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豫交界,漳河岸畔,有三台村,土旷野衍,鸡犬相闻。我翘首远望,稍存迟疑,轻轻迈步,一脚踏入了这个北方最大的都市。

 

    一

    一个村,北方最大的都市!把二者联结起来的,是那个响亮的名片——邺城。

    邺者,大业之邑也。按照中国汉字的构造,“阝”在字之右旁,乃“邑”之义。几千年前,华夏始祖黄帝之孙颛顼帝,有孙女曰女修,其子大业居住於此。做为帝室裔胄,身份清贵,载于坟典,因此邺之源薮,传统而高贵。史传,大业为其母吞玄鸟之卵孕育而生,故尔秉赋卓异,儿子伯益以玄鸟为图腾,繁衍出一个新的部落——嬴,其后裔分为二支:秦和赵,在春秋战国的中华天空,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英雄话剧。而秦,更铁血贲张,所向无敌,最终把中华历史带入了帝国时代。邺地,作为中华第一帝国之祖庭,当之无愧。

    邺地变为邺城,则在嬴姓西迁立足,秦氏由附庸升为诸侯之后。因犬戎的侵掠,周室东迁雒邑,虚授故地与秦,秦氏浴血奋战,乘势崛起,独霸西戎。而华夏之邻戎狄,包括赤狄和白犾,乘虚向新的王畿进犯,王室多故,邢卫惨破,诸夏危急,紧急时刻,齐桓公“拥王攘夷”,筑夷仪以存邢,城楚丘以迁卫,征孤竹以救燕,阻荆楚于召陵,为华夏民族的生存奔走四方,并主持修建了邺城:“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管子•小匡》),从此,一座崭新的城市——邺城耸立于河朔,成为王室藩蔽,正式载入史册。

 

    二

    约二百年后,公元前422年,一个刚明睿智但似乎有点滑稽的人,来到邺城,开展了一次运动,使邺城荣耀地成为中华历史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起点,这个人叫西门豹。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广为流传,耳熟能详。其中蕴藏的中国文明脉络,极其深刻。每次想起这个新邺令,将巫祝、三老及他们的弟子等神权代表抛进漳河,并恭敬的站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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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静等回信,就忍俊不住,同时也陷入深思。巫术,是古代原始宗教的称谓,它以神秘和迷信的方式,影响甚至左右世俗生活。这段史实证明,至少在战国初期,我们先民的现实体制中,神权和王权是并行的,或者说神权在世俗生活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他们大造舆论,装神弄鬼,在迷信习俗的外衣下,横敛资财,坐地分赃,戕害百姓,以至人民逃窜,田园荒芜,这样的行为不知流行了几世几代。河伯娶妇那天,西门豹言语并不多,却因势利导,出人意料,以劈雳手段,一举革除了多少代的恶习,此后再无人敢提此议。大凡革新之道,思想为先,这个转弯过程,动作之速、运作之巧,成效之丰,雄冠今古。

    西门豹应该是不善辞令的人,最起码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讲家。那一天他并没有说几句话,后来决定兴修水利,造福邺城,认为“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不顾民怨,用行政手段组织民众修建十二条水渠,既除漳河洪涝之害,又得河水灌溉之利,功绩与李冰可比肩胛。此后邺城田地丰植,民人富足。除了不宣传,他向上汇报也很少,也懒得与魏文侯身边的红人沟通联络感情。所以尽管他治邺很成功,百姓交口称赞,魏文侯得到的消息却是反面的。如果不是魏文侯贤明,如果国君懒政不去实地调研,如果魏文侯偏听偏信,如果……,西门君可能就是最早的冤大头,好在史实没有这些如果,西门豹於此大展雄才,邺城迅速发展,为以后成为北方中心、第一大都市,乃至首都,打下了基础。从那时起,百姓自觉地在邺城给西门豹建了专祠,世世纪念。那十二条渠,至少到汉代,仍在造福人民。当时官吏想修通驰道,以水渠横隔,很不方便,欲有所更置,却遭到当地民众强烈反对,“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可知西门豹威信之著。史载“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

    西门豹把荒芜之区,建设成为富庶之邑,名闻天下,当然是“贤大夫”。其为政之道,行事风格,思想情操,政治智慧,可圈可点,其卓越才干,在当时即被称道。西门豹的另一个典故,是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一个两字成语:韦弦,韦即指西门豹。《韩非子 观行》载:“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韦是兽皮做成的皮绳,西门豹常以此警戒自已。弦指弓弦,赵简子的贤臣董安于性宽缓,所以常带一张弓以自急。以此可知西门豹是个能力、品性双修的人。魏文侯晚年,翟璜与公子成竞争丞相之位,逢人就讲自已有知人之明,以举荐的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皆国之干成,来证明自已慧眼独具,能担当丞相大任。因此西门豹无疑是古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水利专家,值得深入挖掘,大书特书,司马迁仅将其列入《滑䅲列传》,不太妥当。

 

    三

    600年后,邺城再次走进华夏中心。

    一个重要原因,是邺城位于冀州。据传4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轩辕黄帝依山川大势,“割地布九州”。大禹治水成功,分天下为九州,冀州位列九州之首。《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壸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区域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辽宁、陕西及内蒙一部,几及天下之半,为华夏先民活动的中心。“冀,北方之州也”,“冀地有险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故曰冀州”(希望之州)。汉代一统,冀州从一个地理概念转为行政区,治所长期在信都(今冀州市),但命运垂青,邺城脱胎换骨,终于成了邺都——冀州中心、天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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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东汉末年,关东联军盟主渤海太守袁绍,在酸枣喝了几天酒,回去的路上,用阴谋计赚韩馥,窃取冀州,感觉在韩馥的根据地不踏实,遂將治所迁至邺城。十年间,他以此为基,勉力经营,东征西讨,击破黄巾、灭公孙赞,兼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邺城作为根本,也得到了大力修缮。赤壁之战后,建安九年(204年)三月,曹操北渡黄河,平定河北,时袁绍已死,儿子袁谭和袁尚争斗,在青州互相攻击,曹操乘虚直赴邺城。因城池高大坚固,审配守御备至,曹军久攻不克,乃沿城挖壕沟四十里,广深各六米多,引漳河水灌满,做长久围困。五个月后,城中虽饿死过半,袁尚回援败逃,邺城仍未能克。直至审配的侄子审荣夜开东门投降,曹操才进入邺城,可知当时邺城之固。

    于是曹操自领冀州牧,后建魏国,邺城成为国都。建安十五年,曹操在原来的基础上,主持重建邺城,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以现代眼光看,也是一位卓越的建筑设计大师,在邺城开创了中国城市按照中轴对称布局建筑的先河,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合理,对后世都市规划影响深远。史载当时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有两重城垣:郭城和宫城。郭城有门七座。南有广阳门、永阳门和凤阳门,北面有广德门、厩门两个门,东西分别为建春门和金明门。东西二门之间有主干道,将邺城分为二部分,北部为宫城,有宫殿、官署和著名的金凤、铜雀、冰井三台,为曹操的行政中心,南部为居民区,三条通向大门的干道将该区分割为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个里,中间大道顶端为宫城之端门,整个城市布局整齐、交通便利,恢宏壮丽,其规划思路与设计,率为中国后世都城及日本韩国所宗。

    建安之世,大汉巳名存实亡,权柄集于曹操之手,所以邺城已成为实际的“国都”。在这个崭新的城市里,曹操运筹帷幄,唯才是举,虎视天下,颁发诏令,实施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九州之域、荒服边鄙,无不凛受邺城的讯息。公元216年,曹操在这里接见了匈奴呼厨泉单于,借此机会,下令将其分为五部,派都督分督之,雄居北方数百年的匈奴帝国,至此灭亡,北方边患被彻底消除。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去世,葬于西门豹祠旁边之西原,长眠于邺城,不久被尊为武皇帝,葬地被称为高陵。

   

    四

    但邺城留给历史最耀眼的亮色,远非赫赫的武功,而是一批文人雅士挺拔的身躯,在谈笑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创作了大量的诗辞歌赋,被誉为“建安文学”、“建安风骨”。

    走进邺城,无人不想起铜雀台,不想到建安文学,不能不提到“建安风骨”,邺城,是“建安文学”的发源地。

    今天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这批作家和作品充满理想,文笔雄健,直抒胸襟,慷慨激昂,特色鲜明,故被后世誉为“建安风骨”。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领袖倡导。建安文学是以汉献帝年号命名的文学繁荣时期,但也有人把它延续至魏明帝曹睿在位之时(239年),主要原因是这段时间中国政治由曹魏主持,代表人物之一曹丕废汉自立,继承和发展了建安文学的风范。这批作家成就极高,皆大师级别,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三曹”与“七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个人。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诗人,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和倡导者。他御军三十年,手不释卷,“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把内心的壮志情怀付诸毫端,将乐府旧题赋予现实新意,创作了20多首脍炙人口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反映现实,风格遒健,慷慨悲凉,气韵沉雄,开一代文风,他和儿子曹丕皆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创作风格,推动了建安文学的崛起和昌盛。其二,是文学自觉。建安文学,与《诗经》和《汉乐府》等民间诗歌集最大的不同,是专业文人作家的创作,他们熟读典籍,满腹经纶,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和水平,又生逢乱世,渴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消平战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因此诗歌和辞赋多慷慨爽气,积极通脱,质朴刚健。除此之外,“三曹”和 “七子”及其二十位追随者,大力开拓创作视野,将个人情趣和日常生活内容引入到诗歌作品中,展示个性生命力量,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对后世影响巨大。其三,时间跨度长,人数众多。建安文学的起始时间,一般认为起于建安之前,从蔡邕算起,时间约半个世纪。陈寿在《三国志 王粲传》中,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了忠实的记述,曹丕的《典论 文论》中,做了较系统的回顾总结,明确提出:文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学创作当作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邺城在中国文化史上,作用承前启后,地位举足轻重。有一种说法,“建安文学”是中国文人独立自觉的起点,是很有道理的。

 

    五

    邺城三台,千古绝唱。

    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位于邺城西北隅,是邺城的标志。金凤台原名金虎台,后赵皇帝石虎将首都从襄国迁邺,为避讳而改名。铜雀台居中,建于210年,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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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丈,有屋百余间,为曹公与文人骚客宴饮赋诗、欢歌起舞之所。其南金凤台,建于213年,高八丈,建屋135间,最北端为冰井台,建于214年,高八丈,房屋140间,建有储冰的深井15米,并於此台储有大量的煤炭、粮食和食盐等物资。南北朝时期,三台曾毁而重建,继续发挥着防御与保卫作用,支撑着邺城作为北方中心城市的地位,先后有六个王朝在此建都。想当年,邺城高大坚固,恢弘壮丽,西山峰列,南北雄峙,漳水在北,奔腾东流,南恃黄河之险,身居财赋之区,控扼四方,形格势禁,诚北土枢要,人间乐园。

    铜雀台是三曹和七子们经常举办文学沙龙的主要场所。落成之日曹操召集文士,登高作赋。曹植表现最为突出,成就也最高,他的《铜雀台赋》文不加点,援笔立就,意境高远,令其父曹操大为叹赏,士子们竞相抄诵,声闻天下,以致于在罗贯中的安排下,诸葛孔明略加增饰,成为激发周公瑾抗曹斗志的利器。笔者认真比较了《三国志》版与《三国演义》版《铜雀台赋》的异同,发现后者比原创多了关键的二句:搅二乔之东南兮,乐朝夕与之共。显然,在明朝人罗贯中的导演下,三国诸葛先生作了适当的修改,让孔明东吴之行增色不少。蔡文姬自胡归汉,在台上演唱了她的名篇《胡茄十八拍》,使这一千古绝唱得以流传。

    但历史不是乖孩子,常会出人意表。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雄都屡易其主,变换大王旗帜。三百年间,后赵易都,冉闵杀胡,慕容入邺,王猛东伐,后燕复国,元魏汉化,周齐分裂,无不与邺城相关。公元580年,以外戚辅政的杨坚,禅代之势己明,尉迟迥据城反叛,被大将韦孝宽扑灭,为防后患,杨坚下令焚毁邺城,将百万居民南迁“邺下”——安阳,这座千年古都,曹操的邺北城和高欢新建的邺南峸,从此在地球上被抹平,只有金凤台残迹作为见证,孤独地立在己向南改道的漳河北岸。

 

    六

    与邺城的壮丽相对照的,是曹植的宿命。

    曹植在铜雀台的突出表现,和才捷敏对,既为曹操所宠爱,也为兄长曹丕所忌惮,为自己憋屈的余生过早的埋下了伏笔。史载他的团队也劝他争嗣,他肯定有过这种想法,但后来因文人的轻佻(驰车开司马门)和经常醉酒而被父亲疏远,精读典籍的他也深谙历史的教训,也亲历了袁绍、刘表的儿子因争立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但真正明白的时侯已为时过晚,历史已不容他有丝毫的韬晦机会。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没有了父王的庇护,他被迫七步做诗,之藩就国。从此他虽有王侯之尊,身同囹圄之囚,故朋尽被诛戳,兄弟严禁交往。监吏希旨,屡诬奏以发谴,仆隶老弱,多被诏而调发。终黄初之世,曹丕那双怨毒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他,曹睿(魏明帝)时仍否隔如初。十一年中,曹植被三封徙都,以防生根。太和元年,曹植上表求自试,为国效力,并提醒侄子认真考察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担忧:“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曹睿虽优文报答,置之不理。曹植知前途无望,落落寡欢,愤懑生疾,于太和五年郁郁而终,年仅四十一岁。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全文引用了“魏略”的原档,详细记载了一代文豪曹植悲凉而憋屈的余生,读来不胜唏嘘,令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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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丕虽是帝王,也是文豪,有文人特有的特征和情怀。公元217年“七子”之首王粲染病去世,曹丕屈尊到亢父参加了葬礼,下葬之时,做为王储,大家推举他致悼词,他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学一声驴叫,当挽歌为他送行罢。于是率先扯起嗓门学驴吼起来,各位臣僚也依次照办,王粲棺木在阴阳顿挫、此起彼伏的一片“驴”叫声中,被葬入坟茔。曹丕继位后,恶屋及乌,对包括曹植在内兄弟们的禁锢防范是相当严密的,冷峻的令人可怕。史载黄初四年,曹植入朝,想通过长公主面见曹丕,陈谢前过,曹丕不许,曹植被迫素衣微行,长途奔波,光脚伏于阙下,曹丕才不情愿见面。届时又冷颜如霜,昂头不语,不给冠履,任由曹植伏地恸哭,直至母亲干涉,才令起身换衣着履。此行兄弟聚会,“千里驹”(曹操语)任城王曹彰暴薨,史家怀疑被曹丕鸠杀,而回程中曹植想与白马王曹彪同车,以叙情谊,被严令禁止。曹丕厚友而薄亲,对手足视同水火。鱼豢点评这段史实时说:“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也,势使然耳!仔细推敲也不敢苟同,真正的原因是权力,是那个唯我独尊、至高无上的权力,彻底扭曲了曹丕的人性。心中放下了权力的魔咒,他也会学驴叫——象常人那样可亲,被理解。

    至于曹植的担扰,仅仅十多年就变成了现实,而司马炎鉴魏之弊,矫枉过正,大封宗室,又把国家推入血泊之中,此是后话。

   

    邺城,有似长安,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聪慧早熟的民族所创建的专制体制的牺牲品,其生也勃焉,其亡亦悲焉,它辉煌于乱世之中,消亡于盛世前夜,难容于朗朗乾坤,只能在泥土中,找寻它满身的尘秽与锈斑。如何避免把一个壮丽的都市,变成废墟,避免曹氏的人间悲剧,应该是邺城留给世人的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