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和她们的儿女（下）
（四）
全珍姑妈，是奶奶的小女儿，我父亲同母异父的二姐，但不姓唐。
姑妈小时候被奶奶的大弟弟，也就是我舅爷爷，她的舅舅抱养，就姓了舅舅的姓。姑妈后与从蒲圻黄龙过继到武汉的姑父成亲，就成了我的“武汉爸牙”。姑父在黄龙有父母，姑妈在农村也有双亲，两口子既要赡养8个老人，还要抚养表姐爱桥，表哥总红、京山三个孩子，日子过得也艰难。因为姑父与姑妈在家里都说蒲圻话的缘故，表姐与表哥不仅武汉话说得溜溜转，还能说一口纯正的家乡话。
姑妈在武昌中北路的武汉重型机床厂上班。我第一次去她家时，她住在武昌区民主路司门口的竹家巷。当时，新店公社和朱巷大队的茶场，都有武汉明胶厂的下放知青。我和堂哥乘坐的，是接他们回武汉过年的卡车。记得车将到新店镇，在七屋葛家下坡时因让车，卡车的右轮跑进了路旁的沟里，整辆车倒靠在土坑上。有位叫王春生的知青，买了一只鸡回家，受此惊吓，那只鸡突然飞了起来，“咯哒咯哒”地叫个不停。王春生无奈，只好下车抓鸡，几位男知青见状，一边大笑，一边叫喊“王春生的鸡，咯哒咯哒的”。虽说是小插曲，但有惊无险，充满了刺激，也活跃了气氛。
我到姑妈家时，表弟红刚从蒲圻也到了。红刚表弟的爷爷是我奶奶的大弟，也就是我舅爷爷；他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表哥，也就是我的表伯父。但由于姑妈自小时候被红刚表弟的爷爷抱养，我的姑妈也就变成了他的姑妈。红刚表弟要比我小好几岁，当时大概只有7、8岁的样子，每天拉着我打一种叫“拉包车”的扑克游戏。京山表哥在家最小，但比我大一岁。也许是没有弟弟妹妹欺负的缘故，他没事就欺负我这个“乡里的土克西”，我向姑妈一告状，他就立刻享受“吃红烧肉”（打屁股）的待遇。后来奶奶来了，看得紧，他也就没有机会欺负我了。当时，姑妈家的住房也不宽敞，除厨房外，仅一间带阁楼的平房。房间后部安放着一张大床，左右靠墙放着一张吃饭的八仙桌与摆放镜子、梳子等梳妆用品的实木条案桌。阁楼上，表哥总红、京山的床是那种地铺式。爱桥姐下放在姑父的老家黄龙，那年春节，她好像是在农村过的。
在大集体的时候，我们一家十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双目失明的叔叔、我、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仅靠母亲一人挣工分，每年超支都在所难免。每到年底，姑妈都会寄钱给我家还超支。
姑妈虽然家境不好，却十分疼惜自己的侄儿、姨侄。大姑妈去世后，她把新民表姐接到身边，还准备将她的户口迁到武汉当女儿养，但新民姐被姑父拽回农村，照看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弟弟，姑妈只好作罢。姑妈很想有一个小女儿，看得我小妹妹长得可爱，就把她接到武汉。记得小妹妹从武汉回到乡下时，一板正经地对我们几兄妹说：“我现在是‘武汉爸牙’的女儿，你们以后不能再叫‘唐英’了，要叫我‘张英’或‘王英’。”我们故意逗她：“那你究竟是姓张还是姓王？”小妹妹把头一歪：“我听‘武汉爸牙’的，我是她女儿，她说姓什么就姓什么。”那时，城市户口卡得非常严，小妹妹只能还是叫“唐英”。
1979年，我年近七十的奶奶因病去世。姑父从武汉带来用于办丧事的香烟，全是“白金龙”。那时，农村抽的烟，最好的也就两毛左右的“游泳”“圆球”“银象”“常德”，一般的抽的是“大红花”“经济”“香零山”。给奶奶抬棺的“丧夫”，基本都是同一个生产队的唐家人，抽着姑父发的“白金龙”香烟，感慨地说：“还是有子女在外面工作好哇。你看这老妈子女婿发的烟，清一色的‘白金龙’。都说干部抽的‘白金龙’,群众抽的‘喇叭筒’，我们今天跟着沾光，也抽‘白金龙’过一把干部瘾。”
奶奶去世后，爷爷感到很孤单。当年他开柴坊时，挽留他落籍的那些本家，不是故去就是已经年迈，他们的后辈基本上不搭理他；加上正值我初中毕业推荐上高中之际，村里人对他及我家不公平的待遇，令他老人家耿耿于怀，也就很少与村里的人打交道。也难怪，我家自六世祖从朱巷虎形唐家迁出，到我爷爷那辈，已经离开了整整十八代。虽同祖同宗，但毕竟年头已久，有些隔阂是难免的。不过，爷爷也有他的道理。他的爷爷，原是清廷蒲圻县衙的县丞，自己是粤汉铁路的司机。1938年“武汉大会战”，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寇进攻蒲圻，炸毁了蒲圻铁路大桥，导致他失业。无奈，只好先跑到新店，接手自家的铺面，看到来钱不快，才到马蹄湖开柴坊。当他隔三差五把收来的干柴经水路运往武汉，换回大把的银元，一手精湛厨艺烹调出诱人的美味，让那些本家羡慕不已。柴坊失火后，非拉着他落籍，以致日本投降后，铁路上通知他复工，走到半路都被拽回。而在我继续上学的关键时刻，居然把他作为“漏划四类分子”，大会小会都拉出来批斗，他不气愤才怪。
父亲看到爷爷每天无精打采、不愿搭理人的样子，十分心疼。只好叫爷爷到处走走，去亲戚朋友家散散心。
1980年，我冲刺高考前夕，爷爷来到我借住的表姑家，说要到武汉姑妈那里住一段时间，顺便拜访过去的同事。晚上，爷爷挨着我睡时，左叮咛右嘱咐，一定要好好读书“跳出农门”，不负书香门第之名。
谁料，这竟是我与爷爷见的最后一面。
高考结束后，我兴冲冲地回到乡下老家，却四处找不到爷爷。最后，发现他的照片与奶奶的遗像挂在一起。
父亲告诉我，爷爷到武汉姑妈家后，姑父按照爷爷列出的名单，将他在武汉生活、仍健在的同事，一一请到家中聚会，姑父还拿出自己珍藏了多年的酒，为他们助兴。40多年没见面，一帮70岁左右的老头子喝得很“嗨”。吃完饭后，京山哥发现爷爷坐在椅子上，保持着手伸向开水瓶的姿势，一动也不动，吓得大喊：“姆妈（妈妈），爹爹（爷爷）这是怎么啦？”原来，患有高血压的爷爷喝酒后感觉口干，想倒水喝，却因酒喝得太多，引发脑溢血。爷爷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已经回天无术，姑妈却坚持要输氧，一直等到父亲赶到医院见爷爷最后一面。
父亲还告诉我，爷爷可能预感自己大限将至，说要去亲朋好友家把自己的“脚板印”收回来。临去武汉前，爷爷还交代父亲，如果他一去不回，就把他拉到火葬场烧了，骨灰撒进长江里。什么棺材、墓地、酒席全免了，不要给家人增添经济负担。那时，农村刚刚开始殡葬改革。除干部外，农民一般都选择土葬自己的亲人。爷爷一生与世无争，飘逸洒脱，预感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还想到不给子孙增添负担，着实令我感到心痛。姑妈与父亲商量后，决定遵从爷爷的部分遗愿：遗体火化，但把骨灰带回农村土葬。
亲戚朋友对我封锁了爷爷去世的消息。理由有二：一是怕我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打击，影响学业，考不上理想的学校。二是我与爷爷的八字相克，不宜出现在丧葬现场。第一个理由，似乎有些道理；而第二个，就有些牵强。爷爷已经过世，我再埋怨谁都没有用。但作为长孙，却未能出现在爷爷的丧礼上，这个坎，我一直迈不过去，也是引以为疚的一大憾事。
1986年，我在作协湖北分会青年诗歌学会《诗中国》杂志工作时，姑妈全家已搬到姑父工作的武汉合成纤维厂武太闸宿舍。那时一栋耸立在民居中的独立大楼，姑妈家住在七楼，一室一厅带厨卫的那种。那时，爱桥姐已经出嫁，住在武昌丁字桥石碑岭。表姐夫姓金，我与两个表哥一样，也叫他“小金哥”。姑父姑妈住那一室，总红哥住在那一厅中隔出的一个房间，京山哥则住在那一厅顶部隔出的一个小阁楼。总红哥因为小时候得过中耳炎的缘故，耳朵有点不好使，显得有些木讷，也不善言辞，话语较少，与姑父同在一个厂工作。京山哥是典型的哥们，豪爽仗义，交友甚广，在派出所当协警。说起小时候欺负我的事，京山哥居然搬出令人哭笑不得的理由：“谁叫我姆妈不生个弟弟或妹妹让我欺负？”气得姑妈笑着直骂他“孽障”。京山哥露出委屈的样子说：“那不都是小时候的事吗？谁小时候能保证自己没有做过错事？”接着，他拍了拍胸部：“东湖那一带，是我兄弟的地盘，拐子我罩着你。谁要是敢欺负你，老子打到叫他认得我。”不过，话说回来，我这个人从不惹事。而且，湖北作协那地方，住的都是文化人，那些野蛮、不文明的事，根本不存在。
1988年，我从部队回来后，在武昌津水闸一家报社办的杂志工作。那里离姑妈的家更近，走小巷几分钟即到。1991年，我在地处武汉展览馆三楼一家新创办的报社工作。那段时间，我经常去她家蹭饭。记得京山哥那时，在小区里靠墙盖了一层一室一厅带厨卫的房子，他儿子王玉哭闹的时候，他就用蒲圻话对我说：“你说你是公安局的，吓他一下。”果然，当我板着脸用武汉话说：“我是公安局的，专门捉不听话的小孩。”时，小王玉赶紧停止了哭闹，躲到表嫂的怀里。
到海南后，我回湖北的时间并不多，有时一年还不到一次。有一年，我特意选择经武汉回赤壁，看看姑父与姑妈。在武泰闸的一家商店，我盯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看了很久，也不知买什么礼物为好。想到姑父喜欢喝酒，就买了两瓶“洋河大曲”。接过我递过去的酒，姑父笑着说“伢儿，‘爸牙’就喜欢喝老家乡里酿的粮食酒，你还不如给我从蒲圻拎十斤白色塑料桶装的粮食酒来。这瓶装酒，既然是你侄儿孝敬，我还是收下。”我笑着解释说：“我这不是刚从海南回来吗，还没来得及回蒲圻就先到您这儿来了。”姑父听完，爽朗地笑了：“那我们爷俩就约好了，下次得给我送乡里酿的粮食酒。”遗憾的是，姑父没等到我送酒去，就因病离开了我们。
2008年，侄女打来电话，说要在广州举行婚礼，请家里人都参加。婚礼过后，我准备独自一人回海南，父亲和母亲却拉住姑妈，说：“孩子离婚快10年了，也不知道他一个人在海南生活得怎么样。要不，我们一起去海南看看。”当时，姑妈年届70，孙子、孙女亦已长大。如今有机会出远门，还能去海南欣赏美景，非常高兴。那次，父亲、母亲和姑妈在海南住了一个多月，坚持等我过完46岁生日才回湖北。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在海南的同班同学邓海平请我父亲、母亲和姑妈一起到歌厅，他情真意切演唱的那首《母亲》，让我和母亲流泪不止，姑妈就在一旁安慰我们母子。当我为姑妈买好卧铺票时，她老人家说的一句：“早知道卧铺票和飞机票差不多，我就坐飞机了。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坐过飞机。”令我内疚。我早该问问，好让她老人家遂愿啊。
2012年春节，我现在的爱人说：前几年都是在广东过完年后直接回海口，今年就在广东过完年去一趟湖北再回海口，顺便到武汉看看姑妈。
在武汉天河机场下飞机后，我们坐的是到武昌傅家坡的机场大巴。春节期间，傅家坡客运站人潮如涌，想打一辆的士十分困难。我找了两部摩托，请他们先载我们去武泰闸，然后到宏基客运站。当我们拎着大包小包到达武泰闸姑妈住的地方，发现小区没有保安室，只好叫爱人守行李，我独自去看望姑妈。
姑妈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听说我爱人也来了，拄着不锈钢拐杖挣扎着想去看看，还埋怨我不把她带进来，但终因走动困难而放弃。我解释说行李太多，无人照看，租的摩托车也在等。再说，时间多的就是，以后再与她一起来看姑妈。姑妈也觉得只能这样，收下我给的红包之后，拿出两个红包要给我爱人和儿子，被我推辞。我对姑妈说：“等到明天春节给您拜年时，您当面把红包交给他们吧。”没想到，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姑妈。直到现在，爱人都无不遗憾地说：好不容易到了姑妈的家门口，却没有进去，连姑妈的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6月初，父亲和母亲决定，与姑妈一起再次来海南。但京山哥回话说，姑妈行走困难，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无法随行。
端午节期间，我带着我们杂志的一帮同事，参加“海南（定安）端午美食节”活动。记得刚与媒体的同仁们下车，准备参观热带飞禽世界，京山哥就打来电话，告知姑妈去世的恶噩。顿时，一种深深的悲伤涌上心头。姑妈慈祥的脸容，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姑妈一生含辛茹苦，送走了8位老人，抚大了3个儿女、3个孙辈，默默地照顾两边在农村的兄弟姊妹及侄辈。如今苦尽甘来，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大好时光，却与我们从此阴阳两隔，怎不令我肝肠寸断？
2015年，母亲七十岁大寿。她本不想惊动我表姐、表哥们，但父亲想念外甥，忍不住给他们打了电话。小金哥、总红哥、京山哥到后，拉着我双目失明的叔叔，也就是他们的幺舅，问寒问暖。趁寿宴尚未开席的空隙，京山哥跑到附近的商店，给幺叔买了一双新皮鞋，亲手给他换上，说：“我姆妈最疼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幺舅。现在，姆妈走了，我要接着尽孝。”京山哥的举动，令我十分感动。在他们心里，血溶于水的亲情，是永远割舍不断的情感。
（五）
奶奶出嫁时的陪嫁丫鬟，后来作为奶奶的女儿嫁到石人羊普塘李家的姑妈，连我父亲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羊普塘李家原属新店公社石人大队，也就是现在的新店镇官仕坳村。这位姑妈出嫁的时候只有16、7岁，还没生育就因病去世。据我父亲说，他没有见过这位姑妈，好像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病逝。
李家姑父续弦后，依旧把我的爷爷奶奶当作自己的岳父、岳母，表哥烈山、沧海、楚生和两个表姐，也把我父亲当作自己的舅舅。我随父亲去过羊普塘李家，高我一届的楚生哥也带我去过他家。姑父过世时，我戴的是直系亲属才戴的长孝。
烈山哥和两个表姐，我打交通不多，只见几次。
沧海哥是从我们龙会桥学校毕业的，篮球打得特别好，后来留在学校当老师，但没有教过我。他思维敏捷，头脑灵活，颇具经济眼光，感觉当教书匠不是自己的终极目标，便弃教从商，做起了生意。我从部队回来后，在武汉一家报社办的企业杂志工作。1989年，我到车埠一家企业采访，得知沧海哥办了一家腈纶棉厂，就在那家企业的对面，还专程拜访过他。据说，他后来在赤壁城区附近承包了一家工厂，生意做得很不错。
随楚生哥去他家时，我读四年级。那时，我只知道喊他父母叫“爸牙”，并不知晓他妈不是我姑妈。回家后，奶奶得知“李家爸牙”待我十分热情，有些伤心地说：“那个女子命苦啊，冇得福气享受。”我有些奇怪地看看了，奶奶抹了一下眼泪，才告知其中的实情。
沧海哥办腈纶棉厂时，楚生哥在车埠砖瓦厂当会计，我也去找过他。也许是楚生哥与我年龄相差不大的缘故，我们两人比较谈得来，说话也比较随便，可谓无话不谈。
姑妈没有为李家留下一儿半女，姑父和续弦的姑妈及表哥表姐们仍视我家为亲戚，足以证明他们朴实、 淳厚、善良。与现在的男女分手后如同仇人，离异后形同路人，可谓是鲜明的对比。
（六）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当时的新店公社直属学校——龙会桥学校读的。从学校穿过约一公里的水田，是一个叫但家畈的小村。我爷爷奶奶从煤场捡回来的姑妈唐想生，就嫁在这里，这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姑妈。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我叫她“但家细爸牙”。那个村子，过去叫朱巷六队，现在叫朱巷五组。屋后是一片竹林，前面是一条蜿蜒曲折流入龙会桥的河沟。河沟较深，水很清澈，村里人基本都在这里淘米、洗衣。姑妈小名毛伢，从我记事起，就看到姑父和姑妈腿脚不方便，每人走路得拄着一个棍子，姑父的背还有驼。据说，是他们年轻时农活干得太多，特别是经常泡在水田，得了风湿病，导致劳动力丧失。
姑妈有二个儿子，两个女儿。大表哥叫森林，我和表姐、表妹一样，称他“森哥”；二表哥叫平清，我依此称他“平哥”；表姐叫汉珍，表妹叫小汉。
森哥一直在外面工作。他在当时的咸宁地区麻纺厂上班时，我有位同学刚好在那里当会计，还到他家玩过。前几年，森哥退了休，回到老家盖了一栋房，搬回农村养老了。
平哥一直在村小当民办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大女儿即将读初中时，眼看转正无望，家庭负担又太重，便辞职归田，专心把孩子“捧”大。他的孩子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大女儿医学院毕业后，在赤壁市人民医院工作，现是医院的骨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正在帮平哥家插秧，忽然听到表姐和表妹嘀咕：“怎么湖南的人没有来帮忙？”我不知所以，便问是怎么回事。平哥告诉我，抗日战争爆发前，我爷爷是粤汉铁路的司机，与奶奶等一大家人住在岳阳荣家湾车务段，他妈妈是我爷爷奶奶从煤场捡的。尽管他们当时到处打听是谁家丢了孩子，却一直没有人承认。也难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湖南农村，家里需要孩子去铁路的煤场捡煤炭，说明生存条件很差，大人都无法养活，哪会去管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死活？姑妈对自己的身世有模糊记忆，多次叫表哥表姐们去寻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终于在荣家湾附近的农村，寻到了姑妈的弟弟们，但对方却并不怎么热情，交往了一、二次，就没有了下文。姑妈去世后，墓碑上刻的名字，依然是：唐想生。
我与平哥的交集很多。我到海南后，他开上了那种客货两用的摩托，既拉货，也拉客。他那时的烟瘾、酒瘾都很大，每次我从海南回老家，两兄弟经常“煮酒论英雄”。他60岁大寿那天，我恰好从海南归来。看到我前去拜寿，他露出一颗掉了的门牙，嘿嘿一笑：“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平哥热心快肠，乐于助人，每天笑嘻嘻的。2015年冬月我叔叔去世时，他忙前忙后，一刻都未曾停歇。也许是太疲劳的缘故，他中午在酒桌上有说有笑地正在喝酒，忽然就倒在了桌上。这下，可把我们吓坏了，赶紧给他大女儿打电话。我们这边连忙找车送，他大女儿那边派救护车接，终于赶到高速公路路口相遇。医生说是突发脑溢血，时间稍微耽误，便会有生命危险。叔叔的后事料理后，我感觉很不好意思，就与两个弟弟去医院看他，他却像没事般笑了笑，还叫他小舅子带我们去吃饭。
经此变故，表嫂和孩子把平哥留在赤壁城区，实进严格的监督，严禁他抽烟、喝酒。没事的时候，他就上午乘公交到我在城区的家，吃完中饭后与我父亲和几个牌友一起打打小麻将，倒也怡然自乐。
汉珍和小汉，基本都是到了年龄就结婚了。汉珍生了几个孩子后外出打工，前几年回来在家带孙子。小汉则一直做点小生意，虽不是大富大贵，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充实。
（七）
住在蒲圻城区的，还有一位姓陈的姑妈。
1979年春节后，奶奶带我去县城二中读书，说已经安排我住到“陈家爸牙”家。此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一门亲戚。
陈家姑妈与姑父同姓，是县家具厂的油漆工。
姑妈有6个孩子。大表哥在国营军工企业四四六厂上班，谈的女朋友是官塘的，姓童；表姐好像排行老二，谈了一个在汽车修配厂工作的男朋友；三表哥在当时的房管所（现在的房管局）上班。四表哥小名闹儿，与表弟五儿、六儿都在读书。
姑妈的家，位于原县影剧院后面住宅区的一堵高大土墙下面，是一栋红砖红瓦的平房，地势比一般的民居要几十公分。前面的两间正房，大表哥住一间，另一间是过道与饭厅；后面是一间正房和厨房，有一个较小的后门；楼上可以住人，我与闹儿表哥及两个表弟，就住在楼上。相隔不远，便是京广铁路复线。每当火车经过，感觉心脏随着火车的震动而震动。
印象中，姑父对我偶有笑容，而姑妈除奶奶带我去的那天对我笑过，对我一直都很冷漠。一天，大表哥说他有12元钱和几斤粮票不见了，姑妈问遍了家里的人，都说没拿。问我，我也回答没看见。但姑妈看我的神情，与“郑人疑斧”如同一辙。只要一看到我，就骂“穷疯了，不要脸，做贼偷钱。乡里人的素质，真差劲。”无端蒙冤，我心里特别难受。大约半个月后，大表哥说钱与粮票找到了，他忘记自己把钱与粮票放在塞进衣柜的衣服口袋里。
姑妈淡淡地告诉我结果时，没有说半句“孩子，对不起，冤枉你了”之类的话，让我很失望，觉得再也住不下去了，就跑到住在东门的表姑那里诉苦。表姑听了十分生气，没与表姑父商量，就要我搬去她家。姑妈听我说要搬走，没有挽留，表情依然淡漠。而我，却始终无法抹去那道阴影。
大约是1989年，我从武汉回家采访蒲圻的企业时，无意碰到表姐夫。他那时已经升为车间主任，带我去了他们领导的家。我意外发现，那家的女主人但华玉，居然是我小学的老师。表姐夫叫我有时间去看看姑妈，但我心里迈不过那道坎，敷衍了几句便没有下文。前几年，我在爱人面前提起那段往事，被爱人臭骂了一顿，说我不懂得报恩。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确实做得过分。无论姑妈如何待我，她在那个时候收留我，尽管是奶奶的面子，但更多的是亲情。我理应在自己成年后，去看望这位姑妈。
与我一同在海南打拼的蒲圻兄弟魏少文（文华），住丰乐街，自小就认识闹儿表哥与表弟五儿、六儿。 前两年回蒲圻，我想打听姑妈一家的下落。魏少文的二哥魏新华，也认识闹儿表哥与表弟五儿、六儿。他告诉我，修建东洲大桥时，影剧院和姑妈家均被拆迁。姑妈一家，好像安置在金三角附近，姑妈已经去世。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五味杂陈。不管怎么说，姑妈都是我的亲人，有恩于我，我应该在她有生之年去看望。而如今，已完全没有这个机会和可能了。
（八）
写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写写我的表姑。去掉“表”字，她也算是姑妈啊。
表姑是我奶奶大弟的女儿，也就是奶奶的侄女，“武汉爸牙”全珍姑妈抱养到张家的妹妹，父亲的表妹，红刚表弟的亲姑姑。按蒲圻的习俗，我叫她“表叔”。
表姑叫张桃生，与前表姑父生有三个儿女，分别是：表妹韩丽，表弟韩明、韩青。
表姑一家原住在东门拐角处，与大舅爷爷同住在一套房子里。大舅爷爷与表伯父（也就是红刚表弟的父亲）一家，住在进门的左边，表姑一家住在右边。门对面，是原县公安局的围墙。
大舅爷爷原在城关镇人民医院（现赤壁市第二人民医院）当会计，表伯父在县人民医院药剂科工作。表伯父搬到蒲圻一桥旁边的县医院宿舍区（习称“六公司”）后，表姑在离她家原址仅几米的地方，做了一栋平房。房子不大，相当于现在的一室一厅。走进用拆了老屋的半截砖头门砌成的院墙，是一个小院子，里面栽着几棵葡萄树。葡萄藤恣意地攀爬在搭的木架子上，形成一片绿荫。屋子前面的一间小房，是两个表弟的，放一张床、一张小桌；中间是表姑的卧室，由于前表姑父是火车司机，经常不在家，表妹就陪表姑睡；后面是厨房。门的向址，朝着原县人民法院。
1979年春节后插班进二中读书时，奶奶就告诫我：城里不比乡下，规矩多，要学会“胼手胝足”，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来。因此，我每天除了上学读书，一般呆在“陈家爸牙”家，哪里都未去。无端蒙冤后，心里感到十分憋屈，便在一天晚饭后，走到表姑家。
那天，我穿着一件类似朝鲜军服的那种条形草绿色上衣，走到院墙门口，看到表姑与表妹、表弟们正在吃晚饭，怯怯地叫了一声：“表叔”。
表姑抬起头，一脸惊?地看着我：“你找哪个？”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报出自己的小名：“表叔，是我。”
表姑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热情地招呼我：“是你这个鬼伢，都长这么大了。吃饭了没有？坐坐坐。晓得你在二中读书，住在你‘陈家爸牙’家。都来了差不多一个月吧？也不来看看你表叔。”
听了我的诉说，表姑很生气，立即说：“你搬到表叔家来住。亮珠也在二中读书，你们两兄妹每天正好一起上学。有你保护，我也就不担心她受别人的欺负。”亮珠，是表妹韩丽的小名，在二中读初二。
表姑在城关镇的鞋厂上班，属于街道企业。虽工资不高，但有前表姑父铁路上高工资的帮衬，日子过得还算舒适。
搬到表姑家的第二天早晨，表姑就带我和表妹到四面像旁的大群餐馆买早餐，说：“你是哥哥，以后就由带妹妹来买早餐。记住，一根油条6分钱、1两粮票。我每天给你2角4分钱、4两粮票，你和妹妹到这里吃早餐。”
我奶奶去世的时候，表姑和表妹都赶到乡下“吊孝”。俗话说“爹疼头孙”，奶奶对我最好。童年的时候，每天凌晨放牛前，奶奶都拌糯米粉给我吃。奶奶去世不久，我回到城里继续读书。一天晚上，我因思念过度，在梦中哭醒。表姑赶紧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眼泪漱漱，声音也变了：“伢儿呐，你把表叔的心都哭碎了。乖，别哭了。”
当时的西瓜，好像只有5分钱一斤。有一天，表姑花6角5分钱买了一个西瓜，回家后泡在水桶面降温。吃完晚饭，表姑把西瓜剖开，吃得我们几个心里甜蜜蜜的。
北门街上，有县城最早的电影院。表姑空闲时，就拉着我和表妹去看电影。直到现在，我还能唱《三笑》《小花》等电影中的插曲。
1979年的冬天，我得了感冒。表姑用搪瓷缸装姜和红糖，在煤火炉上煨，叫我连姜一起吃下，然后在我身上盖上几床厚被子。第二天起床，我发现垫被全湿了，床铺的木板上还留着明显的湿印。好在第二天有太阳，否则就惨了。
表姑一直担心表妹受到别人的欺负，让我保护她。直到1980年，我在二中读高二的时，才有机会出手。
表妹与她同班的吴凤秀，关系甚好。一天，两个小丫头告诉我，她们班上有个男生，仗着自己的父亲是郊区的大队书记，带着一帮男生欺负包括她们在内的女生，还偷偷骂过我。其实，那个时候的“刺儿头”学生，无非就是调皮捣蛋，搞些恶作剧，找存在感而已，与现在的校园“霸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但我牢记表姑的话，不能让表妹受到一点伤害，就到他们班上，发了几句飙，算是警告。
那个男生，当天并不在教室。其他男生转告那天的情况后，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想扳回一局。
我们两个班挨得很近，班上的同学也知道我警告初三学生的事。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提醒我，说最近几天晚自习，发现有不熟悉的脸孔在窗外晃动，应该是针对我，叫我加强注意。
说真的，我并不悚初三的“刺儿头”。为稳妥起见，我从表姑家找了一根拇指粗的钢筋插在背后，以防万一。
两天后，该来的终于来了。那天下午，我们高二文科快班要进行语文测验，我便提前出发去学校，准备温习一下功课。走到学校操场快到教室门口时，5、6个学生一字排开，拦住了我的去路。中间一个个子比我高的男生看着我说：“前几天是你到我们班上发飙？”
“是又怎么样？”我毫不畏惧。
那男生提起一脚就往我身上踢，尽管我侧身避了一下，白色衬衣上还是留下了黄色的灰尘。
我知道，此时必须“擒贼先擒王”，就抽出插在背后钢筋，朝那个男生抡了过去。
我拿着那根钢筋，不知究竟抡了那个男生多少下，也不知被谁抢走了钢筋。只知道那根钢筋最后被我同学龚诚抢在手里，那帮初三的男生没有去龚诚手里夺。
那个男生被我打倒在地，没有了钢筋，我就用拳头往他头上招呼。
正在这时，一声大喝传来：“干什么？”我同学魏小武的父亲，我们学校的魏副校长站在我面前。
我赶紧住手，挺直了身子，指着地上的那个男生：“魏校长，他打我。”
威严的魏副校长看到我理直气壮的样子，被逗笑了：“人家都被你打倒在地上，怎么打你？”
在老师办公室，班主任黄启标和我舅爷爷徐康民分别过来询问事情的经过，他们都教过初三，认识那个“刺儿头”学生。知道是那个学生先动手，连说：“打得好。那个家伙也该好好修理一下，太张狂了。”估计，他在班上没少给老师使绊子。
知道我在班上从不调皮捣蛋，是被逼还手，学校也就没有追究。通知我回教室的时候，我找到舅爷爷：“舅爹，我的钢笔在刚才打架时丢了，您的借我用用，我们这两节课考试。”
后来，我在上学的路上碰到过那个男生。见我将手搭到他肩膀上，他连忙躲闪，有些害怕地说：“你还要打我？”我一笑：“你不惹我，我干嘛打你？以后，不要再欺负同学了。”听说，他后来当兵去了部队。他若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觉得自己当初在学校那些所谓的“带拐”行为，显得太小儿科，根本不值一提。
表妹初中毕业后，先进针织厂上班，后招工到蒲纺总厂。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找了一个在地区水泥制品厂工作的男朋友。表妹夫姓舒，神山那个方向的人，忠厚老实。她在武汉工作时，曾与我有过电话联系。据二表弟媳说，她现在武汉给女儿带孩子。
应该是表妹到蒲纺工作之后，表姑搬到了二中旁边的铁路边。房子也就两间，一间正房、一间饭厅，后面是厨房。而这时，前表姑父找了一个比表妹仅大几岁的女孩子，就与表姑离了婚。之后，为了拉扯两个未成年的表弟，表姑也相过男人，但性格不合。直到韩明表弟进了市河砂厂并成家，韩青表弟进了蒲纺工作，表姑才正式改嫁。
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我家有喜事，表姑与大舅奶奶带着表妹的孩子到我家做客。他们坐在大门里面，我没有注意到。经过表姑身边时，她叫了我一下，我才发现。表姑笑着说：“你不会把表叔忘记了吧？”我连忙道歉：“不好意思，我是真的没看到。表叔对我那么好，我怎么会忘记。”的确，表姑待我，比亲生儿子还好，弄得韩明表弟还有点吃我的醋。
表姑改嫁后，我还没有遇见过她，也没有见过后来的表姑父，倒是经常碰到韩青表弟一家。韩青表弟住在铁路边的老房子，只不过把原来的那间饭厅和后面的厨房，改成一室一厅一厨一卫，门前的铁路修道后，又在对面弄了一间房。韩明表弟在表姑原来住的那间房旁边，又加了一间。但他一家在照顾中风的前表姑父，基本没住在这边，我也只是偶尔遇到。我在城里买的房，有一条小路可到三弟家，韩青表弟家是必经之处。若韩青表弟或表弟媳在家，我便到他家坐坐，抽抽烟、喝喝酒。
10个姑妈加上一个表姑，目前健在的仅4人：80多岁的岳州姑妈、熊家姑妈，74岁的表姑张桃生，61岁的日本姑妈唐东美。同辈的表姐、表弟，也有几个因病或意外去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更替，老亲戚走动的越来越少，我们的后代之间基本没有交往，正所谓“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无人走”。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关系理顺。茫茫人海，相识是缘，更何况还有“打断骨头连着筋，剥去皮肉还有心”的血肉亲情。既然老天有眼，让我们一脉相承，那便是一种缘分，值得一辈子珍惜。对于老人，我们做晚辈的，亦应该牢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及时行孝，为老人构筑幸福的晚年。
