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来到北京，是2005年五月。目的有两个，一是带着妻儿回老家休假，二是参加一个颁奖会。嘉峪关到北京的车越过河西走廊、腾格里、银川以及内蒙、山西境内，从张家口和燕山进入京都。单位办事处就在西站附近的羊坊店路附近。安顿下来，办事处同乡请吃饭。他叫安平。1991年冬天，沙河市蝉房乡，只有我和他，告别南太行，穿着绿军装，一起走州过县，几天后在甘肃酒泉下车，尔后又冒着漫天雪粒，在干硬的风中，走进了巴丹吉林沙漠。

 

　　临行时，老娘对我和安平说，咱这里就你俩，到部队，你们要像亲兄弟一样，相互帮衬着点。我也信以为真。至于安平怎么想，我难以得知。在沙漠的生活枯燥，唯一满足的是不用担心衣食。可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欲求之后，命运的空茫与纠结，精神向度与现实的冲突，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境界。我和安平虽不在一个单位，但交集甚多。多数时候是我去找他。他在饭堂多年，每次去，都能满足我的口欲。我一直在机关做技术，还有一些政治工作的边角料。

 

　　在沙漠，时间是缓慢的，慢得要深入骨髓，也像是轻浮的灰尘着地。看到的每个人都像是从旧照片当中走出来的一样，灰头土脸，还散发着一种简单的气息。几年后，通过不同方式，我们俩都留在了部队。再而各自成家。某一年，他去到单位驻京办事处，直到离开部队。

 

　　因为这层关系，到北京，心里就有了一点依靠感。我也始终坚信，一座城市于一个外乡人而言，亲切感和安全感大抵来自这座城市当中一个或者几个熟稔的人。但熟稔还完全不能够使得人倍觉温暖，必须要有一种真诚的情谊，甚至一些异常暧昧的东西在内。此前的2004年春天，我到位于北京西郊的指挥学院培训。那所院校旁边，就是著名的颐和园。在梧桐花和木棉树，以及东风垂柳与芍药花当中，我和一位同学去了颐和园，转了一大圈，只见人多，只见旧朝的建筑横亘其中。所有的传说似乎都是慈禧的。这个女人，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那双手上暴长的指甲，还有一脸木然而内心幽暗与凌厉的古老形象。我也一直觉得，她那长指甲之下，一定藏了太多的血，至今腥气不散；她那张木然的脸，尤其是无神的眼睛当中，也充满了阴鸷和杀戮，自闭与囚闭。

 

　　在那所院校，认识了很多人，是战友。我一个人，也在北京各地乱窜，自我感觉像是一只狼，在午夜的街道，在灯光辉煌而人群暗淡的饭馆，和一些师友吃饭，说些不着调的话。自诩是文学新秀，但北京的一切都对我无动于衷。自觉很真诚，但真诚在这座城市显然是奢侈品。遇到的人都很好，他们谦卑、宽容，对我的过激言辞要么一笑了之，要么微笑着纠正。

 

　　与此同时，我在无意当中，一种诀别已久的情感袭击了我。在此之前，我毫无防备也毫无预感。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那时候我还是纯粹的，忽略肉身这个基本生命依据和凭证。可我没有想到，当她降临，我竟然很快缴械投降，并且严重进入角色。在课堂上写诗，课余短信和电话，酒后一顿乱说，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倾泻出去。有几次在大街上泪如暴雨，在课堂上看着窗外高大的树木写诗，自己把自己感动。那时候，我才发现，尽管三十岁了，我还是孩子；尽管我做了父亲，我还是一个会为其他女人动心并且热爱的人。

 

　　内心是愧疚的，也很绝望。对于我来说，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从一开始，我就认定，爱人是我此生甚至来生最偎贴的女人，她之外不复再有！可人就是很奇怪，明知一些事情错了，但还要错下去，并且异常决绝。好在，一个月的北京转眼就没了，只是春天愈发深刻，热和燥热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年的必然主题之一。我至今还觉得，那一次在北京的经历，可能是我最为伤筋动骨的。

 

　　所幸，再多年后，那种热切与狂烈，绵延的疼感和愧疚也在前几年烟消云散。同时我也知道，那是必然的，也是唯一的途径。但我相信，人这一生遭遇的事情，有开始，但没有终点。因此，我也确认，只有肉身消失，每个人在世间的事情才会真正的终结。也因此，人和人之间的某种纠葛必须要和世俗合拍，否则，世俗必将反手一击，将那些如同求仙修道的纯粹人，弄得遍体鳞伤、万劫不复。

 

　　在现代文学馆领奖，见到几位至今有联系的师长；但在当时，我一直有个观点，即写作者，作品是唯一的价值地标和圈内通行证，其他方面的功夫，当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当其他人忙着请人签名的时候，我安坐不动，甚至没给那些名满天下的谦卑说一星半点的话。尽管，他们的成就了如指掌，但我这种自行其是的性格，使得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投机，抑或从其他方面套取更多报酬的人。我也一直觉得，一个写作者重要的不是此刻抵达，而在于路上的不断历练和自我丰沛，不在于一时半会地爆得大名，在于是不是真的百炼成钢和自我得道。

 

　　晚上和几位同是外地来的朋友聚会，还意外地认识了诗人蒋雪峰。几个人在中国作协招待所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去拜见了一位宽厚的师长，再逛了一些胡同。晚上回到办事处，与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一起，订了次日回老家的车票。晚上再和安平喝酒，谈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最主要的还是单位内外的各种人事。回到老家，感觉一切都变了模样。城市和乡村，况且是京都和最偏僻穷困的北方乡村之间，从形式到内容上说，都隔着一道比人心还幽深的鸿沟。

 

　　我出生并至今一次次回到的南太行乡村到处都是尘土，风在大地及其所有生灵之上吹动，枯败的北方用悲恸的声音对这个世界发出各种各样的反抗之声。因为寒冷，洗澡是很奢侈的。因为交通闭塞，走路是最经常的。回家前几天，我和妻子，还有弟弟，背上柴架子，到山里把父亲春夏时节弄好的柴禾背了回来。我现在还记得，从没有背过柴架子的妻子是最积极的，她说；我们闲着也是闲着，不然的话，等父亲回来，也还是他去干。不如先替他干了， 他回家来，就可以好好歇着了。

 

　　我清楚记得，那一年，父亲还在武安的一个村子给人家盖房子，当然是挣钱。腊月二十六，他趟着大雪回来了。站在对面马路上喊弟弟的名字。我听到，连续跳了几个两三米高的堤堰，又窜过河沟， 在一面斜坡上把父亲迎住。替他挑了担子。回到家，我就开始炖羊肉，把买来的香烟给他，还有各种吃的。

 

　　父亲是劳累的，一生如此。但总是手脚不闲，不论何时，他都在干活，好像生来就是要和乡村的土地、山坡过不去一样。就像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在那座村庄和大地上，用身体重复同一种苦难。

 

　　春节后，我们又要离开了，再从邢台到京都。到办事处我才知道，我的脖子上已经积攒了很多的灰垢，而且很明显，浑身上下散发着柴烟的味道。这与京都格格不入，尽管这座城市隐藏的脏随处可见，即使最隐蔽也赫然在目，只是有些可以言说，有些只能在心里明了罢了。

 

　　还是在羊坊店路办事处，安平已经为我们买好了返程车票。那时候的火车，端的是一票难求，还曾经请利文买过。洗了一个热水澡，用搓澡巾把自己剥了一层皮，才觉得自己与这座城市有了某种般配和默契感觉。或许人就是环境的动物，一时一地当中，总包含着无限滋味与可能。当火车带着我们一家再次穿过燕山，向着塞外奔驰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北京，在很多时候，很多的人，是留不下自己的任何痕迹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会刻意挽留异乡人。尽管，大地从来都是连成一片，不分远近你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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