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君德利,是爱玩儿会玩儿而又玩儿得很大发之人。
  毕君为沈阳人氏,现供职辽宁社会科学院低碳发展研究所所长,这个单位这个职位,无需天天去坐班,他便有了大把的时间来进行各种玩儿。
  打小牌喝小酒等平俗之玩法儿,他从不沾边。熟悉他、和他共朋友圈的人都知道,毕君的玩儿,主要是“行走”。走遍沈阳走遍辽宁走遍中国,还“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他的行走非常走心和用心,颇有设计感。只要行走,他都会在朋友圈中晒照片,摄影技术相当不错,无论构图还是用光,都直逼专业水准。还分地域设计了不同名称的栏目,在家乡沈阳行走,栏目叫“认沈识阳”,在辽宁行走,栏目叫“行走辽宁”,在中国行走,栏目叫“中国——亲身旅行和亲眼所见”,在外国行走,有“土耳其之旅”、“入埃及记”和“俄罗斯之旅”等。整个就是一本微信朋友圈旅行杂志。
  认识毕君仅半年多的时间,在朋友圈中就看到了上百期专栏、上百次的行走。去年夏天,去俄罗斯开中蒙俄三国智库论坛高峰论坛,他从西伯利亚铁路坐火车,一站一下,考察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今年1月20日,他去蒙古国参加一个有关中蒙铁路建设的研讨会,晒出了大量会议照片,就连温都尔汗那个摔过一架中国飞机摔死几个中国人的地方,他都去了。春节前,他带上爱人自驾,就像央视国际频道远方的家栏目一样,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沿中国海岸线来了一次“沿海行”,最远开到了海南岛,除夕夜和初一都是在路途中过的。
  看他的朋友圈,发现他好像总是在行走,总是在各地各种玩。似乎从不务正业。然而,毕君可真的不是在瞎玩闲玩。人家一边玩着,一边玩出了相当大的名堂,玩出了大建树。让人不由得各种羡慕嫉妒恨。
  看看他玩的那些大名堂和大建树吧:
  发明一个大经济圈,首议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防雾霾口罩国家标准的制定也出自他的建议。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此来展开中国伟大复兴的世纪棋局。毕君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伟大战略将给中国也会给辽宁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当辽宁因地处东北亚,远离人们印象中的传统的丝绸之路,许多辽宁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机遇时,毕君却提出辽宁一定要搭上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2014年中国国家外交部一位处长到辽宁来讲解一带一路战略。座谈会上,一众官员和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话题表现木然。独有毕君一人发声,讲出了与那位处长不同的见解和思路,引起从善如流的处长强烈反响。从此,毕君进入了外交部的视野。他是辽宁省最早研究“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成果还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采用,为中联部完成中央交办的习近平主席出席“中蒙俄首脑会晤”等相关任务做出了贡献。
  越明年,中蒙俄三国联合召开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高层论坛,有关部门指名道姓,推荐他参与组建“中蒙俄智库联盟”并为常务理事。在论坛会上,毕君抛出一个独到的观点和建议:中蒙俄三国充分利用地缘优势,携手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新通道”建设,即建设由新通道构成的铁路环廊,进而打造“中蒙俄经济圈”。
  所谓中蒙俄经济圈、中蒙俄经济走廊新通道,是从连接俄罗斯第一亚欧大陆桥的蒙古国额仁查布至乔巴山铁路开始,新建一条由乔巴山经霍特、毕其格图,再经中国境内口岸珠恩嘎达布其,通过巴珠、巴新铁路,最终由锦州等港出海的国际大通道。通过连接中国境内已有的京哈和哈大铁路等,形成一个铁路交通大闭环。中蒙俄经济走廊新通道将是中国通往欧洲的又一条新通道。
  蒙古国与中国毗邻的南戈壁、东戈壁、苏和巴托和东方省,蕴藏丰富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已探明有80多种矿产和3000多个矿点。主要有煤、铜、铁、锰、铬、钨、钼、铝、铅、锌、汞、铋、锡、砂金矿、岩金矿、磷矿、萤石、石棉、石墨、云母、水晶、绿宝石、紫晶、绿松石、石油、油页岩等矿产资源。已开采并具有相当规模的矿产资源,有有色金属、黄金、煤和萤石等。
  蒙古国为使上述资源销往国际市场,计划修建塔本陶勒盖矿区——赛因山达、赛因山达——霍特煤矿、霍特煤矿——乔巴山、霍特煤矿——诺木日格、霍特煤矿——毕其格图口岸(与我国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对应)、塔本陶勒盖煤矿——嘎顺苏海图、那林素海图煤矿——西伯库伦等八条计1900余公里,通往出海港口的铁路运输通道。其中,毕其格图——霍特——乔巴山铁路,即是联通中国和俄罗斯第一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通道。
  辽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有许多资源型城市,是比较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近年来,辽宁老工业基地逐渐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枯竭。如果能得到来自蒙古和俄罗斯丰富而充足的资源,辽宁老工业基地原有的工业体系就可以继续运转,然后再信息化、智能化、新型工业化升级,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也就大有可为了。在此基础上,毕君还提出,应该在蒙古国建设霍特工业园,把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资源进行初加工后运出来,这样,辽宁老工业基地过剩的优质产能就有了释放之地,蒙古国也会从中获益,拉动就业和税收,从欧洲过来的货物经蒙古过境,蒙古国还能收到颇为可观的过路费。
  毕君自2006年开始从事科研工作,其科研的切入点,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在他还是实习研究员时,就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并完成了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课题——《辽宁资源型城市转型经验研究》。通过课题研究,他对辽宁的资源型城市和资源衰竭、枯竭地区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了深入了解。
  在把握国情、省情的基础上,他建议省委、省政府以辽宁省为申报主体,以沈阳经济区为体量,申办国家“统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工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后,经过全省上下一年多的不懈努力,辽宁省终于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沈阳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沈阳经济区战略的确立,他既是首议者又是辽宁省向国家报送《最终方案》的5人工作组成员之一。
  通过对国内外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大量的经验表明,可再生能源是资源型地区转型重要的接续替代产业。通过研究可再生能源,他又涉入了低碳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2009年,他预测出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将会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工作布置,辽宁省的低碳减排工作走到了全国前面,因此被国家批准为“低碳试点省”。根据他的建议,省发改委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处,辽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低碳发展研究所。
  根据《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额外性”的规定,他对物种、智能电网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均得到省领导的批示和肯定。还在2007年提前9个月预测出美国“次贷危机”会危及中国。他就此撰写了研究报告,指出了即将出现的危机会危及中国,提出了应对的策略。这些策略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与措施又基本吻合。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大面积的雾霾污染,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未能幸免。人们在雾霾天出行时都不得不戴上口罩。“防雾霾口罩”国家标准,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制订和颁布的。
  12年间,他主持完成各类课题18项,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篇;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以上内参获得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5件,在其他内参获得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4件,以第二、三作者身份获副省级领导批示2件;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获得省、市级规范奖9项。
  短短12年间,毕君就玩出了这么大的名堂、这么多的建树,在国际智库界令人侧目。要知道,一个智库专家穷尽一生如果能拿出一项有重大影响力的独到建树和成果,在业内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存在了。60多年前,美国兰德智库就因成功分析预测出中国将会出兵朝鲜而名声大噪,直到今天还在全世界得瑟着。
  像毕君这样接二连三地“放卫星”,在国内智库界实属罕有。一个沈阳经济区,对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个中蒙俄经济圈,更是会促进辽宁与“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与蒙俄两国经济的深度融合,增强中国在东北亚的话语权,甚至会影响整个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格局,影响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国运。就连防雾霾口罩国家标准这个看上去并不特别大特别起眼的建议,至少也会造福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健康。
  他是什么来头儿,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既不是留洋海归博士,也不是国内知名大学的学术精英。无论是在学历上还是学术上,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小白”、十足的“屌丝”。他人生经历复杂而曲折,他的每一次建树都是一次成功的逆袭,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男版的“大长今”,称他为“励志哥”,一点都不过分。

  今年53岁的毕君,正经在学校念书,只有六七年的时间。初中毕业后一年多,就参军入伍,没有上高中,更没有考大学。服役四年后,以战士身份复员,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当过车队队长、普及培训部秘书、机关党委秘书、团总支书记等。在车队当队长,他是社科院史上最受欢迎的车队长。当团总支书记,他搞的活动常常被省直机关团工委当作典型经验进行推广。他还以惟一的团总支书记的身份,成为省直机关团工委的委员,按惯例必须是省直机关大厅局的团委书记才有资格来当这个委员。
  38岁时,提前内退离开社科院,先后在几家民营企业任总经理。几年后因政策原因,他结束内退,从企业回到社科院,进入省情所从事科研工作,做实习研究员,
  41岁之前的人生,他在一次又一次换岗位、换工作和换单位中度过,从没做过科研,在学术上是一片空白。他的学历,也是工作后在党校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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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折腾,在多家民企工作的经历,让他对国情、对经济政策给企业带来的正负面影响等,有了直观和直接的认识,虽然正经上学的时间不长,社会大课堂却给了他非常充足的知识储备和智慧营养。不管怎么换工作,换什么岗位和什么单位,有一个好习惯他始终未丢,那就是“玩儿”。
  一个学者,不在书斋中做学问,却经常到处跑到处玩儿,怎么看都像是不务正业。但是毕君却说:我从事的是经济领域实用型课题的研究,要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为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的正确决策提供建议和依据,这就要求社会经济的情况要真实准确。建立在虚假数据和情况上的建议,对经济建设、对社会发展与稳定都有百害无一利。所以,我就不能坐在家里闭门造车。
  他的玩法儿,不是一走一过到此一游式的,而是走到社会第一线和最基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城市的街头、农村的田野、工厂的车间、景区的名胜,都是他关注的地方。在一次次的玩儿中,他了解到了最真实的国情、省情、市情、乡情、厂情和民情。他的这种玩法儿,其实正是许多社会人文学科所必须做的田野调查。在这种看上去像是玩儿,实际上是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毕君发现了许多在文件和书本上发现不到的问题,也发现了许多官方文件和报纸记载错误或与实际不符之处。一次到中蒙边境口岸调研,这个叫做二卡的口岸,在官网和报纸上,都写着非常热闹繁忙。但是他在口岸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这个口岸所谓的热闹和繁忙,不过是对口岸建设完成后的预期报道,实际上它根本就没有完成建设,也从未投入使用。在另一个口岸,他从一个名叫王君的留守人员的口中,把那里真实情况全都掏了出来。到后来,连当地业务主管机关的人不掌握的情况,他都能娓娓道来。这种情况,他在实际的调研中,经常能够遇到。因此,对于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他格外重视。他把这种调查研究的“玩儿”,当做自己科研最重要的第一步,从不敢掉以轻心。
  他的科研建立在扎实丰富的调研基础上,成果建立在对社会经济最真实的第一手情况和数据的准确掌握上。他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田野上的“行僧”。学问和学术成果,就是在这一次次的玩儿中、一步步的行走中,玩了出来、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