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相当一部分人的习惯相似,晚饭后总要出去转一圈儿。我行走的路线很简单,出门奔泰昌路向南,沿黄海大街东去至税务局北拐,便回到了起点。
黄昏的街景有别于其它时辰。太阳已落到了楼后,只在几栋高层的玻璃幕墙上闪着桔红的光。流动的街道在黄昏里就如一幅水墨画,有疏密、有虚实、也有留白。不斑斓、不亮丽,却泛着温情。
总会迎面遇到熟人或与熟人擦肩。
老董就是一个。
老董走路总是大着步子,频律很快,迎面见了就要刹一下闸,他的身后两米远自然跟着他的老婆,也在两米外停下来,眼睛决不望过来,低着头,扭着脸,塌着腰,眼睛一直看着地上的方砖。老董问我:“侄女参加网络大赛的油画评选结果出来了吧?” 我说,“出来了,获了优秀奖。”他说,“真不错,当初见过的那个小姑娘这会儿都当老师了!”慨叹过了赶紧扭头喊道:“咱走吧!”老婆便跟在他身后急走,依然是低着头扭着脸,依然与他有两米的距离。
望着虽已模糊了的身影,那一身与行人相似的素色服饰总觉得不是老董本色,那件缺领少扣又露着棉花的黄色棉衣哪去了?还有他的长发长须的“艺术范儿”呢?
老董好画,画马、画虎、画山、画树。
我中学毕业在家里画家具上的玻璃画时,他随着几个画友来看画,一晃便认识了这么多年。
老董习作国画。
国画本是画在宣纸上,但老董练画从来用的都是报纸,去土杂商店称个十斤二十斤的旧报纸,调了浓淡相宜的墨汁,便勾勒或写意着一年又一年的光景。有人讥讽他的痴,有人又嘲笑他的傻。那年家里失火,他没抱炕上仅有的两床过冬被褥,也没抢箱里仅有的几件衣服,而是第一时间将他的一卷画稿救了出来。邻居自然骂他董彪子,但老婆不会骂他,老婆智障。是婚前就如此还是婚后患的病我没问过,他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一个智障的老婆。但他的女儿却聪明且成熟且漂亮,我见过时只有十二三岁,腊月底在街边帮着老董卖对联,以后又在庄河电视中见过,是一个访谈节目,女孩儿一脸忧伤,述说着对爸爸的怜悯。老董能够有今天也是得了女儿的济了,为他补齐了养老保险费,办了退休,又给他买了楼房。但这些都是女儿有了能力之后,那个时候他连女儿上学的费用都掏不出。
太阳已彻底落尽,连高楼上那一抹红也不见了,街道上暮霭飘沸,仿佛尽是勾皴擦染点等水墨技法。我似又看到老董在作画,在那个简陋的租屋里,旁边是破破烂烂的堆弃物。只要是冬季,他的身上就永远是那件黄的棉衣,且永远都是空壳,没有衬里,也没有外套,纽扣都不知散落到了哪里,随便找一布带系在前怀,便挡了风寒。
是一个傍晚,他打了水洗脚,看到老婆推门出去了,以为出去方便就没有在意,精力集中在手头的一本画谱上。邻居推开门朝他喊,“有人看见你老婆向北去了,是不是又犯病了?”他蓦地一惊,没顾得穿鞋站起身就冲出了家门。屋外下了一天的雪,他赤着脚在雪地里向北跑着,薄薄的棉衣没捆绑带,胸腹就那样裸露着,迎着寒风。终于追上的时候已经上了后炮台大桥了,他看到老婆在黄昏的寒冷里瑟瑟地抖着,那一瞬间他突然哭了,心中涌起的是莫名的痛。他伸手扯了老婆的衣袖拽着向家里走去,一只手还要捂住袄襟,让胸口少透些风寒,而脚底的凉却已顾不得了。
这件事的详细过程我是听他邻居说的。他的邻居跟在他的身后也是一路小跑着去帮着追赶。邻居说,从家到后炮台大桥是六里路,老董就那样赤着脚,鼻涕都流着寸把长,冻在胡须上。邻居还说,这样的寻找老董经历过数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雨天……
因了相遇,他吃了半世的苦。也因了相遇,让他在水墨世界里相恋相依。
我的侄女美术师范毕业,我拿宣纸找老董画一幅山水图留给侄女鉴赏——老董的画已经有些造诣和名气了——讲起这件事时他说,“她是闺女的妈,与我连了血脉,是分不开的一家人,怎么能舍得!”他握着毛笔的手抖动着,终于将一滴浓墨滴到了宣纸上,刷的一下四下洇去。我不知道那里他原本想画个什么,便就着那墨迹或浓泼,或渲染,将那些心痛淡化于秀木之中、山岩之下,是否同时也将希望点缀在远山近岭之上,铺陈于层林叠染之中?
我还没有走完我的圈儿,老董领着老婆早已不见了,但他的影子却一直在我心底萦绕。不论别人对老董有着怎样的议论和评价,他能够赤脚在雪地里寻找并多次追回智障的老婆,让她生活在那个既使不幸,也终究还可遮蔽风雪的屋舍中,便足以令我对他肃然起敬。而今条件改善了,他又能够每天扯着老婆出来转圈儿,用最直白的话来讲,他是拖拽着让老婆的肢体器官得到锻炼,希望老婆能活得长久,让我在这个黄昏看到了善良的光辉。
走进家的胡同里了,回望街景,路灯之下,那一幅幅活动的水墨画已经满溢着热烈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