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是个文艺人

    说来大家一定笑话。我黑吧琉球，矬了吧唧，要个儿没个儿，要样儿没样儿，还说“俺也是个文艺人儿”，真能让人笑掉大牙。

　　其实，我不撒谎。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登台演出。出演的第一个节目是相声。用行话说，我是逗哏。相声的名我忘了，捧哏的伙伴我也忘了。我只记得节目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孩儿他娘”。那时候，我太小，小的不知道“孩儿他娘”是什么意思。有一次，我们去地头给社员演出，说到“孩儿他娘”这一句的时候，坐在地头的婶子大娘指着我妈妈说：“小邵魁，孩儿他娘在这儿呐！”说着，妈妈和婶子大娘们推搡着笑作一团。就这，我还是不懂“孩儿他娘”是谁。
　　 到了四年级，我就参加了公社的业余剧团。一放寒假，我们就坐着马爬犁到各个大队去巡回演出。这时，我就不仅仅演相声了，还演话剧。在一出破除迷信的话剧里（可惜，剧名忘了），我出演反一号——大神。为了演出成功，徐老师(导演)还带我去批判封建迷信的会场观看“真”大神装神弄鬼糊弄人的现场表演。现在该叫“体验生活”吧。演出时，我坐在台上，披散着头发，摇头晃脑：“天灵灵……地灵灵……”，然后，口吐白沫，胡说八道，活化了大神的丑态，揭露了大神的骗术。还有一出抗战题材的话剧，男一号主人公叫朱铁汉，是由导演徐老师出演，我在剧中出演少年朱铁汉。每到一个大队演出后，我们就被分配到老乡家住。
　　每天睡觉时，徐老师总是把我搂在他的被窝里，还拍着我说：“咱俩本来就是一个人嘛。”那情景，我一辈子都没忘。徐老师小学和初中都教我，初二时还是我的班主任。他晚年得了脑血栓。我回老家去看他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撑着用笔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三个字：“好好干”。写完，两行老泪从眼角滚落在枕头上。这是老师留给我的最后的三个字，是老师对我最后的忠告。可惜，我没能留下这珍贵的笔迹。
　　到了初中，教我们语文的濮竞成老师，原来就是部队文工团的导演。他在学校组建了业余剧团，排演了大型话剧《年轻的一代》《箭杆河边》。遗憾的是我没有被选入这两个剧组。我在剧团里是演相声和快板的。我的相声搭档是同学年的张德同学。在一个颂扬阖家欢乐的相声里，我还学会了简单的评剧和二人转的唱腔，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南腔北调地哼哼上几句。
　　 到了高中，我和张德分在了一个班。每到新年联欢会，我们俩就搭档排练相声，到兄弟班级去慰问演出。挣回来的糖果瓜子和全班同学一起享用。
　　 高一时，我就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我们排演的第一部大型歌舞剧叫《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这是由我们的语文老师姜新志编剧并主演，音乐老师王静晓谱曲，数学老师刘滨立导演兼指挥的颂扬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歌舞剧。这部歌舞剧在县城的影剧院连续上演10多场。县委组织全县各单位各系统的广大群众观看演出。一时轰动了整个县城。公演的第一天，我站在合唱队里，既兴奋又紧张。那舞台，那灯光，那阵势，都是我第一次见到的。120人的合唱队，分为三个方阵，分别站在天幕下和剧场两侧。我在天幕下的第一方阵。60人组成的乐队坐在舞台下的临时乐池里。大幕拉开，整个剧场座无虚席，黑压压的，数不清有多少观众。“哗……哗……”雷鸣般的掌声震荡着剧场，也震荡着我们。演出结束后，县委领导在学校领导的陪同下走上舞台，和主要演职员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当然我们这些合唱演员是没机会和领导握手的。当时，我们还有几丝遗憾。
　　我的“文艺”演出，最集中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联合”之后，“统治”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兵团——组建了一个名曰“红色宣连”的“专业”演出队。我一直在这个演出队里跑龙套。那个时候，学校不上课。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剧本，排演节目。我们还跑遍了全县各个公社为贫下中农演出。下乡演出是件艰苦的活儿。夏天，我们伴着蚊蝇唱；冬天，我们冒着风雪跳。我们把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的原著谱曲演唱，编舞演出。
　　一次，我们演出《纪念白求恩》，饰演白求恩的江世光老师是高度近视，一摘下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可是，白求恩是不戴眼镜的。那时候还没有隐形眼镜。江老师就在开幕前，戴着眼镜在舞台上量好他出场应该站的位置和方向。演出时，江老师就“盲”步上台。他把白求恩演得惟妙惟肖，不知情的谁也不会想到演员居然是一个“半盲人”。我们演出肖华将军的《长征组歌》，三伏天，烈日灸烤着大地。我们合唱队的演员要扎紧腰带，戴好军帽，系上风纪扣，绑紧绑腿，在烈日下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汗浸透了衣背，蚊子叮在脸上也不能拍不能轰。一次，我们在影剧院演出，站在合唱队后排的张国福同学突然中暑晕倒，我们在前排的同学们竟然毫无察觉。一直到演出结束，我们才跑到医院看他。独唱演员和舞蹈演员比我们风光，上场下场比我们自由。我们一直是一个姿势一站到底。烈日嗮，又热又累；蚊子咬，又痒又痛。可是，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
　　 合唱队一站到台上，就是一道长城，纹丝不动，众志成城。我们排演“毛主席诗词联唱”，从井冈山武装斗争到反修（苏联修正主义），我们选了毛主席的10首诗词亦歌亦舞，颂扬毛主席，颂扬共产党，颂扬革命斗争，颂扬革命先烈。还记得，我们演唱《七律.冬云》时，天幕上漫天大雪飘飘而下。我们惊讶了！这是怎么搞的？原来是“灯光师”用剪出洞洞的牛皮纸糊在大灯上，然后蹲在大灯旁，手工摇动大灯产生的舞美效果。一到节日、纪念日我们的演出就更忙了，常常是白天现编现排，晚上届时演出。
　　6月10日，是毛主席发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纪念日。那天白天，我们正在蚂延河抗洪抢险。我们就利用休息的时间在工地现场学唱歌曲，演练舞蹈。“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语录歌，是俄语老师苏世政谱曲的，舞蹈是吕延来和谢忠林两位同学编导的。当天晚上，我们就成功完成了纪念演出。在宣传连我只是个小龙套，主要是站合唱队。有时，演个三句半，说个快板书，偶尔还参加剧本的编写工作。我就是个不起眼的小龙套。
　　 可我们这里还真有人才。刘滨立老师不但是出色的指挥，智慧的导演，还是一位出色的男高音演唱家。他的一曲《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不知道迷倒了多少青年男女。现在叫“粉丝”。王成义和张文艳的对唱，谢忠林和王东红的对舞，李成贵的二胡，赵凯成的横笛，都留下了许多佳话。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务农。那时农村铲地上午下午各歇两“气儿”（劳动间歇叫“歇气儿”），其实，只能歇一气儿。其中上午下午各有一气儿我要教社员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我还在大队领导的支持下组建了大队文艺宣传队。我们利用晚上的时间排练，演出。我们不仅演遍了全公社的各个大队，还时常去相邻的六团公社，华炉公社演出。在全公社的文艺汇演比赛中，我们的节目总是独占鳌头，独领风骚。宣传队为大队捧回了一张又一张的奖状，还为大队赢得“三忠于样板大队”的荣誉。
　　 当了教师后，我离开了原来的生产大队。但是，原来的大队还是经常叫我回去排演节目，指挥合唱。到了新的大队，我导演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我还在其中饰演了小角色——跳车人。我不会京剧，就请了当地的一个曾在京剧团干过的“周大个”做副导演，教演员京剧唱腔。参加演出的有学校老师，当地社员，还有插队的知识青年。这出《红灯记》在全公社汇演拔得头筹。不幸的是，饰演李玉和的大队民兵连长谢广福和饰演卖粥大嫂的知识青年程艳华，在排演中暗生情愫，弄得程艳华未婚先孕。那时候，知识青年是碰不得的。谢广福也因此获狱八年。
　　 我刚刚调到公社中学，公社要举办“五四”歌咏比赛。学校布置我指挥合唱，原来的大队也要求我指挥合唱。于是，我白天在学校排练，晚上就回大队排练。比赛结果，我们学校第一，我们大队第二。就这样，大队的领导和朋友还埋怨我：“你就向着你们学校。”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一回到老家，或老家来人，他们还时不时地提起我的“当年勇”。还有人不无惋惜地说：“你应该去演小品。”可是，我终究没有走上演艺之路。
　　 但是，俺也是个文艺人儿，起码曾经是过文艺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