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忘却的记忆
月初，赤壁文友张升明、李传丽与同学肖艳华发来“赤壁市改革开放40年文学作品集、文学史料集（1978-2018）征稿启事”的链接，邀我供稿。想起33年前的1985年与同学邓海平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文友编辑了一期《莼川周报》，就与负责文学史料的马国庆联系，询问可否收录。得到可以收录的答复后，我便扫描复印，并给邓海平送去了一份复印件。邓海平翻到第二版，指着编委里的“刘磊”，神情黯淡地说：“可惜，燕子不在了。”
燕子，便是刘磊，在家中排行第八。因还有一个排行第九的妹妹，经常自诩“八姐”“九妹”。她家兄妹以“英俊豪杰，光明磊落”取名，她取名“磊”，按理说是应该是排行第六，估计其中有些变故。
1985年春天，我与邓海平等几人拟创办《莼川周报》，筹备地点设在他工作的五交化公司。一天，我正上邓海平宿舍的楼梯。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个女人叫我的声音。回头一看，一个留着短发，打扮较时尚，胸前挎着相机的美女，笑着朝我走过来。
我有些愕然，眼前这个漂亮的女孩，并不认识，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看到我一脸茫然，她依然叫着我的名字，眼睛盯着我：“你是真不认识我，还是装大？”
我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我是真的不认识你。”大概是觉得我没有说谎，她介绍说：“我们是1981年在二中读书的同班同学。我叫刘磊，大家都叫我燕子。”我在二中复读时，男生和女生基本上不说话，交往很少，除了班干部和成绩特别优异的同学外，大多没有什么印象。我那时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她对我的印象很深，我却记不起她。
见我有些不相信，她还说出班主任、班长、学习委员、我同桌、前后桌及经常和谁在一起玩的同学的名字。我这才相信，她真的是我同学。接着，她道出了来访的目的：“我哥哥刘俊是“勤得利”信息公司的老板，我帮他编过《勤得利》信息报。你们办报纸，肯定需要有经验的人，我可以胜任。而且，我还有照相机、录音机，外出采访很方便。另外，我建议你们与我哥接触一下，或许可以合作。”
二中1981年毕业后4个年头的相遇，让我们之间，从此有了割舍不断的情缘。
“勤得利”的刘俊，在当时的蒲圻，可是风云人物，名列蒲圻十大改革家，曾被《人民日报》报道过。
在原蒲圻县财政局，现蒲圻办事处旁一栋属于刘家的三楼，我和邓海平在燕子的引荐下，拜访了“勤得利”信息公司的老板刘俊。
刘俊大哥开的是信息公司，与我们谈的都是如何办好信息报赚钱，这与我们创办文学报的初衷大相径庭，最终没能谈拢。
办文学报，若能得到省作家协会领导的支持，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从报纸上得知，作协湖北分会骆文主席，十分关心蒲圻纺织总厂一群喜欢读书的年轻人成立的“1·21”笔会。我们便找到笔会的发起人，嘉鱼籍的青年女工杜娟，请求引荐。杜娟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约定3月30日一同赴汉。那天，我和邓海平、杜娟、刘磊四人代表《莼川周报》，前往东湖的东亭，拜谒骆文主席。
当时的作协湖北分会，尚在建设中，与省文联在同一大院。骆老在他家中，热情地接见了我们。表示大力支持，并请我们有空常来。
那时，通往东湖的公交车是14路，班次不是很多。得到骆老的明确表态，我们心里十分高兴，也没打算坐公交，准备从东亭步行到水果湖。
一路上，四个人手拉着手，一路唱呀跳呀，别提有多么高兴。望着路两边茂密的树林，燕子高兴地唱起了：“我匆匆地走在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她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她一开头，大家就接着跟唱“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象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而如今，每当唱起这首《南屏晚钟》，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地往下流，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那高亢的歌声，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始终在我的脑海萦绕。
6月8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协湖北分会、蒲圻县人民政府在蒲圻联合举行第二届赤壁诗会。骆文主席与夫人王淑耘、曾卓、莎蕻田野、吴丈蜀等老前辈，北京的刘毅然、安徽的陈所巨、江苏的楼云和上海、内蒙等地的诗人与蒲圻籍诗人叶文福、饶庆年、梁必文、叶向阳及一大批在《诗刊》、《诗歌报》发表过作品的蒲圻本地诗歌爱好者近百人，参加了这次盛会。我和邓海平、杜娟、刘磊四人，除了采访，还有一项任务，便是参与服务。由于省电视台带来的摄像机有点问题，叶文福老师和省电台文艺部主任李虹老师，立即安排我和邓海平随省电视台的司机赶到武汉，重新拉来一台摄像机。晚上，省电视台录像时，我挎着沉重的电源包，邓海平则负责打灯光，忙得不亦乐乎。活动结束后，燕子摸着我背后湿透的衣服，心疼地说：你这简直是在拼命，当心累垮了。
11月16日，《莼川周报》终于与读者见面，正当我们信心满满准备出版第二期时，县委宣传部找到我们，说尽管县里支持我们，但国家正对报刊进行整顿，要求《莼川周报》停刊。
1988年8月，我从云南战场回来后，邓海平拉着我去影剧院。我本不愿去，因我奶奶的二弟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影剧院上班，且都在守门查票，看电影对我来说，好比“司务长喝开水”，十分便利。但邓海平神秘地说：“可以见到一个你非常想见的人。”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人说谁，就跟着进了影剧院二楼的一户人家。在那里，我惊异地发现，燕子竟是这家的女主人。见我从战场归来，燕子热情地问这问那，好像一、二十年没见面似，把邓海平和自己的丈夫丢在一边不管，只顾着和我说话，反复要求我讲战场的故事。
从影剧院出来，邓海平说燕子在我去战场后不久就结了婚。但由于没有生育能力，日子过得并不开心。
不久，我在1984年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中认识的一位叫刘荆洪的记者，得知我从战场回来，邀请我进武汉一家文摘报下属的杂志。说他是报社编辑部主任兼杂志副总编，跟着他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熟悉和热爱的事业。于是，我再次走进武汉，重续新闻生涯，穿梭于武汉各区及各市县企业。
1989年的7月，我们杂志准备组织企业到黄山举行一次活动，我便趁此机会回了蒲圻一趟。从火车站出来准备到市区去时，我发现燕子站竟在一家旅社的门口，以为她在那里办事或者等人。一问，她说是她们家开的旅社，她的哥哥交给她在管。我感到很惊讶：“你在这里管旅社，那你自己的家怎么办？”燕子听了，强装笑脸说：“我还有什么家哟，正在闹离婚呐。”我忙问：“为什么会这样？”燕子叹了一口气：“唉！一言难尽。”
晚上，燕子专门为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就她个人的事一直谈到深夜。最后，我对她说：“如果你不嫌弃我家在农村，不嫌弃我没有正式编制，我现在就向你求婚，了却我多年的相思之苦。等你离婚了，我们就结婚。”“不行！不行！不行！”燕子频频摇头：“我们正在闹离婚，你这样做不是找口袋把自己往里面装吗？”“那，你今晚能不走留下来陪我吗？”我恳求道。“不行！肯定不行。尽管我正在闹离婚，但不是还没有离吗？我不想被别人说闲话。”燕子斩钉截铁地回答后，起身开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燕子的大嫂在饭桌问我：“听说你和我们家燕子是同学？”我说：“是啊，我们比一般的同学走得还要近。”她大嫂接下来的话，就令我心里很不舒服了：“你要是娶我们家的燕子，传宗接代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我们家还是有钱的。”她说话的意思很明确，我是冲着他们家的钱而来的。我把这话告诉了燕子，她说：“你不用理她。不过，我没有生育能力，不能害你一辈子。再说，现在正是闹离婚的节骨眼上，我更不能答应你。”我反复对她说，我对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无所谓，我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真实感情。不管我怎么劝说，燕子始终摇头，就是不同意。
好像是这年的冬天，邓海平见我回到了蒲圻，拉着我去找燕子，说燕子最近一段时间的心情很不好，叫我也劝劝她。那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雪很深，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我们三个人从蒲圻一桥旁的小路上河堤，沿河漫无目的地走了好几里路，燕子一边走一边诉说心中的苦闷，我们则沿途劝说。不过，邓海平的口才好，基本是他的劝，我只是时不时帮几句腔。最后，走到了我和燕子二中时的同学徐金水家附近。我与徐金水联系较多，就提议去他家。吃完饭后，我们三人就踏着积雪返回了城里。
大约是1990年的春天，刘荆洪老师在我回蒲圻前叮嘱，一定代他看看燕子，向她问好。刘老师是经我介绍认识的燕子，也一直很关心这个本家妹妹。那时，她与父母单独住在原蒲圻县工商局旁边一条巷子进去的一栋4层楼。回到蒲圻的当天晚上，我就去了燕子家，转达刘老师的问候。坐了一会儿，她的胃病发作，没脱衣服就躺进了被子。看到她躺在床上，我连忙问她家里有没有药，要不要上医院？她回答说是老毛病，不必上医院。我准备起身去买药，她苦笑着说：“这么晚了，药店早就关门。这样吧，你挨着我躺下，用力按住我的胃。”我心里窃喜，嘴巴凑过去就想亲她。她挣扎着说：“我不想这样。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和同学，可以做精神上的夫妻。但我不想和你发生肉体上的关系，你能懂我的意思吗？我想把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将来。我知道你很爱我，为了我还背了黑锅。其实我也很想把我自己的身体交给你，哪怕就是一次，你也会心满意足；但我十分珍惜我们之间这种纯洁的友情，我如果给了你一次，那么我就已经是你事实上的女人，就算不上真正的朋友了。我不相信那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你说呢？”燕子的话，浇灭了我心中燃起的熊熊爱火。是啊，我怎么能那么自私呢？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居然想做这种霸王硬上弓的事。于是，我和她漫无边际地聊天，直到天亮她的胃不是那么痛了才离开。
燕子离婚后，进了县自来水公司工作。我从武汉回到老家，经常去看她，但她只字不提我们之间的事，我也不敢提及这个敏感问题。
后来，燕子通过征婚的方式，找到了一位东北的男人。那人同意到我们的小县城工作，并落户燕子家，还带来了一个十来岁的女儿。从此，他们一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十分恩爱。
无奈，我只好在1990年的5月结了婚，婚礼是在农村老家举行的。由于好多同学在城里上班的缘故，不是休息日抽不出时间，也就没有去我农村的老家。于是，他们强烈要求我在县城请客。我只好遵从他们的意思，在城里摆了几桌。
那天，燕子也去了。由于我妻子下班较晚还没到餐馆，知道我和燕子关系不一般的同学就拼命起哄，指着、拉着燕子叫：“新娘子，新娘子，快到这边来，我们现在就想喝喜酒，快叫厨房上菜。”一些亲戚朋友看到燕子打扮得十分漂亮，又见我的同学们在叫，以为她真的是新娘子，也纷纷跑过来围住她，燕子涨红着脸在那里笑着喊：“我不是新娘子，我不是新娘子，我真的不是新娘子。搞错了，搞错了，别听他们瞎起哄。”说实话，那一刻，我还真的希望我的新娘子就是燕子。
几年后，在“下海”、“打工”成为时尚的时候，我离开了武汉，来到了祖国大陆的最南端—海南。
在海南，我的心情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也真正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在海南，你要生存，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奋斗。这里的人员采用聘用制，适者生存，能者更显英雄本色。没有人手把手的教你，一切全凭个人的本事，什么事情都得靠你自己单独去完成，就像铁人王进喜说的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创造的财富虽然说不是很多，但起码不像在武汉那样，夹在人缝中过日子，用钱紧巴巴的，每用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凭着自己的才智和能力，我和朋友一起策划、主编、编著了二本旅游的书、一本法制类的书。因此，每当我回老家时，总要先去燕子那儿坐坐，讲海南的发展和进步，讲我的最新情况、过去的自卑和现在的自信。她就像个忠实的听众，静静地听着，与我一起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2002年春节，一帮老乡正在我家过年。手机响了，燕子那熟悉和动听的声音飘了过来，我激动得大叫：“老婆，你可把我想死了，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想我吗？”她在那边笑嘻嘻地说：“我说过我们是精神上的夫妻，自然也算是你老婆。我现在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下海去了深圳。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从同学那里打听到了你的手机号码，一到深圳就给你打电话。你老婆长、老婆短地叫得那么亲热，换了手机号码却不告诉我，证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老婆。”我只好陪着笑脸说：“你有老公，不敢和你走得太近，怕影响你的家庭。”
此后，我们就没有间断过联系，我仍然叫她老婆，她也偶尔叫老公，但除了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以外，就是相互之间开点虽然出格，但却无法实现的玩笑。
2004年春节后，燕子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深圳发展。我告诉她说，我在海南有10多年来建立的关系网，若到人生地不熟的深圳，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再者，我和朋友正与政府合作，准备编一本书，这本书的经济效益要远远超过那本法制书。我在电话中对她说，等我的这本书出版后，赚了钱，我就去深圳娶她。我还说，我已经错了一次，不想再一次失去，毕竟我们是20多年的同学和朋友，又是精神上的夫妻，你能让我“转正”，成为你真正的老公吗？
大概是同年4月，我打电话给燕子说，我已经把我们之间的故事写了出来，准备在网上发出去；我还告诉她，我与政府合作的那本书，5月份以前就会问世，到时候我将会去深圳，我们今后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燕子笑着说：“热烈欢迎你来深圳，到时我会尽地主之谊的。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也都老了不少，我们现在不努力，今后就没有机会了。至于说你要和我一辈子都不分开，已经不可能了，有人会和你拼命的。不过，文章你可以写，只要文章中不太丑化我就行。你要愿意，发给我过目也行。”燕子的这番话，意思很清楚，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有忘记我们同学和朋友之间的这份真挚感情。
2010年我负责《高尔夫旅游》杂志的编务时，受命到深圳采访当时的中国高尔夫一哥张连伟。因杂志初创办，尚未招聘摄影师，也无摄影器材。燕子就推荐了她在深圳开摄影工作室的哥哥刘光，帮我完成了拍照的任务。2014年，我几次去深圳，约她见上一面，都被她以“现在很丑，无法见人”为由而拒绝。后来，她的手机打不通了，我只好打刘光哥的手机。刘光哥给了我一个海南的座机号，说是燕子现在的电话。第一次打过去，没有人接。过了几天，我再次打过去，她接了，显得十分高兴。她说她老公是海南万宁人，现住在兴隆。我几次打电话邀她到海口一聚，说邓海平也在海口，但她一直说抽不时间。我问她为何电话响了半天才接，她说座机与手机连在一起，我要求她告诉我手机号，她说打座机就能接到，没有必要告知手机号。我把燕子的电话也告诉了邓海平，他后来告诉我，燕子答应了方便的时候到海口一聚。海口距兴隆并不远，而我们却只能通过电话联系。
2017年春节前，我买好机票后问邓海平是否回老家过年，没想到他竟与我同一个航班。过了几天，大概是农历二十八、九，邓海平请几个朋友吃饭，其中就有燕子的前夫。他告诉我们，燕子已患癌病逝一个多月。
听到这个噩耗，我的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尤如晴天劈雷，流淌的空气也似乎凝固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楚，像游丝般萦绕心头，令我无法释怀。窗外淋漓的小雨，让我的心变得阴凉。我颤颤抖抖地端起不断洒泼的酒杯，用哽咽的声音对大家说：“就让我们以这杯酒，祭奠燕子吧。”
我不相信燕子真的已经离去，回到在市区的家后，我立即拨通了刘光哥的电话。电话里，刘光哥音调沉痛地证实了燕子病逝的事实。刹那间，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低声抽泣。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多次打电话约见她被拒绝。原来，她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她是想把自己美丽的一面，长留在人们的心底。
正月初六的晚上，二中80届的同学聚会，我点了一首燕子喜爱的《南屏晚钟》。然而，我唱着唱着，竟泪眼婆娑，哭出了声。虽然坚持唱完，却不知擦了多少纸巾。后来，我把写的散文诗《燕子，我把心点燃祭你》发到同学微信群后，曾在二中和一中同学的肖艳华回复说：“我终于知道那天同学聚会，你为什么唱到的原因了。”回到海口后，朋友几次请唱歌，我依然点了那首《南屏晚钟》。没想到，我没能唱完那首歌就嚎啕大哭，乃至在朋友送我回家的车上，还在哽噎。朋友摇了摇头说：“兄弟，你用情太深。以后到歌厅，你就不要再点这首歌，免得触景生情。”
2017年12月7日上午，刘光哥发来信息：“我妹妹走了一年了。这两天我和我哥我姐去了她的坟头，坟头长满杂草啊”。接着，刘光哥从微信发来1日那天，与他三哥、四姐及夫人赶赴万宁途中，在轮船上编辑的悼念燕子逝世一周年美篇。
听着刘光哥美篇中插播的《南屏晚钟》，我的心一阵阵紧缩。燕子真的走了，走了一年了，坟头也被杂草掩盖了。什么时候，我能坐在她的坟旁，和她唠唠叨叨，再喊她一声“老婆”？1981年毕业那年，我们班没有照毕业照，我手里也没有燕子的靓照。为不至于忘记她的模样，我请求刘光哥给我发一张燕子的照片，告知她墓地的详细方位，好有时间拨拨她坟上的杂草。刘光哥说，为避免触动家人痛苦的伤疤，燕子的照片已经全部烧了。他对兴隆那个地方并不熟悉，也无法说出墓地确切的地点。只好答应过两年再来时，带我一起去。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失去自己最爱的人和最亲的人。回忆和燕子从同学到她逝去的30多年，她的每一个微笑和每一句话，始终在脑海回荡，仿若昨天。如今，天人相隔，巨大的悲伤压迫着我，走不出痛苦的深渊。如果，可以选择忘却，我宁愿一辈子也不触碰那段蚀骨铭心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