用说,就是韩国人。”

       姑娘指着孙处长。原来她今天从头到脚都是韩国货。我译给她听,她笑笑,面露难色,自己竟打扮得象个韩国妇人。此时,我们的巧克力一直滞销,几经“动员”,顾客纷纷摇头而过。真得感谢一位在摊前观察了片刻的俄罗斯美人儿,她告诉我:这种长板巧克力的包装很不好,太简陋,尤其是小元宝巧克力的包装只有一层薄薄的锡纸,就我来说买这种包装质量的任何食品都不会放心的。

       我们恍然大悟。孙处长手里握着卖口香糖赚来的卢布,建议去吃冰激淋,让货物“自觉交易”。想起那位卖香烟的小伙子,他在离摊位一百码之外坐了足有半个小时。待我们每人吃了两个奶香浓郁的冰激淋,回到摊前,巧克力仍然一个不少地摆在那里。卖红菜头的姑娘笑着遗憾地摇摇头:无人光顾。

       该收摊儿了,孙处长把巧克力统统给了卖红菜头的姑娘,她谢了我们并建议我们每逢周六或周日可以去位于和平大街的大市场交易,那是一个管理完善的大型交易场所。我们对她表示感谢,不禁相视而笑。无论孙处长,还是我,“练摊儿”都是平生第一次,并且是在遥远的纳霍德卡小试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