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岁高龄的母亲，突然手脚发麻无力。到医院检查，确诊为颈椎椎管狭窄压迫了神经，这种病若是任其发展，患者会逐渐丧失四肢功能，大夫说最有效的治疗办法就是做颈椎切开手术。我们立刻懵了，我和姐姐商量，最终决定听从大夫的建议进行颈椎手术治疗。
在医院一楼大厅交了三万元手术押金，办理了外科住院手续，我们心中充满希望和期待。下午，表弟打电话过来，说颈椎手术是高技术高风险的大手术，为了确保手术万无一失，按照如今社会上的“规矩”，需要给主刀大夫和麻醉师“意思意思”。我问需要送多少钱？见多识广的表弟说：“主刀大夫至少要送三千元，麻醉师也要送一千，何况，听说主刀大夫是海归的博士呢。”
当天晚上，我敲开了主治大夫何主任的家门，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客气地将我让进了客厅，沏茶、让烟、递水果，很是热情。
我说：“何主任，我母亲的手术，还请您多费心。”
“我一定尽力而为，让老人家恢复健康。”他习惯性地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又说：“虽然颈椎手术的难度大，但你们家属要配合好我们医护人员，做好老太太的心理工作，让患者不要有压力，保持心情舒畅，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手术成功的概率和效果。”他的眼神里充满自信，让我倍感踏实。
坐了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从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红包”，放在茶几上，恭恭敬敬地说：“何主任，这是我们家属的一点心意。”
“这怎么可以？我们医院有规定，大夫是不允许收受红包、礼物的。”何大夫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表情很严肃。我并没有太多的惊讶，心想，这种推辞是礼节性的客气吧。但没成想，我与何主任在红包问题上形成了僵持的状态，一个执意要留下，一个坚决让收回。
几次三番的推让，彼此都觉得很尴尬，客厅里陷入了寂静，母亲只有石英钟嘎哒、嘎哒的声响，显得那么不和谐，我的心也一阵阵沉重起来，茫然不知所措。
过了好一会儿，何大夫的神态有所缓和，他又露出笑容，道：“好吧，既然你送来了，我却之不恭，就先收下了。”
他又推了推眼镜，认真地对我说：“我会尽到医生的职责，努力把手术做好，放心吧！”
从何大夫那里出来，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手术那天，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赶到了医院，在手术室外面的楼道里等候。将近四个小时后，何大夫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手术室，报喜说：“成功了！成功了！”
我们全家连连道谢，我更是紧紧地握住何大夫的手。
二十天后，何大夫亲自给母亲做了一次全面检查，通知我可以出院回家调养了，他还让护士推来了一辆轮椅，我们乘电梯下楼，何大夫一直送到楼下。
我们道别上车时，何大夫一把掏出那个红包，塞到车里母亲的手中，郑重其事地说：“大娘，这是您儿子在手术前送给我的红包，当时我如果不收下，你们就会认为我有啥想法，现在手术效果挺好的，我就物归原主了。”
他真诚地笑了笑，又推了推眼镜。
刹那间，我们全家人都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都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和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