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里的历史人物——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解读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写于1957年5月11日的一首词，是应答李淑一《菩萨蛮·惊梦》的应和之词。李淑一是长沙市某中学语文教师，与毛泽东夫人杨开慧是同窗好友，早在1933年曾写下《菩萨蛮·惊梦》，以此悼念为新中国牺牲的丈夫柳直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李淑一将《菩萨蛮·惊梦》寄给主席，看到此词，主席饱蘸着浓厚的感情与深深的怀念，写下应和之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词中，“我”是毛泽东，“杨”是杨开慧，“君”指李淑一，“柳”是柳直荀。
从延安时期到进京以后，无论在工作、学习上，还是在生活、教育子女上，毛泽东对李淑一始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1959年6曰7日接见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李崇德（杨开慧的嫂子）和李淑一时，对在座的柯庆施、华国锋说：她就是李淑一，是开慧的朋友。前年，她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我就写了《蝶恋花》这首词和她，完全是按照她的意思和的。
两年后，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蓉园接见，李淑一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忆昔长沙识伟姿，重逢已是盛明时。卅年事业惊环宇，四海人民仰导师。话到忠魂弥恳挚，暖如朝日更温慈。九霄杨柳春常在，附骥深惭蝶恋词。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把“赠”改为“答”，题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末注明：这首词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答”，诗词唱咏的一种形式：同一题材，已有人唱咏在先，再续作曰为“答”，也称“和”。
毛主席这首《蝶恋花》，从思想感情上，从意境上，从格调上答和了李淑一的《菩萨蛮》原作。如：李原词：“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未免有些伤感。毛主席在词中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答”到：“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李原词：“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毛主席和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同是落泪，前者悲哀，后者豪壮奔放。
杨开慧: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其父杨昌济是闻名三湘的学者，他思想先进，开慧虽为女儿身，但父亲也为她取了名、字、号。1904年，杨昌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去留学，杨开慧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
1908年，杨昌济从国外来信，嘱咐杨开慧的母亲一定要送开慧上学，随后杨开慧破例进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在当时的板仓女孩子还没有上学读书的先例，杨开慧开了风气之先成为该校第一批女学生，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读了三个学期后，转到离板仓五里路的储能学校。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杨开慧回家动员不识字的妈妈也进学校读书，便和妈妈一起转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女校，妈妈读实业班，她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被传为佳话。后因衡粹女校要迁到长沙，杨开慧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校，一直读到毕业。
1913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杨开慧跟随母亲陪伴从国外留学回湘的父亲，从乡下到长沙大鹅塘居住。杨昌济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着向上有为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经常去杨家向老师请教各种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正是在这其间，杨开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从迁居长沙到杨昌济病逝，杨开慧没有再进入学校，一直在家里由父亲指导自学。当毛泽东等来家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和杨开慧日渐熟悉。
1918年6月，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北迁。1918年秋，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前去看望老师杨昌济并在杨家小住，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毛泽东虽是暂住杨家，小师妹和他接触的机会却多了，毛泽东每天清晨起来坚持洗冷水澡锻炼身体，而且寒冬腊月都是这样坚持着，这也使得杨开慧从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佩，正是这时毛泽东和杨开慧开始相爱。
1919年12月8日，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到了北京，也住在杨家。不久，杨昌济染病，杨开慧日夜侍于病榻之侧，并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书，从这里，杨开慧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1920年1月，杨昌济不幸病逝，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为杨昌济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父亲病逝后杨开慧随母亲、哥哥回湖南。
杨开慧回到长沙，得到父亲生前好友的关照，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入教会学校福湘女中读书，和后来成为柳直荀烈士夫人的李淑一住在同一寝室。杨开慧在校期间不做礼拜，破坏校规，还经常出去搞学生运动，奔走于各校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学联的主张。因此不久被保守的福湘女中开除。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文化书社，杨开慧得知书社缺经费后，还回家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亲友们送的奠仪金，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同时她还参加了书社的工作。
1920年湖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男女同校”成为讨论中的热门话题。要开风气之先，需有勇敢者带头，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杨开慧想进男校，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非常支持。1920年9月，杨开慧串联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5名女学生，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
1920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就在这时，她与毛泽东结婚。他们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新房，四不办酒席，也没有送亲客。杨开慧独自一人提着一个装着衣服的小箱子，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第一师范教员宿舍，以同居来表示结婚，用他们的话来讲叫“不做俗人之举”。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些挚友吃饭，这顿饭总共用了6块大洋，吃到最后他俩向各位客人宣布：“我们结婚了！”
1921年夏，毛泽东同何叔衡一起，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初，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党龄而论，杨开慧在女性中仅次于北大的缪伯英（何孟雄之妻），共产党第二个女党员的身份。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任区委书记，杨开慧负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们把家安在了长沙市郊外清水塘22号，这也是区委所在地。她经常往来于文化书社、船山学社等党的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指示，协助毛泽东收集资料，抄写文稿，同时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使他有精力从事日益繁重的革命工作，杨开慧当时把她母亲也接来跟着住在一起。
1922年，毛泽东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主持图书馆的一切事务。1922年10月，杨开慧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毛岸英。杨开慧一边带孩子，一边协助毛泽东工作。1923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23年11月次子毛岸青在板仓家中出生。1924年，杨开慧带着岸英和岸青两个孩子也来到了上海，并同向警予一起去纱厂组织女工夜校，为此还专门学习用上海话讲课。
1925年2月，随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在农民夜校担任教员。她不仅一直照顾丈夫生活并带孩子，也帮助联络同志，还帮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
1925年12月离开韶山转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负责联络工作。
1926年随毛泽东在广州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杨开慧把大量的调查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抄写下来。3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上首次刊登，里面也凝聚了杨开慧的心血。1927年4月三子毛岸龙在武昌出生。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潜回湖南，赶到板仓看望在此隐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又在杨开慧陪伴下潜入长沙，住进了岳父留下的那座挂着“板仓杨”匾额的房子。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要堂弟杨开明送一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医生）。这次话别，是这对夫妇的永诀！
此后，杨开慧独自带着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面对严重白色恐怖，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杨开慧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斗争整整3年。
1930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湖南军阀何健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身上。他出了1000银元的赏格捉拿杨开慧。杨开慧在群众的掩护下，几次都逢凶化吉躲过了敌人的追捕。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被军阀密探发现，当晚凌晨80余人团团包围了杨开慧的家。她被逮捕时，连同8岁的儿子毛岸英和保姆也一同被抓去。她先被关在国民党的“清乡司令部”，怕有人劫狱，又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转移时，押签上注明：“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女工一名。”她带着长子毛岸英坐牢，面对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砍头只像风吹过！死，只能吓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中共地下党和杨开慧的亲属们也四处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出面保释。何健迫于压力，对下属交代：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其他问题都可不再追问。杨开慧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于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解放后，毛泽东仍常怀念杨开慧。1957年，他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当年推荐杨昌济去北京大学任教的章士钊曾问“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则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杨开慧隐蔽于板仓老家时，1928年10月曾写《偶感》诗一首，五十多年后修缮故居时才得发现。诗中虽有别字漏字（特用括号标出），对丈夫的思念却凝聚纸上：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
念我远方人，复及教良朋。
心怀长郁郁，何日重相逢。
当年到过毛泽东家的一些人回忆称，杨开慧从外表看是位很文静、贤惠的女子，见到外人言语也不多。但从她留下的信稿和表现看，其内心世界丰富，意志异常坚强。
杨开慧受到父亲的教诲和环境影响，有许多自由，解放的新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堪称社会上少有的蔑视封建习俗的思想解放的女性。这不仅体现为自由恋爱、不举行婚礼便组成家庭，更重要的在于她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在共产党正式建立的几个月后便加入。她为革命不惜牺牲，也不仅是忠于爱情，更主要体现为信仰坚定。从政治角度上讲，这位站在时代前列的女性，确实无愧于“骄杨”之称！
时任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在杨开慧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评价说，杨开慧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无论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还是在白色恐怖的岁月，她都以满腔的热情，追随毛泽东同志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她被捕以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她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杨开慧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风熏染，有良好品德，是一个孝敬父母，关心他人，忠厚传家的好女儿；青少年时期，是一个聪慧、刻苦、多思、朴素的好学生；还是一位忠贞爱情的好妻子；是一个大爱无疆，忠义教子的好母亲！杨开慧不仅因为是革命的英勇烈士、毛泽东的忠贞的妻子而深受中国人民的敬仰，也因身为“忠烈为民的好学生、忠义教子的好母亲”而备受当地居民的颂扬。2009年9月10日，杨开慧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柳直荀：柳直荀（1898年11月—1932年9月）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中兰村人，1912年考入长沙广益中学，后考入雅礼大学预科。期间，结识了进步人士杨昌济，以及毛泽东、何叔衡、张昆弟等人，在毛泽东等人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2月，经何叔衡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32年被害。
大革命兴起后，柳直荀按党的要求，到湘潭等地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7月，北伐军攻占长沙，柳直荀当选为新成立的省政府委员，并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为推动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立即发出声讨蒋介石的联合通电，动员民众与国民党新军阀作坚决的斗争。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当天，他迅速发动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组织数万农军进攻长沙。同年7月，与郭亮等人经武汉到南昌，被党组织编入贺龙的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不久被党派往上海、天津等地从事秘密斗争。1928年9月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1929年冬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不久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委特派员。
1930年4月，受命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红六军政委。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柳直荀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和前委委员。他与贺龙、段德昌等同志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围攻，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31年6月，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成立，柳直荀任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此后，柳直荀先后受命组编红二十五师、鄂西北独立团、洪湖独立团，后合编为红八师，柳直荀均兼任政委，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期间，他坚决反对党内和根据地内已经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方针和政策，被撤销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1932年9月，柳直荀在湖北监利因肃反扩大化被错杀，时年34岁。
1932年1月下旬，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首府监利县周老嘴召开。作为鄂西北分特委书记的柳直荀接到通知匆匆赶到周老嘴，会却早开过了。当他了解到会上激烈的争论之后，旗帜鲜明地反对夏曦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夏曦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柳直荀和一大批抵制他们的错误路线或反对他们的人都打成“国民党改组派”、“AB团”。从5月开始的湘鄂西第一次“肃反”，不到一个月就抓出1500多名，其中改组派占90%以上，柳直荀亦在其中。
1932年9月，在错误路线导致洪湖苏区完全失陷、红军被迫撤离的时刻，夏曦不顾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将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的干部、群众全部杀掉。1932年9月14日，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心慈庵柳直荀蒙冤受害，倒在了他亲手参与创建的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年仅34岁。
当执刑者问柳直荀想要留下什么话时，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请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把我的死讯告诉我的妻子，告诉她我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这催人泪下的遗言，充满了对妻子的无限深情和对党至死不渝的忠诚。执刑者总算尊重了他的遗愿，没有把“改组派柳直荀已被处决”的消息告诉李淑一。（来源：武汉晚报）
“文革”结束后，担任过北京、昆明军区空军领导职务，以南京军区炮兵顾问离休的老红军陈靖,在北京写过一首词：《蝶恋花·李淑一老人泪痕录》，词中直呼：“伤心最是留芳岭!”揭示柳直荀(一八九八～一九三二）被诬杀的历史悲剧。
留芳岭在长沙兴汉门外，原门牌二十四号。那里是柳直荀李淑一婚后住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夫妇住楼上，柳李夫妇住楼下，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常去那里接头议事。柳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英语，参加过南昌起义，是洪湖苏区开创者之一。夏曦与柳直荀本来比亲兄弟还亲，谁能想到，洪湖苏区“肃反”时，夏曦竟下令杀柳直荀于湖北监利县。而多少年来，根据《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柳直荀之死被盖棺论定，“一九三二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即死于国民党右派之枪口。柳直荀被诬杀的原因，主要是政见不同。柳反对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不主张杀地主全家，不赞成把富农赶出苏区，这些都触犯了夏曦左的神经。柳被害后，红三军军长贺龙闻讯，从前线赶回，质问夏曦：“他们创建了苏维埃，怎么会反对苏维埃政权？”夏竟说：“正因为他们创建了苏维埃，所以才反对苏维埃。”贺龙愤然说：“真是奇怪的理论!”
李淑一多年来一直在探索柳直荀之死。李立三被怀疑过，贺龙也被怀疑过，还怀疑是否与王实味案有关，因为柳直荀与王实味是至交。这些怀疑后来都排除了。解放后，李淑一先写信问谢觉哉，因为柳被害前几天，谢觉哉曾到柳住处要泡菜吃。谢觉哉给李淑一复信，一番慰问，未吐真情。其实，夏曦在洪湖苏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肃反”下令处死一大批高级干部时，临时省委秘书长谢觉哉曾写诗骂夏曦说：“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实际上，谢觉哉也在夏曦欲杀的黑名单内，不过当时他正被关押在敌营，才幸免于难。
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给柳直荀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1957年二月，李淑一把她写的纪念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词寄给毛主席。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复信柳直荀夫人李淑一，并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表达了毛泽东对柳直荀的怀念之情。
李淑一耿耿于怀多少年，“文革”中，有人将从二方面军军战史绝密柜里弄出来的材料告诉李淑一，说柳是夏杀的。李认为不可信。直到一九七八年，陈靖带着第一手资料，借贺龙女儿贺晓明去看望李淑一，畅怀细谈，证明造反派抄出的材料可信，柳直荀的的确确死于左倾路线执行者夏曦之手。李淑一激动地说：“直荀今天应当瞑目了。”后来她在柳直荀的一张照片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看，他那双原本充满智慧的眼睛，此刻放射着仇恨的光芒，盯着他的老同学夏曦!”
夏曦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当上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主宰一切。凡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被认定为“反革命”，几乎全部被处决，何止一个柳直荀!洪湖苏区的“肃反”，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至少百分之九十连以上干部被左倾领导杀掉，以致两万人的部队减员到五千多人，全军只剩下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四名党员。真是亘古奇冤，弥天大罪!
周恩来在“文革”前与贺龙有过一次长谈。周对贺说：“你可以考虑一下，过去在洪湖、湘鄂西肃反扩大化，你负有什么责任？组织上认为夏曦、关向应和你，你们三个人都有责任。”贺龙说：“当年肃反，我在前方打仗，夏曦在后方闹肃反，把我打仗的骨干英雄，好多都给杀了。”“夏是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他到洪湖、湘鄂西就是杀人，疑神疑鬼。”“夏以中央名义做出决定。我能怎么办？他动用了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我没有法子。他还怀疑到我头上，说我也是改组派，缴了我的警卫的枪。”(权延赤：《贺龙与薛明》，《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
在湘鄂西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个歪着头，披着衣服，头发散乱，面带杀气之人，他正是夏曦。夏曦十六七岁时在湖南省立一师与毛泽东、柳直荀、郭亮等结下深厚友谊，后经林伯渠介绍入党，二十六七岁时担任国民党候补中执委，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南昌起义后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但是一九三〇年回国后，夏曦走上历史罪人之路。
夏曦“肃反”、“清党”，抓“改组派”、“AB团”等等左的错误，虽然遭到贺龙、段德昌等的抵制，却因为有王明的中央的支持，直到红三军在黔东苏区与红六军团会师后，中央代表任弼时亲自起草致中央的电报(任弼时、萧克、王震署名)，并很快得到批准，夏曦才被撤销书记职务，这已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了。此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研究决定夏留在领导机关内，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他表示要“将功补过”。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夏曦与警卫员徒步渡金沙江时，不慎被激流卷走溺死，萧克、王震为他主持了追悼会。
《蝶恋花·答李淑一》仅用“我失骄杨君失柳”，就涵盖了丰富的历史史料，包含着思念、抚慰、积极、乐观诸多情绪，也使词作经受住了时空考验，具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成为流芳百世的文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