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票证”老北京人恐怕没人不记得。必定北京市是解放后第一个发放票证的城市,又是倒数第二个废止票证的城市。发行时间的短长虽然不是令人难忘的重要原因,但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涉及面之深,影响人们生活之大确实给几代的老北京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听我父亲讲刚解放时,有的资本家有意囤积粮食,制造粮食紧张的假象,借机抬高粮价。政府为了对付奸商,只得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为防止有人囤积于是就采用发放粮票的法子。于是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1955年10月,北京市又实行了粮食按人口定量供应。从此北京进入了票证时代。

          粮票分为粮票(粗粮)、面票、米票等三种。粮食定量依照每人的年龄、身份、工作性质等,划分出若干指标,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例如当年,婴儿的定量为3斤、少儿6斤、儿童8斤,成人21斤等。工、商、机关工作人员、学生、战士各有各的定量。除此之外,食油、肉、也是随粮票一同发放的。据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这中间还不包括要凭“证”的。

          所谓“证”就是“购货证”,据《北京档案史料》记载,1960年,蔬菜被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实行凭票限量供应,有北京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蔬菜2两,以土豆、白菜为主。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1960年起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10克)。此外,春节才增加供应少量的鸡鸭鱼肉、烟酒糖、粉丝、香油、芝麻酱、葵花子、花生米等等。

          “票证”的发放,本是所谓计划经济的一种方式。总体思路是“依产定量,按量供应。”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当然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但票证一经发放,竟然一发而不可收,票是越发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几乎包括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一应俱全。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许多紧俏商品都得凭票供应,因此,各种各样得票应运而生,如:从座钟、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烟筒、铁锅、铝锅、大衣柜、大床、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胶鞋等等等等,都需要凭票供应,几乎是离了票证就寸步难行。后来,票证门类太多,不便一一发放,于是就有了“工业卷”。此后再购买工业品时就不但能要看价格,同时也要看需要多少“工业卷”了。记得父亲喜欢喝茶,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卖茶叶时,都不能忘带了“工业卷”。

          这些“紧俏商品”的票,初期发放时途径也是五花八门。有些是从街道领取的,比如:像什么烟筒、铁锅、胶鞋。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替姥姥在街道参加过一次抓“胶鞋票”的抓阄会。因为想要购买的人多,所以一般采取抓阄的方式以示公平。也有些是单位分配的,比如:自行车、缝纫机,我刚刚参加工作时,就参加过一次自行车票的抓阄,并且还很幸运居然能买到家具、自行车、缝纫机等等,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还抓到一辆自行车票。还有一些就只是分配给有特殊需要的人群了,例如:新结婚的夫妇就可以凭新领取的结婚证领到一张大衣柜或双人床的票。还有牛奶、黄豆也仅仅供应孕妇或病人等等。在《北京档案史料》的资料中,还收藏有一张“产妇挂面证明单”。这是1973年12月份北京的一位妇女生小孩时,医院开具的证明。证明单使用了一张白色的类似处方笺的纸,上面写着“第一胎按规定给予办理供应挂面等手续”,并盖有医院的公章,注明开具时间和使用时限。当时挂面必须凭票供应,这在各地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有我的一位亲戚,60年代初患了绝症,医院给他开了可以订半磅牛奶的证明,但他还必须及时到相关部门盖章,否则去晚了有可能就没有了指标,医院的证明也没用了。

          除此之外,1960年和1982年还发行过只有侨胞、侨眷才能享用的特殊票证“侨汇券”。这是为鼓励海外华侨向国内亲友带回外汇,国家发行的特殊票证。凡是从境外带回外币折合人民币 100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食油1公斤、白糖2斤、鲜肉2斤、棉布10尺。我的一位老领导,响应“6.26”号召下乡,后返回北京时,除了要具备若干条件外,还必须在北京有住处,而当时北京的房源侍奉紧张,唯一的方法是用“侨汇卷”购买。于是他只好请在印尼定居的亲戚,汇来几千外币,换成“侨汇卷”在北京购买了一套房子,这才具备了回京的最后一个条件。

          60年代由于口粮标准较低,副食品又短缺,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的事件经常发生。据《北京档案史料》记载,1961年一市斤北京粮票黑市价3元,一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为4元,一市斤北京面粉票黑市价为5元。直到1993年粮票将要结束使用的前夕,北京市的粮票才出现了松动,那时到饭馆吃饭已经不再收粮票了,购买各种副食品也基本不要粮票了,人们手里的粮票富裕了。因此,兴起了用粮票换农副产品的风气,记得那年我还用几十斤粮票换过一辩大蒜。

          当然即使是困难时期,免票供给的东西也还会有一些,但往往在商店之前就从“后门”走得差不多了。所以走后门的风气盛行。那时谁家若有一位副食店、粮店、杂货店的售货员,街坊邻居都会羡慕死的。而没门没路的只有靠排队才能买得到,于是就使排长队购物成了当时北京市中一个景观。记得小时候大人们只要见到排队,就先急忙冲上去排在后面,然后再向前面的人打听,这是买什么的?有时候问了前面好几位才知道是卖什么的。这在今天听来似乎都是笑话。但是当年确实就是如此。

          后来我上学时,一位教授在文学课中即兴讲了一段遣词造句变化的实例。他说,有一次商店来了一批电视机。于是经理写了一张布告,写道“本店新到一批电视机,凡购买者,需搭售毛毯一条。”。一位老店员见到说,这样不好,影响咱们店的声誉。不如这样写:本店新到一批毛毯,凡购买者奖励电视票一张。赠品有限,发完为止。于是那批滞销的毛毯很快就售出去了!教授讲的是写作用语的技巧,但从中可以窥视到票证时代的一些端倪。

          随着全国票证时代的结束,北京的粮票也最终于1993年5月11日的寿终正寝了。不过不知何时“票证”却成为了收藏界的新宠。收藏分成了若干系列和成套的票证,其中有粮油票、棉布票以及各种奇葩票证,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记得有人展示过“大粪票”“清尿票”等等,还有人展示过最小计量的票,面值为1钱粮票(5克)和1厘米的布票,也不知道这一钱的粮食和一厘米的布当年怎么买卖。我还发现有人收藏了“觉悟卷”真想象不出那是干什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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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不想专门搞什么收藏,但是仔细找找,家里也确实还留有一些遗留的票证。我归拢了一下,粮票还算比较齐全,粮、面、米都有,数量上二十斤、十斤、五斤、一斤、半斤、一、二两也基本全有,特别是其中还有些全国粮票。其中还有一张三斤的。当年货币中有三元的纸币,据说是苏联的习惯,而我国的货币当年是一、二、五进制,(现在是一五进制)所以废除了三元的货币。不知怎的,全国粮票中依然保留了1、3、5的进制。另外,家里还有几张布票和棉花票,而收藏界比较珍贵的点心票、月饼票、家具类、工业品等等稀奇的票证却一张也没能留下来。细想也很正常,当年有谁会把如此珍贵的票作废,有又谁能预见到这些票可以成为收藏的珍品呢!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某晚报还组织过一次“票证的故事”的征文活动,其中有不少感人的故事,记得有篇文章,作者讲述了自己陪母亲来北京看病,母亲见到邻床的老太太吃蛋糕,于是也想尝尝,但是当时购买蛋糕是要“点心票”的,作者不是北京人,根本没有“点心票”因此只能让母亲眼巴巴地看着。邻床的老太太见到,于是就十分爽快地说,明天让我儿子给你带一张“点心票”来。不料,老人当夜就过世了,但老人临终前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其子也没有忘记老人的嘱托,第三天竟专程给作者送来了一张“点心票”……读到此不由我热泪盈眶,为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岁月而心酸,为我们北京有这样好的一家人而自豪!这篇文章被我细心地剪了下来,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之余我都会读一读、看一看。收藏界有这样的一句老话,“有故事的文物才更有收藏价值”。“票证”虽然没有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它背后的故事也许并不少于历史上一些文物。

          记得我们上文学课时有位老师在讲《钗头凤》时有一段这样的评论,正是因为陆游、唐琬有这样的不幸,才能令我们有幸读到他们的千古绝唱《钗头凤》!如果没有陆游、唐琬这样的不幸,我们又如何能欣赏到这千古佳作呢。有一位票证收藏家曾说过:“中国的票证历史是一部凝重浑厚的中华民族创业史;是一部华夏子孙与贫穷、饥饿的抗争史;是囊括了中国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在内的发展史;是历经沧桑达半个世纪的完整板块;是中国计划经济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和证明。”是啊,一张薄薄的票证后面或许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故事,它承载着我们的创业史、抗争史、发展史,记载着我们几代人的辛酸和无奈,适当保留一点老的“票证”,在脑子里多留存一点历史的记忆,或许使我们能更多地回忆起曾经的艰苦与拼搏,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今天的幸福和快乐,更珍惜我们今天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