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老北京话
说起北京话有人就会说了，北京话就事普通话嘛，有什么可说的。其实，北京话并不是真正的普通话。对于普通话的定义，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把汉民族共同语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可以说是对普通话最权威的注释。其实，确定普通话的进程早在清末就开始了。相传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名称的概念。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为“普通话”下了定义，即：“各省通行之话。”
不过，有些地区的人并不完全认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说法。有洛阳人说，当时讨论这个国语的时候，有两种语言候选，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洛阳话，我们洛阳话就差一票。如果要是洛阳话胜出了呢，咱们现在要说普通话就得是另一个样子了……而又有陕西人说：当时这个确定国语的时候，候选两个话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陕西话，也仅仅就是差一票未被选中。还有人说，当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初，粤语仅以一票之差成为国语（普通话）。而且有鼻子有眼地说，当时在国会内订立国语时，要求粤语成为中国国语的呼声相当高。当时广东籍议员掌握了过半数议席，粤语成为国语理应不成问题；惟孙中山虑及中国之统一问题，逐一向议员游说以汉语北方话作为国语。最终，粤语以一票之差（一说为三票）败北，汉语北方话成为中华民国国语。
我想说的是：
1、现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是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会议确定的。因此即使是曾经有其他会议以一票之差做出什么决定，也只能是历史长河中“曾经”的一个小插曲！
2、即使是1913年（民国2年）确定“普通话”读音的也是国民政府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而并非是在国会。且当时是审定了6500个字（另加600俗字、新字）的标准音——“国音”。所以，根本不存在某种语言与某种语言相比之说，几票之差更是无从说起。且投票方法也是采用的“每省一票”制，也不存在因各省代表的多寡而不公之嫌。
3、这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一种语言和文字的畅行，不是强行规定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至少要具备几个条件。A、流传广；B、使用者文化科技先进；C、适应使用人群。例如英语之所以流传极广，就是因为具备了殖民地遍布全球和英美语系国家的科技文化发达的优势。当时在汉语中有七种语系：官话（北方话）、吴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但只有北方话，旧称官话，能符合流传广和掌握先进科技的条件。因为当时全国使用汉语的四分之三地区，和占近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在使用北方话，所以，确定北方话为普通话，恐怕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获胜的民族肯舍弃本民族的文化，而被失败民族文化同化，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由此可见汉民族文化之先进。而这汉民族之先进文化，基本就是北方文化，当然也包括北方的语言。
综上所述，我想没有被定为“普通话”的各种语系，大可不必耿耿于怀，虽然其中也许有许多的机缘巧合，但这恐怕也是在情理之中。
说到普通话，自然是少不了要涉及北京话，或者叫“北京方言”。其实这“北京话”也绝非铁板一块。北京方言也见证了北京被外族统治的历史。我国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明朝之后又有满族建立的清朝，即使是汉族建立的明朝，也是先建都南京，后迁都北京的。所以，北京方言中也必然会包含一些蒙语和满语的词汇，以及一些南方语言的元素。
即使都是“北京方言”，在北京城圏里的四九城也有差异。有人考证在故宫以北，也就是原来的东西城，历史上较为富裕的居民区里，北京话的语言比在故宫以南较贫穷的居民区的更优雅一些。有人说，北京城是东富西贵，居住在城北者都是达官显赫，而城南曾是工匠和卖艺者杂居之所。自然会形成北京市内南北语言的差异。
但也有人认为北京的宣南文化，才是老北京汉族文化的正宗传承。理由是历届科举名落孙山的落魄举子，有些因自觉无颜回乡见父老而寄居南城，故而他们才是真正传承了汉族文化。虽然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觉得老北京文化，特别是老北京方言，应当是以北京范围为基础，兼容汉、满、蒙、回等多种民族的多元文化和方言。因为汉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由多人种、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历史上从炎黄二帝到秦汉两晋，再到唐宋元明，有多少少数民族融入了今天的所谓“汉族”。深究起来，怕是没人能说得清谁是什么血统，更不可能认定某种语言是纯粹的汉语言。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上学前基本是住在胡同里，后来搬入机关宿舍大院的楼房。可以说既是胡同里生的孩子，也是大院长的。几种对于老北京的语言多少都接触过一些。不过在胡同居住时候年纪尚小，有些事情记得不是十分真切。
前些日子，有位朋友发来一个小程序，标题是“看看你的北京话够几级”。他说自己试了试，得了80多分，基本是老北京。让我也试试，看看差多少。题目共一百道，每题一分。内容是把老北京话翻译成普通话。我也试了一试，统计显示我得了70多分，想不到我这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竟然不懂北京话！
听说前几年有人想把老北京话列为方言，特地请了一些年龄在60—70岁的老年人作为采访对象。但他们采访的主要是一些南城的老北京人，或许也是受北京城南才是北京文化思潮的影响，觉得只有宣南文化才能代表北京文化吧。
其实现在的北京老居民有两种，一种是原住民，其中不乏明清时代就居住在北京城的老住户。另一种就是50—60年建国后进入北京的。原住民大多居住在胡同里，所以有人给起了名字叫“胡同串子”。建国后进北京的人，大多集中在机关或部队的大院里，所以据此被称之为“大院子弟”。由于群体的差异，语言上也有细微的不同。前些年一次小学的同学聚会上，还有一位老同学，张口闭口大谈胡同孩子和大院孩子有如何如何的差异。说实在的，当年我虽然也注意到了两者之间许多不同，但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语言上也存在差异。现在回忆，大院的孩子说话确实是比较“文”，讲话也比较接近普通话。虽然一些土语都能听得懂，但很少使用，且即使有时说几句，也仅仅是学胡同里的同学说话。我的意思并非是讲所有大院的子弟都说话文雅，但确实是比较少受老北京方言影响。因为他们大多是随父母从外地迁入北京的干部或军队人员，集中居住在一些大院里，受迁入地的方言影响，常常形成一个小小的语言半岛，他们的语言融入北京的方言土语就慢一点、少一些。但是，这些孩子上学以后，接受的教育是普通话，因为他们的年龄较小，融入普通话的程度很快。而标准的普通话中是没有土语和不文明用语的，因此，就有了大院的孩子说话比较文雅的现象。
有人曾经把北京方言分为：官话、土话、黑话。记得上小学时，老师就不赞成学生说土话，更不允许说黑话、脏话。同学之间常有，嘿，你又说话带脏字了啊 ，我给你告（诉）老师去的说法。可见当时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从娃娃抓起在北京还是很有成效的。这也许有很大程度是占“地利”的有利条件。
现在有一些人说老北京人喜欢骂人，说话损。其实他们并不真的了解老北京人，不知道老北京人最讲究的就是“骂人不带脏字”。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虽然自称是天津人，但父辈在北京旧王府谋生，对北京话很有研究。其非常有名的贯口就有“哪儿凉快哪待着去（读起音qi）！”和“找没苍蝇的地方儿趴着去”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所谓 “骂人不带脏字” 的老北京人的常用语。
另外，我随便找几句常见的北京方言中不带脏字，骂人或讽刺的话，就能找出几句，比如骂人长得丑，就有如下若干种说法：
1、你跟谁俩整那表情呢，我欠你钱不还是怎么的。
2、看见你就好像看见市场上快下市的小白菜，5毛钱一大把。
3、那能管你叫猪呢？那不是侮辱了猪嘛。
4、世上就只有两种人能吸引人，一种是特漂亮的，，一种就是你这样的。
5、你光着身子追我两条街，我回一次头都算我耍流氓!
还有说人缺少家教、犯浑的，老北京就有：
“嗨！别说了，就你这样的，哪天遇上个概儿不吝的，给你一板儿砖，你就知道什么叫肝儿颤了。”
“还甭跟我耍哩格儿楞。敢情你也有脚底下拌蒜，掰不开镊子的时候儿，平时那大嘴叉子一张不挺能白活的吗？麻利儿着呀，怎么变没嘴儿葫芦儿了？费了半天的吐沫，我也不跟你嚼舌头了，借光儿，我找个豁亮的地儿焖得儿蜜去了。”
“你还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原本一老实巴交的人，现在学会耍猫儿腻了，见天介儿当街晃荡打油飞，时不时的整出点汤儿事，再不就是胡吃闷睡。你自个儿照照镜子去，好嘛， 活的越大越抽抽儿，整个一嘎杂子琉璃球。成天逮谁跟谁扯皮不说吧，办事也没个准谱，交代你屁大点儿的事儿，你说你放了我几回鹰了？和着我那点儿吐沫星子全打了水漂儿了！”
还有老北京说人说话不靠谱，就有：
“说你一大老爷们儿家，一大清早儿的就站在当院满嘴跑火车，半点儿不着调，我隔着窗户纸这都运一脑门子气了，您这是唱的哪出儿啊？”
这或许就是老北京人说的骂人不带脏字的最高境界。上面说了一些老北京话的语境的特点，下面再说说老北京方言用词的差异。
老北京话中有些词不翻译一下，有的还真是一时搞不明白。比如：北京方言说“卖葱”，可不是真的“卖大葱”，实际就是说人“装傻充愣”的意思。又如：“让人给盯上了”，北京土话叫“套桩”。还有北京方言说“走迹了”原本指“木头因风吹日晒而变形的意思。”此话的引申意思为“把人看错了”，和北京土话 “走板了”是一个意思。再有“板儿锹”就是“铁锹”。“报销”就是“完了，没了”的意思。“找根绳儿”就是“自己上吊自杀”的意思。“硌窝儿”就是指“鸡蛋、鸭蛋在出窝之前受到破损”。“迟登”就是“犹豫”。“联手儿”就是“合伙、合作人”的意思，等等。
再有一些老北京方言在发音上也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这会子”北京土话，把“会”字读“悔”（音hui）。这表示“到了现在”，这是京城很流行的俗语。“没正行”是“调皮、没正经”的意思，“行”字读“形”(音xing)。 “麻利儿”是“赶快，快点”的意思。此语必须加儿化韵，“利儿”读轻声。以及前面说的“那儿凉快那待着去！”“去”字读“起”（音qi）！都是老北京话发音变化的例子。
当然，老北京话除了“语境”“用词”“发音”这三个特点之外，还有许多特点，在此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对于是否要挖掘老北京方言，我认为还是不要过分地强调老北京话的方言性为好。因为第一，在全民提倡讲普通话的大形势下，还是要以纯洁普通话为主。其次，北京话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语言。比如当下流行的一些词句，也许就算不上是老北京方言的传承。而且现在还有不少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不同地区方言的不断融入，甚至还有一些外文的参杂。因此，北京话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想北京方言在推广普通话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老北京话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所谓的“挖掘”、“恢复”、“振兴”都不是很明智。其实老北京话仅仅是占领了一个“在首都”的制高点，若在中国汉民族中，它仅仅是一种语系中，若干方言中的一个小分支。融入大海，它仅仅是大海的一滴水，脱离了大海，只怕它就会很快地干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