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 油！ ”
尊敬的廖校长、沈副总编，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各位同学，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十年前，也在这个讲堂里，也是400个座位几乎座无虚席，为了研讨我的电视剧理论，我们国家的电视剧界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聚会，至今，我们记忆犹新。今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里，为了我的25卷书的赠书仪式，又是一次电视剧界的盛会，我相信，还会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
我首先要感谢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印行了我这25卷书！感谢我为之工作了50年的学校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为我举办这样一个隆重的我向弟子赠书的仪式，来张扬人类社会一个亘古不变的“薪火传承”的文化传统！感谢我门下历年各学历学位的一百多位弟子代表回来参加这个仪式！感谢两百多位朋友,特别是我武汉一中和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来见证这个仪式！当然，也感谢因为各种原因在国内外忙着各种事情不能过来的弟子们和朋友们对这个仪式的关注和祝贺！
关于这25卷书，我就不在这里说什么了，书里面有版本说明，有编后记，各位可以看。
因为是“交棒”给曾门弟子们“接力”，我今天特别激动，就想再对弟子们说说心里话。
我这大半生，虽然也风风雨雨的，但我事业家庭人生真的很幸福！事业里，第一重要的是，就是我在这所大学里奉献了整整半个世纪。我1965年7月从北大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毕业，碰上了北大“四清运动”，人事编制冻结，留在系里教书的计划无奈改变。高教部把我分配到了北京广播学院。从那以后，除了“文革”十年，直到2015年5月门下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我有整整四十年跟学生在一起，做一个认真负责的园丁辛勤耕耘。校内校外，弟子真的成千上万。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绝大多数弟子们都学有所成，用也称心。我至为动心的是，弟子们对我的感恩，他们的一些说法我甚至都认为是师生关系的某种经典性的判断和描述了。
比如，弟子们告诉我，后来做过中央电视台台长的黄惠群，在学校外语系做系主任的时候，听了我的课，对他们系的学生说：“我听曾老师讲课，简直就是一种美的享受！你们可要珍惜曾老师给你们讲课这种难得的机遇！”胡占凡、刘长乐他们1985年那个“专升本”的班，同学们说：“曾老师的课，笔记稍加整理，就是论文。”原先的学生都爱说：“真想回到学校去，在课堂上再听您讲一遍《再别康桥》，我们一起吟诵‘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新世纪的本科生，后来还要请我再给他们解读一次电视短剧《秋白之死》，他们说：“愿意再一次跟着我声情并茂的阐释一起泪流满面，让教室里再一次回响起来他们低声哼唱的《国际歌》的旋律为慷慨就义的烈士送行。”
又比如，弟子里，张开说：“能跟您做学生，是上苍的恩赐！”吴小岩说：“这一定是多少世的缘分呀！”好多弟子都说：“若有来世，再到您身边读书！”金洪申特别自豪地讲，他到一所大学求职，人家问他导师是谁，他一说出“曾庆瑞”三个字，对方立即表态：“好，不说了，我们要你了！”黄媛媛说：“曾门一日，足以让我们荣耀一生！”许多成了剧作家、导演、演员、制片人的弟子，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是：“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您改变了我的人生！”孙茜说：“毕业后，我终于又走到您身边来了！”从央视移民出去的郝娟，从新西兰回国发展，同学们问她：“你在那边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北京来再做影视？”郝娟回答说：“追随我的男神！”同学们再问：“你的男神是谁啊？”郝娟的回答是三个字：“曾庆瑞。”郎遐观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们人在四海，家在曾门！”还有就是，曾门弟子都称呼我为“先生”，大家的心意，是表示，他们想从我这里，感受一种既往时代的“风范”。
就因为这样，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的时候，我的感恩，就是一句话：“倘若真有来世，我一定还选择教师做自己的终生职业。”
今天再说这些，是想表达一种心情，我要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说一声：“曾门弟子们，我爱你们！”
这样，在交棒的时刻，我现在想就“接力”说一些感受。
一个是，平时交谈，有些弟子说：“我们都不年轻了，还能做出成绩来吗？”这就想多了！不必要了！我自己，做电视剧的事情，不仅半路出家，而且，起步的时候都53岁了！你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比我年轻得多！
关于年龄和岁月，大家都很熟悉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实，更有意思的是另外两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诗，不仅对老年人有意义，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人。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示》里的两句诗。大家知道，诗人白居易晚年的时候，眼睛和脚都不好，看书和行动多有不便，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送给他。刘禹锡主要是劝他说，白居易啊，细细想想吧，老也有老的好处，你要是尽情放松了，自然就会心情畅快，了无挂牵。不要说太阳到达桑榆之间就已近傍晚，太阳的霞光余辉照样可以映红满天！这掷地有声的一联诗，其实就是不服老，认为老来有老的好，老来也可以有所为！其实，比这更早，三国时代，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是这样的情怀。他们面对衰老都不消极悲观，还要志在千里。何况我们还在中青年时期呢？！我这大半生，大家都知道，我的座右铭之一，就是宋代诗人楼钥那首七言排律《次韵翁处度同游北山》里的两句诗：“相期更看水流处，步履未倦夸轻翩。”
有的同学还说，没有名望学术地位，也没有群团背景，媒体关系，也就是没有话语权，发文章出书都难。
这我理解。我自己也经历过。25年前，我写了一篇《通俗剧，要警惕后现代主义的偷袭！》，就遭遇了退稿。那家杂志主编说，文章写得很好，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像我这样公开点名尖锐批评过谁，所以不能发表。20年前，我写了那篇长文章《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北京城里就没有一家媒体愿意发表。18年前，我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话语权的情况下，写的一篇长文章《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与迷失》，批评尹鸿的“政治娱乐化”的谬论，甚至于还差一点被我们学校当时的主管领导封杀，理由是荒诞不经的“影响我们学校和清华大学两校的关系”。16年前，我在学校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亮出维护民族文化权利的旗帜》，还真是在时任校长的主使下被我们学校的一个研究中心封杀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当时甚至是这个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们的理由是我尖锐地批判了西方的文化渗透，他们说不出口的是害怕得罪洋人。直到这几年，我写文章、写书批评尹鸿的“轻时代”谬论，批评赵本山的“转基因”的二人转，还遭遇过重重的阻力！我的记忆里，至少有这六次遭遇！我都如此，何况你们同学？
坦白说，每每这种情况，我当然也不高兴，但是，我从来就不气馁。我心里有两个人支撑着，一个是苏轼，一个是王阳明。
大家知道，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少年成名，科考一帆风顺，但是他一生仕途却是大起大落，坎坷异常。上上下下之间，“元佑更化”时期，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升三次，一直做到正三品的大员，离宰相仅一步之遥，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顶峰。随后，又在著名的“洛蜀党争”中，一轮又一轮的政治灾难再一次降临到了苏轼的头上，一贬再贬，最后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就是儋州。最后遇赦召还，第二年就在江苏常州病逝了，享年才65岁。苏轼尽管一生命运坎坷，但他在文坛上却光耀后世，成为不朽的大文豪。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历史上，苏轼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文学家，也是一位有着巨大人格魅力的人物典范，他融合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格精神，性格正直、乐观而又豁达超然，一生际遇坎坷却始终屹立不倒，无论身居何处，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在屡遭不幸的一生之中苏轼的精神境界得到了不断的升华。他的 一阕著名的词《定风波》，传世，不朽，是我们修身养性的一盏指路明灯。词里说的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很多同学和朋友知道，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是我自我修养的格言。
再说王阳明。我们的人生里都有一个经验是，一场暴风骤雨过后，你要是抬头看天，看到的是朗朗乾坤，雨后彩虹，以致蓝天白云，风和日丽；你要是低头看地，看到的一定是残枝败叶，淤泥积水，以致满地狼藉，心似沉渊。王阳明是前一种人。王阳明28岁中进士以后开始也是仕途顺利，但是，35岁那年，他遭遇自己人生的一场大雨，一场生死攸关的倾盆而下的特大暴雨。出于义愤，他上书皇帝言政，触怒宦官刘瑾，被打四十廷杖，还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当了一个不入品级的驿站小官驿丞；而且，离开京城后，刘瑾派了手下暗中跟随，寻找机会加害。王阳明在钱塘江边抛下衣物，装出投水自尽的假象，然后搭乘商船去舟山，这才脱险。不料，途中又遇上飓风，被大风刮到福建边境。上岸后跑了几十里的山路，夜晚去敲一座寺院的门，要求借宿，被一个和尚拒之门外。他只好找了一个没人管理的小庙，靠着香案睡觉。半夜里，突然来了一只老虎，绕着走廊大声吼叫，却没有进去。第二天清晨，那和尚想他一定被老虎吃了，却发现王阳明安然酣睡，喊他才醒。和尚吃惊地说：“你一定不是平常人，否则怎么会没事儿呢？”就请他进寺。在寺里，王阳明遇到了一个曾经与他有一面之缘的道士。道士为王阳明卜了一卦，得“明夷”卦，告诉他“君子利艰贞，晦可明”，意思是君子只要坚守自己的贞操，就能度过艰难，黑暗终会过去，光明终会到来。王阳明决定先到南京探望父亲，再赴任贵州，离开时在寺院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把所遭遇的凶险艰难看成是天空中的浮云。到了贵州龙场驿站，困难重重，没有居住的房屋，人生地不熟，与当地居民的语言又不通，因为水土不服，不久，随从们都病倒了。王阳明生火做饭，照顾生病的随从，并且唱歌给他们解闷；开荒种地，与当地的居民交流沟通，并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王阳明不忘时常静坐，思考自己苦苦追寻的圣贤之道，“如果圣人处在这种环境下，会怎么做呢？”终于，一天夜里，他大彻大悟——“圣人之道，本心自足！”于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思想——王阳明“心学”就此诞生。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的故事。时间一久，当地居民与王阳明的关系非常融洽，为他建造了“龙岗书院”，四周学子纷纷前来求教。这一切，为他日后得以迅速复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说明，王阳明在“狂风暴雨”过后，选择了“抬头看天”。
其实，这种“抬头看天”的智慧，是一种隐忍等待的韧劲，是一种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度，是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胸襟。这种朴实的智慧其实也就是古人说的“君子居易以俟命”，在无法逃避的困境中，保持平静的心态，默默地努力，以顺应不断变化的局势，等待机会的到来。人生是没有真正的绝望的。绝境之中的你处于什么样的心态，都将决定最后的结局。
大家想想，树木花草现在都要枯黄败落了，然而，整个冬天，它们都在平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全都生机盎然，芳华灿烂了。流水到了绝境，没有退路了，就会飞瀑直泄，壮观得让你“疑似银河落九天”！天上星河璀璨，星空浩瀚，全都是在黑夜到来之后才尽情弥漫，挥洒浪漫的。我们人生，生活的道路不可能永远是坦途，必然会遇到令人无奈的困境，甚至是人生绝境。我们也应该珍惜“置身绝境”的转机，将绝境转化为佳境。真的可以说，好像是到了绝境，没有退路了，其实，转机也就蕴蓄在里边了。我就常常想，哪里有什么可以直接登顶的高山啊？就算坐缆车，不也要从山下往上攀登吗？远的不说，我78岁那年走恩施大峡谷，就是从“云龙地缝”上来坐缆车到了对面300米高的七星寨的 。大家想想，天再高，又怎么样？你踮起脚尖不就接近了太阳一步么？要是到了西藏，你不就到了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了么？
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比如说，20年前，就在我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时候，学校和央视还有国际台，在石景山一家宾馆举办了一个大型研讨会，研究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战略。时任学院副院长王纪言就安排我做了一个演讲，我讲了中国电视剧艺术发展战略的问题。除了指名道姓批评了一大批作品，我还指出了当时电视剧市场已经出现的混乱，应该做好大量的整顿和规范的工作，电视剧不能一味迎合观众的非正常心理和的格调情趣，用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去酿造一种浮躁不安、浅尝辄止的社会欣赏心态，冲击和破坏健康的、正常的社会欣赏行为，而引诱一些意志薄弱的欣赏者和这一类作品所暗示的种种恶行秽语同流合污，一起趋向精神崩溃和人格堕落，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我还指出，作为特种行业，国家主管部门应该有一套特殊政策，应该有更有效的调控能力。要规范电视剧艺术市场，建立电视剧艺术生产、播出、发行分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时，我还说到，要大力开展健康的、有益的电视剧艺术的批评。我指出，当时的电视剧作品，总体上显得质量、水平不高，跟我们的电视剧批评不够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往往是拍出来一部作品，就请出几位评论家，大宾馆一住，或是录像带往家里一送，好吃好喝好玩，加上一个装了钱的信封，我们的评论家就炮制出一篇篇的说尽好话的文章来。结果，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其实，这些评论家都在干一件蠢事——“捧杀”! 这比“骂杀”还有害，还要加紧把它铲除！演讲中，我还呼吁在电视剧艺术从业人员中实施人才工程计划。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演讲一炮打响，现场引起的轰动情景，往后这二十年，再也没有见过。很快，包括当时广电部的内刊《决策与参考》，艺委会的《中国电视》和好几家外省的刊物，都发表了这篇演讲稿。这直接促成了“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这个口号、这面旗帜的问世。
演讲之后不久，素不相识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的朋友找到我，约我写稿，综述中国电视剧的问题，特别说，不限字数。我于是写了三万多字的长篇文章。 19年前，这家学报，一个字不删，也一个字不改，分两期全文发表了。随后，批评尹鸿的“政治娱乐化”谬论的文章，在仲呈祥、王伟国、周星三位教授的力挺下，当然也在我坚持斗争下，还是在我们学校的学报上发表了。舆论认为，这是事关中国电视剧发展的一场重要论战。
事后多年，在一次会上，仲呈祥同志还当面批评尹鸿说，你不知道你的“政治娱乐化”害了多少人！再往后，被我们学校那位校长指使封杀的维护民族文化权利的文章，长春电影节的主办方，时任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殷丽侬同志长影副厂长韩志君同志，他们夫妇俩，给了我一个在电影节的高峰论坛上演讲的机会。我就这个话题慷慨陈词，坐在台下的时任《文艺报》副总编张陵同志，立即约稿，要求回北京后一个星期交稿。于是，在《文艺报》时任总编辑金坚范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这篇文章几乎用一整版的篇幅见报，我总算公开举起了又一面大旗——“保卫国家文化安全！”这篇文章也成了2002年《文艺报》的年份标志文章。
过了一段时间，教育部还在一个大学组建了相应的研究机构。真不知道当年封杀的主谋，后来受撤职处分的那位校长，是不是知道自己差一点因为封杀这个思想这个口号犯了罪！再往后，我遇到的贵人就是山西《名作欣赏》的常务副主编傅书华同志了。我批评尹鸿的文章，是他们杂志分两期一字不改全文发表的，还写了编者按，做了很高的评价。还有批评赵本山的长篇文章，也是他们发表的。还有《中国杂志》的主编王山同志和杂志影视版主编颜慧同志，朋友们都说，2015年，他们约我写作批评当下中国影视乱象的文章，不限篇数，每一篇也不限字数，任由我写，也是罕见的。倒是我，连续发了五篇七万多字之后，不好意思再占用他们宝贵的版面，停了下来。今天，王伟国同志，殷丽侬、韩志君贤伉俪，金坚范和张陵同志，还有颜慧同志，傅书华同志的代表都来了，我要向你们表达我特别的敬意和谢意！
其实，古训就说得很清楚了。大家不是都知道南宋陆游的《游山西村》里写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么？我们的生活经验有一条是，我们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像水；如山你就坚定，像水你就能曲达。一定要有理想，有梦想，敢做梦，会做梦。电影《少林足球》里有句台词挺有意思的，说的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我想，我门下的弟子们，大概没有一位愿意被人叫做“咸鱼”看成是“咸鱼”的吧？可以说，努力让梦成真，实现理想，是你的本事。你一定会认同到苏格拉底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最快乐的，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好了，说到这里，我也要指出来，有贵人帮助，只是外因，内因就是我们自己有为，正所谓“有为，才有位。”
我想就这个话题提倡一下“雨伞”现象和精神，还有连带的“遮阳帽”现象和精神。什意思呢？我讲讲自己的经历。
刚才说了，我78岁的时候，走了一趟可以和美国科罗拉多峡谷媲美的我们湖北的恩施大峡谷。那天，分两段时间，用七个小时走完的。不说平地，路边刻写的记录，光石阶，就将近九千级。走过其中的“绝壁长廊”的时候，风雨交加，我撑起了一把雨伞。你们想想，这雨伞，不为我挡风遮雨，我会把它高高举在头上么？今年国庆长假，我虚岁82了，跟孩子一起去了埃及，为了寻访古埃及文明，平生第一回，在尼罗河沿岸的沙漠里遭遇了摄氏43度的高温炙烤。我这个来北京62年都不爱戴帽子的人，在那边，却天天都戴了一顶遮阳帽。你们也再想想，它要是不为我遮挡太阳的高温，保护我不会被强烈的紫外线灼伤，至少是不晒得脱皮，我会把它高高地戴在头上么？我觉得，我们都要跟雨伞跟遮阳帽学做人。一定要为别人遮风挡雨，遮太阳，别人才会把你高高举起来，好好戴在头顶上！也就是说，拿电视剧作品的创作和评论研究来说吧，你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观众和读者不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我想引用中央政法委下属报纸《法制日报》10月13日发表文章力挺崔永元的一段话，就说明我们应该怎么做了。这段话说的是：“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明白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事实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博爱；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面临的风险和不幸告诉大家，是一种善念……”只有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沉挚爱的人，才会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只有怀揣光明的人，才会去发现和揭露生活中的龌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现代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今天这个“交棒——接力：薪火传承”的“交棒”人，我现在要对“接力”的弟子们说的一句话是“加油！”
这“加油”两个字，有一个故事是：清代嘉庆年间，有一个举人张瑛，一生为官三十多年。他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每到午夜，交更时分，他都会派两个差役挑着桐油篓子巡城。如果看见哪户人家有人在挑灯夜读，就去帮他添一勺灯油，并且送上鼓励。这就是“加油”的由来。而张瑛的儿子，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同学们，年轻人，让我们向张之洞的老爸学习，一起“加油”！
最后，有弟子问我，当下，中国的影视界，就是一个“寒冬”的季节，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要另外再说，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咱们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处王栋涵处长跟我说起来可不可以就这个“接力”的势头做个讲座的时候，我一口答应，并且说了个题目是：《在当今中国的影视界，我们从哪里兴奋起来？》他认可了，现在廖祥忠校长也支持。在这个题目里，我会围绕24个字说说我的看法，提出我的建议，供大家参考。这24个字是：“厄运难逃，命有一劫”；“物极必反，乘势弄潮”；“冬去春来，走向明天”。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里。
2018年10月19日清晨 7848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